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日（6月9日）午刻，达开果率众东走，取道岩。应元见其车乱旗靡，即分兵上下两路，迈过铁桥追击。应元及许亮儒督兵从山顶下木石，黄君荣、汪复申等率军尾追。同时大河北岸周千总复派兵对岩用枪射击之。达开部面面受敌，坠岩陨水者无数。……（岩一径）道极险狭，仰视则峭壁参天，俯临则河水急涌，以是屈行二十里乃渡小河村庄，点验队伍则已损失十之五六。是夜宿此。应元复整队围之，未及旦，达开统残部溃围而去，应元跟追。……至利济堡……达开见老鸦漩水势险恶，料不能涉，亦收队盘踞其地。入夜昏黑，饥甚，觅食无所得，有相杀噬人肉者，达开莫能禁，并闻残部聚泣，乃顾而叹曰……今误蹈险地，一蹶不振，此天绝孤，非孤不能为诸卿解危也。言讫泣下数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视。……达开知丧败在即……乃含酸仗剑，督叱部卒将胡、潘、吴三王娘以次抱投江中。
这些记述表明，6月9日渡河失败、紫打地失守，石达开陷于极大的困境。困境当然不是这一天才形成的。石达开原来据有河道七场中的紫打地、新场、洗马姑等村镇，但在5月下旬，新场、洗马姑已被岭承恩占领，特别是5月29日，岭承恩占领紫打地背后的马鞍山，使石达开局促于紫打地，成了釜中之鱼。6月9日的战斗是死中求生的"困兽之斗"。这次战斗失败，石达开虽率残部冲突至老鸦漩，但显然已经丧失了"血战出险"的信心和力量了，所以才有他的妻子沉河的事情。
处于绝境的石达开于6月11日在老鸦漩以南十余里的洗马姑地方落入清方手中。
石达开究竟是怎样落入清营的呢？在6月9日、10日、11日的短暂时间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为贪生而投降了；
为突围而诈降不成被浮；
为救残部而被骗入清营。
由于记载残缺而又分歧、矛盾，要真正确立一种说法是不容易的，要澄清各种细节尤不可能--恐怕也不必要。我们要避免各执一词，在其中的细节上大加发挥、大做文章。我们需要的是把握住基本的事实，采取客观分析的态度，以认清石达开最后几天历史的轮廓。
三
有两件基本事实可以作为分析研究的基础，这就是：石达开想救全残部，清方得到石达开是"设计诱擒"的结果。这两件事的存在是有确实证明的。任何一种说法都应当同它们没有矛盾--除非能否定它们的存在。
关于石达开想救全残部，他在被俘后的供词中谈到了这一点，更具体的根据自然是石达开给骆秉章的信。关于这封信的真实性，我认为迄今并没有重要的争论。撇开收信人是骆秉章还是唐友耕的问题，它的多方面的来源表明了它不可能出于某一人的伪造。从它公之于世的先后来说，它首先见于1908年印行的《唐公（友耕）年谱》。1935年四川泸定西沙河坝高姓在紫打地发现此信抄本。1941年朱偰在大渡河等地考察，又有当地戴姓默写出这封信。1945年都履和整理发表的许亮儒《擒石野史》也录有这封信。有的抄本署有太平天国五月初九日的日期，与史实矛盾，这完全可能是抄写中发生的错误。至于骆秉章、唐友耕等的官私文件中没有提到它，那是由于别有隐情，下文将予讨论。
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要求清方统帅"宥我将士，赦免杀戮"。它说：
窃思求荣而事二主，忠臣不为；舍命以全三军，义士必作。……大丈夫生既不能开疆报国，奚爱一生；死若可以安境全军，何惜一死。达闻阁下仁德普天，信义遍地，爰此修书，特以奉闻。阁下如能依书附奏清主，宏施大度，胞与为怀，格外原情，宥我将士，赦免杀戮，禁止欺凌，按官授职，量才擢用，愿为民者，散之为民，愿为军者，聚之成军，推恩以待，布德而绥，则达愿一人而自刎，全三军以投安。然达舍身果得安全吾军，捐躯犹稍可仰对我主，虽斧钺之交加，死亦无伤，任身首之分裂，义亦无辱。惟是阁下为清大臣，肩蜀巨任，志果推诚纳众，心实以信服人，不蓄诈虞，能依请约，即冀飞缄先复，并望贲驾遥临，以便调停，庶免贻误。
