参加太平天国起义密谋的秦日纲，也是贵县人。"在家与人做工，并无是乜才情，忠勇信义可有。"（《忠王李秀成自述》，影印本。）他可能就是矿工，也是贵县会众的领袖人物。
平南县的鹏化山区是拜上帝会的又一据点。"鹏化山区在平南县城的西北部，位于紫荆山的左翼，是由鹏化、麒麟、罗恒、东皇、八垌和大同东西的诸山连结而成的一个长方形山区。"这里拜上帝会的主要领袖人物是胡以晃。胡以晃是鹏化山区内花洲山人村人，是一名武生，富有田产，任侠好交游。入会以后，他还负有联络永安山区会众之责。胡以晃同洪秀全、冯云山关系密切，但没有成为最内层的核心分子。
除了桂平紫荆山区、贵县龙山山区和平南鹏化山区以外，19世纪40年代末，拜上帝会在其他许多地方也有很多会员。
如象州。紫荆山西越瑶山即象州境。"象之瑶山麓石龙村谭要常过山，遂通洪逆，回象私传其教，煽诱乡愚，乡中人入会殆千计。"（覃元苏：《象州乱略记》，见《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上册，130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后来做到夏官正丞相的何震川就是象州新寨村人，他原是一名秀才，参加了金田起义。
如武宣。武宣与桂平毗邻，其部分地区即在紫荆山，山之西麓即武宣之东乡。东乡、三里等地有不少拜上帝会会员。
如藤县。藤县北部之大黎山区与平南鹏化山区相邻，这里也有不少拜上帝会会员，李秀成即其中之一。
如陆川。陆川县之下堡、博白县之车田和广东石城县之石角、化州之平定堡等两粤毗连之处，和陆川附城及县北，拜上帝会会员甚众，声势日大。陆川赖九和后来闻名的博白黄文金，是他们的领袖人物。
又如广东信宜的大寮山区，这里有凌十八、凌二十八弟兄接受洪秀全的宣传，建立拜上帝会组织，会员也很多。
在遍布于广西东南部以及同广东毗连地区的拜上帝会组织中，必有许多活动分子，后来成为金田起义的骨干。但由于史料阙佚，我们对此所知极少。太平天国庚申十年（1860），幼主奉洪秀全命发布封赏勋旧的诏书，说：
平在山勋旧俱升封义爵。黄为政封为天朝九门御林开朝王亲烈天义。吉能胜封为天朝九门御林开朝王宗殉天义。杨茂云、杨有庆俱升封义爵。杨兆安、林凤祥、梁舆琛、刘子居、李世光、林大居、赖培英、黄玉崑、黄期升，黄玉琇、钟芳礼、黄文安、魏超成等俱升封义爵，令吏部排衔。至一切勋旧，赏或不及，表们细查奏封也。（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北京图书馆编：《太平天国史料》，105页，北京，开明书店，1950。）
开列的人物并不都是平在山人，所谓"平在山勋旧"，应是指拜上帝会和起义准备时期有功的老兄弟。他们之中有些人在太平天国建国以后也很著名，但在起义以前的活动多不可考。其中略有事迹可记者如：
黄为政，即王为正，广西贵县赐谷村人，洪秀全之表侄。洪秀全、冯云山1844年初游广西就住在他家。洪秀全1847年第二次到广西，由贵县去紫荆山会见冯云山，即由为正伴随；途中洪秀全在九仙庙题壁，也由为正捧砚。王为正"随天贼南贼往来平塞山，诱惑愚顽者"（ 《金陵癸甲纪事略》，见《太平天国》，第4册，674页。），是拜上帝会的积极宣传者。（据《太平天国起义记》第十节，起义前拜上帝会一弟兄名Wang-ngi，在县城被王作新捉入狱中致死。此Wang-ngi简又文初译为"黄毅"，是不错的，后来却改译为"王为正"，不知何所据。王为正在建天京后曾为殿前丞相，副理机匠，见《金陵癸甲纪事略》。
黄玉崑后封侯，曾主江西军务。）
黄玉崑，即王玉崑，广西桂平大黄江人。曾为讼师，为营救冯云山出过力。（黄玉崑后封侯，曾主江西军务。）
钟芳礼，广西人。"居乡贸易钱米，天贼屡至其家，芳礼献钱米"（ 《金陵癸甲纪事略》，见《太平天国》，第4册，674页。建天京后，钟芳礼为恩赏丞相，总理机匠营。），在物质上资助拜上帝会活动。
魏超成，广西人，杨秀清一族的姻亲。曾到陆川、博白宣传上帝教。"系广西起事十八人内一火夫"（ 余一鳌：《见闻录》，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122页。魏超成后期曾为庐江守将，封循王。）。
其他如林凤祥，广西桂平白沙人，后为太平天国名将；黄文安，广西人，建天京后曾为殿前丞相，总理铸钱；黄期陞，广西人，后期曾任真神殿大学士，但他们在拜上帝会时期的活动和贡献，已无可考见。
除上述"平在山勋旧"中的人以外，起义前稍有事迹可述者还有：
卢贤拔，广西人，通文墨，"在集镇时称通品，能写名帖，书券约"（ 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见《太平天国》，第4册，719页。），曾参加写作《天条书》等，会中称为卢先生。建天京后封侯，参加删改六经。
曾水源，广西武宣人，农村塾师，系冯云山邀约入会，在会中司笔札。后曾任天官丞相。
