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逆自黔滇回窜叙南，裹胁两省土匪散练，众至十余万，数倍于前。同上书，《遵旨复奏折》。
（三）1862年秋冬，石达开"铺派各路官兵"分兵进取，其中中赖裕新一队在进军时，沿途亦屡有扩充。现举其属于太平天国壬十二年（1862）范围内的情况如下：石逆复分中旗一队分窜云南东川府，沿途聚集，众复数万。（同上书，《遵旨复奏折》。）东川发逆，即……中旗一股，现经东川击败，折回郡东。此股实在长发仅止千人……并裹胁亦不过七八千人。（《佚名日记》，见《太平天国资料》，215页。）
根据以上资料，我们可以确切地知道，石达开在太平天国壬戌二年扩军，绝不止于"石砫、涪州的那段时期"，而是在川滇黔三有过多次扩军的事实。其中又以这一年秋天绕道黔滇之时吸收部队较多，影响较大。"考证"只见到《石达开自述》中说"到石砫、涪州有二十多万人"，就认为募兵"训谕"发布于"石砫、涪州的那段时期"，说"这和翼王所述他在这时期沿路招集到二十多万人的情况是相合的"，这对石达开在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1862）全年的作战扩军经历，未免疏于考察。如果说，石达开在石砫、涪州有二十多万人，就是和募兵"训谕""相合"，那么，以上所举石达开在这一年其他各次扩军的情况，"众至四五万"、"裹胁众至十余万"以及说他进入云南时有"众数十万"（ 民国《昭通县志》卷五《武备志·戎事》："九月，石达开分道寇滇，数进。……取齐渡金沙江以犯四川，众数十万。"），不也可以认为和募兵"训谕""相合"吗？我们从《石达开自述》中，从以上所举各项资料中，可以知道石达开入川以后，在川黔滇都扩充过部队；我们从这一份募兵"训谕"中，又可以知道石达开还曾经主动张贴布告，号召参军。这两方面的事实是互有关联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够考定这份募兵"训谕"究竟与石达开在这一年多次扩军中的哪一次扩军有关，那么，即使把石达开在这一年扩军的所有资料都加以引用，也不能由此判明它究竟发布于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的何月何日何地。
三
"考证"在认为这份募兵"训谕"系发布于石砫、涪州时期以后，进而以这份"训谕"与石达开在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即1862年4月5日发布的谕涪州城内四民人等的告示相比较，说这两份文件有两处相似，即：两份文件似乎同样使用"壬戌"和"贰"三个木刻字；对"全"字和"魂"、"愧"字的"鬼"旁均不避讳改写。因而认为这两份文件的刻版缮写日期"极为接近"，并由此而作出进一步结论说，这份招募兵壮"训谕"是在石达开进入涪州城后所发，时间是1862年5月，即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三四月间。（"考证"说："我意，翼王于4月2日至涪州，4月5日发训谕给涪州城内等，劝其出降，也许因此涪州为翼王所得。入城以后，整顿一切，并出募兵训谕，军。涪州的人民，踊跃参军，大大增加了太平军的人数。以后就成为翼王进军入川力量了。因此发布这件募兵训谕的时间，应该是1862年5月（即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四月间）内的事了。"）这个结论，尤其令人困惑不解。推论中的逻辑问题姑不置论，重要的还是事实。涪州究竟有没有"为翼王所得"，石达开究竟有没有可能"入城以后"出示招兵？这本来参阅今人著作就可解决，但为了更可靠地判断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借此机会进一步查考一下较原始的记载。
清方四川总督骆秉章在一份奏报里，对石达开攻涪州的经过，有这样的叙述：
（石达开）连日扑渡，未能渡江，遂沿南岸由南沱一带窜至涪州城外小河对岸山梁屯扎。涪州知州姚宝铭……督饬绅团勇丁隔河堵御，该逆势不能逞，乃由小河上游之朱家嘴等处踩浅偷渡，于三月初四日（1862年4月2日）从望州关直扑州城，依山一带皆为贼踞。……该逆围攻不退。……（后骆秉章所派援军大至）十三日……贼遂大溃，纷纷鼠窜。我军立将仰天窝、堡子城、靖远关、龙王嘴、观音阁一带贼垒概行踏毁……城围立解……该逆已败窜蔺市镇一带。（《骆文忠公奏稿》卷四，《官军攻剿石逆大获胜仗立解涪州城围折》。）
骆秉章的亲信、当时任四川布政使的刘蓉，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谈及石达开进攻涪州的情况说：
石逆自窜涪州，围攻甚急。二唐及曾军先后踵至，刘靖臣廉访亦率所部果后全军由酆都来会，一战破之。该逆遂窜綦江，渡赤水，趋叙永，势极飘忽。（刘蓉：《养晦堂文集》卷六，《复郭意城舍人书》。）同治《涪州志》对这件事也说得很明白：
