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田起义的日期问题，在当时或稍后的中外记载中就有多种说法。太平天国方面，洪仁玕、李秀成、赖文光的说法各不相同，前面已提到了。清朝方面，早期参与镇压太平军的广西右江道严正基说，道光三十年十月洪秀全"起事金田"；地方志书如光绪《浔州府志》说，道光三十年四月"红巾贼倡乱于桂平金田"；《平桂纪略》说，道光三十年六月金田村洪秀全"作乱"。这些记载为研究金田起义日期的论著所常用，这里不必一一详引。总之，四月、六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各说都有。
我们往往从这些不同的记述中去考证哪一种说法可以作为金田起义发生的日期。但我们可以这样设想一下，如果金田起义确切地发生于某一月某一天，何以太平天国人士和熟悉情况的其他人土会有这样多的不同说法呢？难道一定是其中只有一种说法是对的，其他说法都是错记或妄说吗？
如果认为金田起义不是发生于某一天的事，而是由一系列的活动和斗争联结成的一个过程，那就可以考虑，这些不同的说法除了确属妄说者外，可能是由于它们各自触及了这个过程中的某一件事因而造成了记载的歧异。
例如赖文光所说的庚戌年（1850）秋倡义于金田的话。很可能是由于这年秋天起义团营达到高潮，赖文光本人也适于此时到达金田，所以他用这样的言辞来概述金田起义。
又如李秀成所说金田、花洲、博白、陆川等地在十月不约同日起义的话。查考这几个地方的实际情况，并没有同日团营起义的记载，因而人们认为这是他的错记。但李秀成接着又有这样的话："此之天机变化多端，实不详周。"似乎当时曾有宗教性的具有神秘色彩的活动。他可能是把起义过程中的这一神秘活动当做起义的标志。至于其他人士，他们所记的，可能也是见闻所及的某一件事，如有的可能把在韦昌辉家"竖旗"看做"倡乱"之期，有的可能把某地会众到达金田的某次热烈场面看做就是起义，有的可能把拜上帝会的某次武装斗争看做起事之始，如此等等。
也有一些常被引用的说法，实际上所指并不是金田起义的日期问题，但被我们误做为金田起义日期问题的考证研究对象。
例如密迪乐的说法。密迪乐在其所著《中国人及其革命》（The ChineseandTheirRebellions）中提到的1850年10月上旬，被当做金田起义日期问题之一说。
密迪乐在金田起义时期曾任英国驻广州副领事，勤于搜集当时两广动乱情况的消息，1853年又曾去天京访问。他的说法似乎值得重视。但密迪乐提到的这一日期，实际上并不是对"金田起义"发生在哪一天这样性质的问题的回答。
密迪乐认为，洪秀全发动反清革命是不得已的，也就是说是受清吏迫害而临时激变的。他引述韩山文的《洪秀全的异梦和广西乱事之始原》（即《太平天国起义记》）一书中的许多段落，引述了洪秀全、冯云山隐藏于山区朋友家里被清吏侦知而遭封锁和杨秀清前去迎救，征引了洪秀全发出通知要各地教徒汇集于一处和各地教徒扶老携幼聚集在洪秀全旗下的记载，以证明他的看法。然后，他说：
无论从革命军的出版物、韩山文先生的书，或是从北京的京报，我都不能发现刚才叙述的那些事件的确实日期；但对所有这三种材料中的事实加以比较，表明它们发生在大约1850年10月初。所以，迄今已经奋斗了五年以驱逐满族和建立太平新朝的宗教--政治革命，是在1850月10月开始的。（T.T.Meadows，TheChineseandTheirRebellions，143～144页。）
可见，密迪乐说的是洪秀全等因受迫害而从宗教革新转变政治斗争的时间问题，是指洪秀全隐藏于山人村和各地教徒根据洪秀全的通知而向一处汇集等事件的时间问题，而不是指人们所讨论的金田的起义发生在哪一天的问题。密迪乐关于革命是由迫害而临时激发之说是不正确的，他关于激发之时发生的一些事件的日期，由于所见材料不足，判断为10月初也不准确；但他看出了这些事件的政治革命性质，这对于我们不把金田起义只理解为一日一地之事，倒是可供参考的。
又如白伦（L.Brine）的《中国的太平革命》（TheTaipingRe-bellioninChina）一书中的说法，也被作为金田起义日期问题之一说。实际上，白伦所举的日期也不是对金田起义发生在哪一天这样性质的问题的回答。白伦在书中同样引述了《太平天国起义记》中关于洪秀全通知各地会众到一处汇集直到洪秀全占领了一个富裕的市镇（江口墟）这一段，然后说：
占领这一市镇，是首次公然反抗官吏的权力和首次对军队实行正规的抵抗，所以，可以被看做是太平革命的开始。其日期很难确定；但是，根据当时的京报和韩山文的书所提到的一些日期判断，它一定发生在大约1850年11月或12月，或1851年1月初。（L.Brine，TheTaipingRebellioninChina，112页，1862。）
可见，白伦所说的日期是推测起义军占领江口墟的日期。他研究的是太平革命开始的时间，而他判断这一点的根据是对清朝官吏和军队的对抗。这种研究方法也可供参考，但由于他不了解起义军在占领江口墟以前已同清军对抗的许多具体事实，不了解起义军占领江口墟的具体时间，所以他判断太平天国革命开始的时间并不准确。显然，他的说法并不能回答金田起义究竟发生在哪一天的问题。