曾钊扬，曾水源族侄，也是农村塾师，在会中司笔札。建天京后任删改六经事。
罗苾芬，广东嘉应州人，后流寓广西，起义前为韦昌辉司会计。建天京后曾任地官又正丞相。
黄启芳，广西博白人，通文墨，起义前在韦昌辉家教读。建天京后曾任春官丞相。
蒙得恩，广西平南鹏化里马铃村人。庚戌年（1850）二月与子时雍入会，曾去平在山见洪秀全接受教导指引。后为赞王。
其他如李开芳、曾天养、朱锡琨、黄益芸、黄再兴、曾锦谦、周胜坤、宾福寿、何潮元、吴如孝、梁立泰、吉志元、傅学贤、赖文光等太平天国后来的著名人物，都曾参加金田起义，他们必也对拜上帝会的活动作出了贡献。
拜上帝会通过分布在各地的领袖人物和骨干分子，联系着数以千计的会员。这些拜上帝会的信徒，包括了广泛的社会成分。
他们之中的大多数是穷苦人民。李秀成回忆上帝教的传布和信从者情况说：
天王是广东花县人氏，上到广西寻（浔）州、桂平、武宣、象洲（州）、腾（藤）县、陆川、博白，具星罗数千里。天王常在深山内藏，密教世人敬拜上帝……是以一人传十，以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数县之人亦有从之者，亦有不从。每村或百家或数十家之中，或有三五家肯从，或有十家八家肯从，亦有读书明白之士子不从。从者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忠王李秀成自述》，影印本。）
李秀成说的情况当然不是绝对的，参加拜上帝会的，也有一些有地位有财产的人和"读书"人。《太平天国起义记》述拜上帝会在1847年以后的发展情况时就说："有势力的和有秀才、举人功名的人，连同他们家族的很多人都入了会。"（③ 《太平天国》，第6册，858、870页。）但会众中的大多数是贫寒的农家和下层人民，这是可以肯定的。
参加拜上帝会的，客家人占了很大比例。"拜上帝会教徒多数为客家人"（ ③ 《太平天国》，第6册，858、870页。）。所谓客家，是历史上我国汉族人民向南方迁移运动中形成的有着特殊固定语音系统的集团。在广西，客家人又称来人，主要是指明清以来自广东嘉应州等客家聚居区移去的人，以区别于土著居民--土人。洪秀全的先人是从广东嘉应州移居花县的客家。冯云山也是客家。洪秀全、冯云山到广西宣传上帝教的媒介如曾玉珍、卢六以及杨秀清等都是客家。他们活动的地区有很多客家人。
为什么拜上帝会中贫苦人民和客家人占多数？
对于拜上帝会信徒中有很多贫苦农民的问题。人们认为这是由于拜上帝会是反封建的革命组织，穷苦农民具有最鲜明的反封建要求，因而他们自然成为拜上帝会的主体，这是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统治的证据和表现。这样的理解虽然不错，但却不具体，不准确。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我们要考虑这样的事实，就是拜上帝会的性质有一个演化的过程，它在成立之初，是一个拜上帝者的团体，而不是一个革命造反的团体。后来筹划反清起义，也只是在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等少数领导核心中酝酿，大多数会众是不了解的，即李秀成所说，"除此六人以外，并未有人知到（道）天王欲立江山之事"。这一点，即使认为拜上帝会的性质没有演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所以，在1850年以前拜上帝会的发展中，尤其是在1847年、1848年以前，大多数人并不是由于明确认识到拜上帝会是一个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革命机关而入会的，至少我们提不出人们是为了这样的目的而入会的证据。这样，对于拜上帝会中的大多数人为什么是贫苦农民的问题，还需要有另外的补充解释。这就是，我们应该考虑宗教同贫苦人民的关系问题。
恩格斯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666页。）历史上的人们认为社会力量和自然力量一样，都是自己无法索解的异己力量，因而幻想他们受着在自己以外的各种神道的统治。这是普遍的社会现象。