此外，信中还有一些表示他系被谮出朝和"逐鹿空劳、天弗从愿"、"天命如此、人将奈何"（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161页。）之类的话。
人们对这封信采取分析和批判的态度，这是正确的。
石达开在大渡河近一个月，进行了多次战斗，还多次表明过血战出险和宁死不降的决心。（在一次强渡战斗前夕，石达开向将士表示，今"陷入绝地，重烦诸君血战毋徒束手就缚，为天下笑，则诸君之赐厚矣。因泣稽颡，众皆泣稽颡"。见薛福成：寇石达开就擒事》；在最后几天，石达开题诗于壁，有"大军乏食乞谁籴，纵死涐降"之句，又赞成"不胜则君臣赴彼清流，断不受斧钺辱"的主张。参见都履和：石达开涐江被困死难纪实》。）但在写这封信的时刻，血战出险已没有可能，战斗到底的决心也已经放弃--希望"舍命以全三军"，要求赦免他的残部，不言而喻是以停止抵抗为条件的。人们批判他悲观、动摇，这是确实的、有道理的。
但无论如何，我们看不出这封信是在同敌人进行"黑交易"，是暗中把部下出卖给敌人。石达开的确想同敌人"交易"："舍命以全三军"。他的资本这时已只有自己的头颅。但残酷的事实是，敌人既要他的头颅，也要"三军"的头颅。我们完全要批判这是错误的幻想，但不可以说他想从这一"交易"中为自己得到什么好处。不然，怎样解释他的"王娘"事先就投河而死呢？
这里不准备着重讨论对这封信的评价，而只是从这封信来确定一个事实，即石达开在覆亡之前，曾要求清方保全残部，以此作为停止抵抗的条件。
第二个基本事实是，石达开落入清营是清方"设计诱擒"的结果。这一点，首先是骆秉章派赴大渡河处理善后事宜的四川布政使刘蓉透露的。刘蓉在事毕以后的一份详细禀报中说，他接奉骆秉章的命令，"当即驰抵富林营，接见文武员弁及各该土司，询悉前后战守及诱擒石逆情形"；又说，石达开率残部东奔至老鸦漩后，"适管带南字营都司王松林到防，情愿亲赴贼巢，诱降石逆"（ 黄彭年：《代刘蓉致骆秉章禀稿》，见《太平天国资料》，217、219页。）。
这个诱擒诱降的主意据说出于唐友耕。"石逆粮尽势穷，唐提督商令汉土各营设计诱降，遂生擒石逆。"（《唐公年谱》附录，《伍肇龄等上护川督赵尔丰呈》。）地方志书则称出于越嶲厅同知周岐源，说周岐源向王松林"授以密计，王松林亲践其垒，晓谕再三"（ 光绪《越嶲厅全志》卷六之二。）。
根据这几种官私记载，我们可以确知，石达开之落入清营（用他们的话来说是"被擒"、"来降"），是清朝方面"设计"的结果。
四
确定了以上两个基本事实以后，接着也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石达开的信，骆秉章、唐友耕或清方其他人见到或知道了吗？他们作何反应？
唐友耕、周岐源等究竟设了什么计，究竟怎样"诱擒"、"诱降"石达开？
关于第一个问题，尽管骆秉章、唐友耕等人的官私文件中从未提到此事，但可以相信，他们得到了这封信。一个简单的事实就可以帮助我们作出判断：如果他们没有得到这封信，它怎会在唐友耕儿子编的《唐公（友耕）年谱》中出现？
根据近年我读到的跟随刘蓉去大渡河前线的黄彭年所写的《黎雅纪行》一文（我所见到的是原手稿的再抄件，此文已编入《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可以推测骆秉章也收到了这封信，或者得到了关于这封信的报告。
《黎雅纪行》开头叙述了清兵四面包围石达开的形势，接着有这样一段话：
既而闻贼势益蹙，将缚石达开来降。骆公虑其伪降，以缓我师，乘懈而逸；又虑诸将不能善其后也，于是檄刘公往。时家君居骆公幕府，部署已定，刘公邀予同往。