研究金田起义的日期问题包括两方面。
一是它的事实方面，即就客观事实而论，金田起义是否发生于某一天？金田起义是发生于某一天的事，还是发生于某一段时间内的事？在这方面，上文已经试图反复说明，金田起义是指一段时间内的活动和斗争，因而不存在发生于某一天的"日期"问题。
研究金田起义日期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它的"法理"方面。这是不很恰当的借用词，意指金田起义的当事者太平天国方面对于日期问题的观点或规定。这就是，金田起义的事实固然是不只发生于某一天，但太平天国当局是否只取其中某一天的事以之代表金田起义呢？是否有一个起义的纪念日或宣布日呢？在问题的这一方面，上文已经考察了太平天国文书文献中对于金田起义的提法和理解，它们把金田起义延伸为一段时间内的活动，这在事实上表明了太平天国并没有这样的起义纪念日或起义宣布日。
认为有这样的宣布日的唯一根据，仍是《洪仁玕自述》中的"恭祝万寿起义"一句话。把洪仁玕的这句话解释为十二月初十日，是起义宣布日，这是十二月初十日起义说的新近的发展。但这句话，"恭祝万寿"的意思是明确的，而"恭祝起义"却不一定能理解为是宣布起义。洪仁玕在说"恭祝万寿起义"一句以前，已说到了"金田起义之始"的多次斗争，"恭祝起义"理解为庆祝起义的胜利或实现，不是更恰当一些吗？如果真有过这样的宣布日或纪念日，太平天国人员在叙述金田起义而又涉及日期问题时，必然要以这个宣布日或纪念日为准。而事实是，洪仁玕、李秀成、赖文光的说法各不相同。一方面肯定有这样的宣布日，而另一方面又认为李秀成、赖文光这样的太平天国重要人物不知道或忘记了这个日期，那是不可思议的。由于十二月初十日只是庆祝了洪秀全的生日和起义的胜利实现，并不是法理上的起义宣布日或纪念日，而庆祝生日和庆祝胜利的事是以后也常有的，因而李秀成、赖文光都没有提到它，都没有把它当做金田起义的日期，这样解释可能是更合理的。
当然，金田起义并不是发生于某一天，太平天国并没有一个起义宣布日或起义纪念日，这并不妨碍后人确定某一天作为纪念金田起义的日子。这是不同的问题。既然在起义过程中有过在洪秀全生日那天庆祝起义胜利的事，我们把这一天作为后人纪念金田起义的日子是完全可以的--只要不把这个纪念日当做金田起义的发生日。
七
从道光三十年（1850）七月到十二月初的近半年期间，各地拜上帝会会众高举义旗，纷纷汇集金田。在这段时间中，金田究竟聚集了多少起义群众？换句话说，金田起义时究竟有多少人？这个问题，现在只有不完整的情况可资稽考。
据民国《贵县志》、《桂平县志》，贵县石达开原聚集了一千多人，在白沙墟驻屯月余，扩充至四千人而至金田。
贵县有另股矿工和在"来土"械斗中失败的"来人"一起归附金田。他们的人数，据民国《贵县志》，共为三千余人。光绪《浔州府志》未提到矿工，只说"来人"归附金田者为三千余人。（参见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浔州府志》，油印翻刻本。）大抵这些矿工也是来人，参加了当时的"来土"斗争（参见《潜斋见闻随笔》："三十年土来械斗，败后，矿徒恶类，半随会匪而去。"又说县北龙头等山银矿，"深山穷谷，居住俱系来人，三十年土来械斗，败后，多随会匪而去"。），所以光绪《浔州府志》中所说归附金田的三千多"来人"，应已包括这些矿工在内。
赖九率领的陆川、玉林、博白的起义者，《洪仁玕自述》和民国《陆川县志》但称有数千人。光绪《玉林州志》说陆川、博白"匪党"五六千，在玉林州水车江附近乡村，又有相当扩充。这样推算，其总数应在六千人以上。
据光绪《浔州府志》和民国《贵县志》，在赖九的队伍之外，博白另有数百人到达金田。《李进富供词》说，"小的知博白有三百多人"，可能就是指这数百名博白教徒。
象州石龙村谭要发展的会员"殆千计"，但聚集赴金田时，匆促间并未招集全部。他带去金田的大约为数百人。《洪仁玕自述》说象州有数千人到金田。如果这样，则应包括象州其他地方团营起义的人，其情况今已失载。
紫荆山和金田附近聚义的人数，简又文以为："紫荆鹏隘山一带之会众共有三千余人，入伍至少二千。"（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册，205页。）所谓"紫荆鹏隘山一带之会众共有三千余人"之说，别无所征，似据自他译的《太平天国起义记》："在此患难中彼等央求拜上帝会教徒之庇护。此时拜上帝会教徒人数约有三千，散居于各县。"（《太平天国》，第6册，868页。）这段话确是我们经常利用的。但查对韩山文书的原意却不是这样。原文作：
Inthisdistresstheysoughtrefugeamongtheworshippers
ofGod，whoatthattimeliveddispersedinseveraldistricts，in
congregationscountingfromonetothreehundredindividuals.