贫苦农民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他们受地主、高利贷者、封建官府的欺凌，又由于缺少生产和生活的资源，对于自然力量如水、火、虫、风、病等的控制和侵袭，更是处于弱者的地位。他们在生活中随时随地都可能遭到突如其来的不幸，遭受各种灾难、破产，甚至毁灭。所以，宗教在他们当中实具有最深厚的根源。正如列宁所说，"宗教偏见的最深刻的根源是穷困和愚昧"（ 《在全俄女工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35卷，1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被剥削阶级由于没有力量同剥削者进行斗争，必然会产生对死后的幸福生活的憧憬，正如野蛮人由于没有力量同大自然搏斗而产生对上帝、魔鬼、奇迹等的信仰一样"（ 《社会主义和宗教》，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12卷，1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在中国历史上，佛教、道教以及各种迷信之长期流行，穷困无告的落后的人民向形形色色的鬼神诉说自己的不幸，祈求自己的幸福，寄托自己的愤怒、抗议、哀叹和希望，就是这种社会原因决定的。
拜上帝会的宗教宣传并没有直接号召推翻清朝封建统治，更没有指出穷苦人民受折磨压抑的真正原因。但它指出了中国原有的神佛偶像是魔鬼，是祸害之源，而只有信仰它所宣传的上帝，遵奉上帝的戒条，才能免除人们的恐惧，给予人们以幸福，给予世界以安宁。对于千百年来把命运寄托于各种神道迷信的人民，对于迫切希望改善境遇但极少能获得改善的人民，上帝教是一种颇为新鲜的说教。它既大异于中国的经书，又不同于中国的神道，是很有一些吸引力的。李秀成回忆当年为什么信仰上帝教的情况说：
（洪秀全）劝世人敬拜上帝，劝人修善，云若世人肯拜上帝者，无灾无〔难〕，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敬上帝者不得拜别神，拜别神者有罪。故世人拜过上帝之后，具不敢拜别神。为世民者具是怕死之人，云蛇虎咬人，何人不怕，故而从之。（《忠王李秀成自述》，影印本。）
李秀成的叙述自然过于简单，过于把信从者的心理被动化了，但他指出拜上帝得以无灾无难，这正是贫苦人民的最普遍的希望。洪秀全的几篇早期作品虽然没有号召反抗封建统治，但它们谴斥社会的邪恶现象，而在这种邪恶世界中，最大的受害者是穷苦人民；它们憧憬太平盛世，而穷苦人民也憧憬在未来的太平盛世中能有自己平安幸福之一席。这些都是拜上帝会能够吸引穷苦人民的重要原因。（关于这一问题，可参阅本书《"拜上帝会"释论》一文。）
拜上帝会中有众多的客家人，这也不是偶然的。广西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客家人和外省人的迁入是长期的历史现象。"粤西幅员辽阔，纵横三四千里……通计土著十之三四，柳、庆、桂、平四郡，楚南垦荒贸易者多，粤东间有民人，亦略相等，闽省差少。梧、浔、南、镇、玉等府州，半与东境毗连，垦荒贸易占籍者多东人，闽人间亦有之。"（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拜上帝会兴起之地浔州府各属，就是客家人聚居杂居的地方，所谓"来人浔境皆有"即是；紫荆山的居民更是以从广东迁来的客家人居多。
迁到广西的客家人多是在原地艰于谋生的穷苦人民。他们"男女俱勤农事，不惮辛劳，故春耕秋获，较之他田获利倍多。居积之家有田者咸愿批与耕种"（ 同治《浔州府志》卷四，《风俗》。）。这是当地原有居民的佃户。当然，经过几代人以后，其中也有一些人变成了富农或地主。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客家人和土人在经济上是有矛盾的，主要是在生产力低下的私有制社会中，土人已开垦了较好的较易耕作的土地，后来的客家人一般处于不利的地位，这成了某些地方客家人和土人斗争的重要原因。（最著者为广西贺县客家人于1854年的斗争。他们在告示中说："照得尔土著绅耆士民，藉贺数百年，占尽良田美宅。兄弟等僻处偏隅，众寡不敌，或为批田重租，或为捐银入籍，种种恶焰，受辱难禁。"见［日］佐佐木正哉编：《清末秘密结社资料》，240页，东京，1970。）客家人和土人在自己的内部都存在着阶级的划分和阶级的矛盾，但由于这种利害冲突，由于客家人和土人在习俗、语言等方面的差异，又往往形成以客家、土著相区别的不同社会集团，引起了许多以客土之争的面貌出现的冲突，在广西历史上即所谓"来土"斗争。土人地主利用宗族关系和地域关系力图把土人农民包括在土人集团之内。某些共同的习俗和信仰，包括共同的偶像崇拜和迷信方式，就是他们加强这种团结的纽带。客家人是后来者，他们有强烈的团体意识，但他们不可能加入当地原有的宗族社会，往往处于比较孤立的地位。他们同当地原有的偶像崇拜和迷信方式联系也较浅，因而较易于接受一种新的信仰。拜上帝会的宗旨是，只要信奉上帝，不事偶像，遵守戒条，不分男女老幼贵贱，都予接受，并不是狭隘的客家人组织。但由于它的首领人物是客家人，活动地区多客家人，客家人的地位较易于接受新宗教，所以拜上帝会中有很多客家人信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