黄彭年与父黄辅辰都有文名，当时在四川依骆秉章，刘公即刘蓉。据黄彭年《代刘蓉致骆秉章禀稿》，骆秉章是同治二年（1863）四月二十八日即公历6月14日以公文通知刘蓉去大渡河的，刘蓉、黄彭年于次日即动身。从黄彭年这段话来看，骆秉章在6月14日还不知道石达开已于11日落入清军之手，但知道了"贼势益蹙，将缚石达开来降"。这是很值得注意的。据刘蓉事后的报告，石达开自紫打地奔突至老鸦漩后，部属中出现了一些投降活动，但并未有"将缚石达开来降"的报道。所谓"贼势益蹙，将缚石达开来降"，与石达开信的内容是若合符节的。石达开提出愿"舍命以全三军"，意即愿自缚听候处置以换取赦免、安置他的余众。骆秉章获知这一情况，但担心是伪降，又担心前线将领不能处理这样一件复杂的大事，才派仅次于他的大员刘蓉亲去前线。石达开信中要求迅予答复，"并望贲驾遥临，以便调停"。我们甚至可以推想，骆秉章派去刘蓉这样的大人物，是对于这一要求的事实上的回答。
骆秉章派出刘蓉，对石达开被俘并未发生作用，因为早在刘蓉启程以前，石达开已被"设计诱擒"了。在这里，只是试图从黄彭年的笔记中进一步确定清方得到了石达开的信，包括骆秉章在内，至少，他们获知了石达开"舍命全军"的要求。这是有助于我们探索唐友耕、周岐源等的"密计"内容的一个背景。
唐友耕或周岐源等究竟如何"设计诱擒"石达开，分析方志记载等材料，有可能理出一个头绪。《越嶲厅全志》的《武功志》描述说：
贼四面受敌，又困于雨……又粮尽无所掠，进退战守俱穷，颇有降心。岐源密探其意，乃为画策，邀参将杨应刚商南字营王松林，先令达意，授以密计。王松林亲践其垒，晓谕再三，贼首肯者六七。应刚锐然自任，率丁数十至贼营，先贻书约誓，待以不死，贼未之信也。而贼之伪李宰辅、伪曾宰辅等俱欲伤应刚。应刚大呼叱之……与王松林同指天誓日。石达开信之，与之订盟。翌日并马出紫打地，至乔白马……已而石达开至洗马姑，应刚指曰，此越嶲同知周公。达开长揖而坐。遂拥至海棠城内。
这段记述中的时间、地点和其他细节有不准确之处（这段记述说，王松林去石达开营中"晓谕"的次日，同石达开并马出紫打地，当天到洗马姑清营。按石达开从紫打地出奔是6月9日，王松林去石达开营中"诱降"是在石达开离开紫打地奔至老鸦漩后，刘蓉、许亮儒都对此有具体记载，所以这段记述中的日期、地点必有差误。又，它还记有"贼之卫队刀枪围绕者万众"、"贼众……露千刃相向"等情节，也可能有夸张的成分，其用意在突出杨应刚、王松林的"胆识"和"立功"之不易。），这里可以不多讨论，重要的是，这段记述告诉人们，石达开是相信了杨应刚、王松林的话而到洗马姑清营的。
石达开相信了什么呢？这段记载似乎说，石达开相信了"待以不死"，所以就跟杨应刚等走了。
但事情不可能这样简单。如果只是派人去告诉战败者：归降可以不死，这不过要下说辞的人费点口舌，不需要划什么策，更谈不到什么"密计"。
或者说，所谓"密计"就是指圈套，就是指先去骗他们"待以不死"，抓到手就予以诛杀。这当然也是计，是毒计。但必须明白，这样的圈套、毒计是不可能由周岐源或唐友耕来设计、安排的。他们没有这样的权力。石达开和他的残部后来之被屠杀，完全出于骆秉章的指示，刘蓉就曾声明屠杀石部系"遵照檄饬"行事。所以，周岐源所划的策、所设的计，不可能是指这样的圈套。
关于杨应刚与石达开的接触，光绪《越嶲厅全志》记载了紫打地赖进学所述的另外一些情况：
二十三日（6月9日）……（石达开）率妻子而逃，有七贼妇至小水溺于河。石逆前与杨参府约降，自由小水过乔白马，适杨参府早下山前往迎之，携手过凉桥至洗马姑，宿马颈子王通把宅中。明日杨参府带石逆由纳耳坝至富林，意欲径至省城报首功也。而唐军门、蔡知府邀之于路不得前，遂将石逆交二公而回越嶲云。
赖进学述杨应刚与石达开接触的时间，大概也有错误，但他证实了杨应刚有"诱降"之事。"约降"有些什么内容？后来的安顺场"士绅"赖执中对此有重要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