它的意思是："在此患难中，他们（指失败了的客家人）在拜上帝者中间寻得了庇护，那时拜上帝者散居在几个县份，组成了一些团体，其人数从一百至三百不等。"可见关于"教徒人数约有三千"之说纯系误译，如把这一句译文作为紫荆山教徒的人数，更不妥当。但简又文说紫荆山一带有两千人入伍，可能不错。光绪《浔州府志》称紫荆山和金田竖旗集党仅得三百余人。但金田村韦昌辉一族赴义的就有一百多人。（《太平天国起义记》说，"单是韦政就带来了他的家族约一千人"。按韦家东迁来，先到平南，后分支到桂平，五房各居一乡，金田韦姓乃第三房之后，起义韦姓约二百人。一千人之数如可信，当包括桂平、平南各房合计。以金田村而论，《金田之游及其他》说韦家与义者有一百多人，似较可信。）根据前引《李进富供词》，鹏隘山中在八月的一天就有十七八人参加起义。从这两例推测，所谓紫荆山、金田聚义者仅三百余人之说，必不可信。三百余人或是指三百余户，则连同男妇老幼约两千人，容或近似得之。
平南花洲团营人数无记载可考。《李进富供词》说："花洲有三百多人，王、卢，曾姓最多……均能打得仗的。"三百余人既指壮丁，则全股连同老弱似应在千人以上。其他各地团营起义到达金田的情况，均失载无考。光绪《浔州府志》称有桂平苏十九一股勾客民依附洪秀全，未记人数。又罗大纲等在道光三十年（1850）冬投效金田，其队伍似应仍在大黄江而未去金田，人数亦不详。
各地拜上帝会带领去金田的起义队伍人数，有的出于推测和估算，有的在历史资料中虽有记载，但可能有失实处，还有些地方连这样的记载和数字也没有，因此，金田起义的总人数似不可能以加法得之。清钦差大臣李星沅在咸丰元年（1851）二月十一日即金田起义后不久奏称："确探贼中强寇以及裹胁男妇，总在二万内外。"（《李文恭公奏议》卷二十一，《会奏查复现在贼首股数并请调云贵官兵折》。）《李进富供词》也说："大约男妇二万多人起首，能打仗的有金田起义路线示意图三千人。"参考各地赴义人数的一些记载，两万人左右之数，可能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
金田村在当时是一百多户六百人口的村落，两万人都集中到这样的小村，是不可能的。所谓洪秀全通知各地起义会众到金田集中，并不只是指金田村一地。李星沅在道光三十年（1850）十二月初五日给向荣信中说："府城对岸又有金田村尚弟会另股贼匪纠结十二村为患，号称万数。"（《李文恭公文集》卷九。）可见汇集金田的起义者系分驻于以金田村为中心的十几个村落。
金田村位于紫荆山的南麓，村后有犀牛岭，上有古营盘和草场，可作练兵之地。金田村背靠紫荆山，而向东南直到大黄江口，则是一片纵长二十多里的平原，其间村落环布，土地肥沃，粮产丰富。从金田村南行八里就是新墟，又称大宣墟，是水陆交通相当便利的商业集镇。在金田起义过程中，拜上帝会的势力曾控制新墟，要求民间开粜互市（光绪《浔州府志》卷五十六："采册云，贼党既众，勒（新墟）民间开粜如常。"又据民国《武宣县志》，起义队伍于十月十四日曾"移屯新墟"。），这自然是为了解决粮食给养问题。
两万人的给养，是个大问题。起义军依靠打劫附近反动绅富和会众贡献财产以解决给养的来源和财源，而以实行公库共享的办法在内部进行分配。
关于打劫反动绅富，清方资料中有这样的记载：
金田贼势渐蔓延，搜括附近绅富无噍类。（光绪《浔州府志》卷五十六。）金田会匪日肆披猖，竟敢焚掠勒赎。（《李文恭公文集》卷九，劳辛陔中丞，道光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洪秀全倡乱，所过富室一空，掘土数尺。（《贼情汇纂》卷一，见《太平天国》，第3册，47页。）
当逆焰初张时，所过粤西州邑，搜括赀粮，每遇富室巨家，必掘土三尺。（《贼情汇纂》卷十，见《太平天国》，第3册，271页。）
这是太平天国"打先锋"的开端，在当时是获取给养的重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