三月五日石达开扎浮桥自陈家嘴、夏家嘴渡涪陵江下围州城。州牧……激励民兵婴城固守。十一日翼长刘岳昭引舟师沂（诉）江来援，泊北岸，十二日候补知府唐炯、记名总兵唐友耕由重庆来援。十三日，唐镇……麾众出战，徐邦道……开西城直撼贼壁，至南门山、仰天窝，与唐兵会。斗正酣，守陴者发为助，声震屋瓦，刘军隔江遥应之。贼大奔，围解。（同治《涪州志》卷十三，《武备志·兵燹》。）
民国《涪陵县续修涪州志》对石达开进攻涪州失利的经过，更有长达两千字的记载。（参见民国《涪陵县续修涪州志》卷二十五，《杂编二·兵燹》。）
从所有各种有关的资料看来，石达开不曾攻克涪州，是确凿无疑的。这份招募兵壮的"训谕"当然也不可能发布于石达开入涪州城以后。
四
以上简单考察了石达开在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1862）的几次战斗历程和多次扩军的事实，认为并不能确切判明这份"训谕"究与哪一次扩军有关。但石达开在这一年的行军中曾张贴各种安民、招贤告示，这却可以从地方志书中得到证明。
同治《綦江县志》记载石达开于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春进攻綦江失利的情况说：
贼弃刀枪衣物米粮，沿途山积。搜获石逆伪封条数百张，内有封仓厫为久驻计、封当铺听赏、封各庙以贮男女听候赏配、拘船只赶造炮船为水陆攻渝计及安民招贤各伪示。（同治《綦江县志》卷五，《兵制·武备下》。）
同治《綦江县志》系补修于同治二年（1863），即石达开攻綦江后的次年，所记比较详尽。志中所说的招贤告示，不一定就是募兵"训谕"（"训谕"中有"片长薄技，定即录用无遗"等语，与现在所存太平天国的一些招贤告示文句相似，但"训谕"的主要内容已说明是"招募兵壮"，这又和一般的招贤榜有别）。不过至少可以说明，石达开在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曾经制作过安民榜、招贤榜这一类的告示。这一点，再结合本文所述石达开在这一年多次扩充部队的事实，对于考证这份募兵"训谕"的真实性问题，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旁证。
五
这份"训谕"上盖的石达开印也是可注意的问题。印文作"太平天国圣神电通军主将翼王石达开"，名衔与石达开从天京出走时告示所署完全相同，这是石达开始终未另立名号的又一证明。关于印的大小体制，据"考证"介绍，印长七寸八分，宽三寸九分。这是不能用《贼情汇纂》上所记太平天国的玺印制度来解释的。（"考证"说："此印长七寸八分，宽三寸九分，较《贼情汇纂》所记为大。这是《贼情汇纂》所记乃石达开封左军主将时所用之印。太平天国制度规定爵位越高的所用的印尺寸越大。石达开封左军主将是在太平天国乙荣五年，封圣神电通军主将是在太平天国丁巳七年（1857）以前。这颗印自然是由于封爵提高，因而用印的尺寸增大的。"这一解释是不通的。而且石达开封左军主将在前，以左军主将封翼王在后。《贼情汇纂》卷六《伪礼制·伪印》所说石达开的印，明明是说："翼王印，长六寸二分，宽三寸一分。"何以能说《贼情汇纂》所记是石达开封左军主将时的印？根据《天命诏旨书》，石达开至迟在太平天国辛开元年（1851）七月十九日即称左军主将。说他"封左军主将是在太平天国乙荣五年"也全无根据。）《贼情汇纂》记事至太平天国乙荣五年（1855）止。根据它的记载，当时，太平天国的给印制度是：自东王以下，印的尺寸随官爵大小而递减；东王、西王印最大，长六寸六分，宽三寸三分；翼王印长为六寸二分，宽三寸一分。而现在从募兵"训谕"中所见的石达开印，长为七寸八分，宽为三寸九分，不但比《贼情汇纂》所记的翼王印增大很多，而且比东王印也增大很多。如果说石达开封"圣神电通军主将"以后，给印时仍然是根据《贼情汇纂》所记的递增递减制度行事，那么，即使"圣神电通军主将"的地位等于东王，甚至高于东王，他的增大了的印，也应该相等于至多稍大于东王印（据《贼情汇纂》所记制度，封爵提高一级，递增不过一二分），而现在所见却比东王印增大很多。这说明，石达开新印的尺寸，并不是根据《贼情汇纂》所记太平天国前期的递增递减制度而规定的。
太平天国后期的官制与前期的有很多不同。从一些资料来看，太平天国后期的印，尺寸比前期的印普遍有所增大。如童容海于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1861）封为保王，其印长七寸，宽三寸六分。（参见《太平天国"伪"官执照及"伪"印清册》，载《湖南历史资料》，1958（1）。）范汝增于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1862）封首王，其印约长七寸二分，约宽三寸六分。（参见太平天国起义百年纪念展览会编：《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甲，《印信类》。）保王、首王都是后期的三等王，但他们的印却都大于《贼情汇纂》所记前期五王之印。又如，太平天国后期的侯、丞相、检点等，地位均低于前期同名职官，但这些职官的印的尺寸，后期都大于前期。"圣神电通军主将"是石达开在天京辅政时得到的职位。从这一时期开始，太平天国官制逐渐有所变化，印制自然也必随而有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