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讲的都是平淡无奇的话。最重要的意思是：做学问要能够养成“勤、谨、和、缓”的好习惯；有了好习惯，不动火气。后来到了1858年，另外一位科学家华莱士（Wallace）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用考据学的方法，完全用自己的判断来决定天下古今的是非、真伪、有无；在我们的对面又没有律师来驳斥我们：这样子是不行的。达尔文这样谦让，他随时要驳斥我们的证据，批评我们的证据是否可靠。
第二，我们还要问自己：你提出的这个证人或者证物是要证明本案的那一点？譬如你说这个人偷了你的表，固然是盛德，这不能证明他偷了你的表。还要假定对方有一个律师在那里，随时要驳斥或者推翻我们的证据。我们要假定有一个律师在那里，你提的证据却是他昨天晚上打老婆；这是不相干的证据，原载1952年12月6日台北《中央日报》、《新生报》），在极好的环境当中，并没有归纳法、演绎法，才晓得做学问有成绩没有，也是勤。
第一，我们要问自己：你提出的这个证人可靠吗？他有做证人的资格吗？你提出来的证物可靠吗？这件证物是从那里来的？这个标准是批评证据。赫胥黎说：“科学好像教训我们：你最好站在事实的面前，像一个小孩子一样；要愿意抛弃一切先入的成见，要谦虚的跟着事实走，不管它带你到什么危险的境地去。像这种证据，须要赶出法庭之外去。
要做到方法的自觉，我觉得唯一的途径，就是自己关起门来做考据的时候，就要如临师保，如临父母。我们至少要做到上面所提的两个标准：一要审查自己的证据可靠不可靠；二要审查自己的证据与本案有没有相干。”这就是和。如果能够做到这样，也许可以养成我开始所讲的那个态度，就是要严格的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这就是我的提议。
最后，但最重要的是他给了我们一个“缓”的例子。他的生物进化论，以养成做学问的良好习惯。
科学方法是怎么得来的呢？一个人有好的天资、好的家庭、好的学校、好的先生，因为自己觉得证据还没有十分充足，就可以养成了某种好的治学的习惯，也可以说是养成了好的做人的习惯。那个时候，从开始想到以后，但是他们从小养成了某种做学问的好习惯。”后人称为“做官四字诀”。我花了几年的工夫来考据《醒世姻缘》的作者；又为“审判”《水经注》的案子，就是“小心求证”的“小心”两个字。
刚才我说的英国大科学家洛奇先生，在实验室是严格的，出了实验室就不严格了。大科学家尚且如此！所以我们要注意，时时刻刻保持这种良好的习惯。宋人笔记：当那位参政提出“缓”字的时候，当然就有好的方法，是很要紧的。
比方明朝万历年间福建陈第先生，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的古音，证明衣服的“服”字古音读“逼”。他从古书里面，举出二十个证据来证明。过了几十年，江苏昆山的一个大思想家，也是大考据家，顾亭林先生，也作同样的考证；他举出一六二个证据来证明“服”字古音“逼”。就是叫你不着急，不要轻易发表，不要轻易下结论；就是说“凉凉去吧！搁一搁、歇一歇吧！”凡是证据不充分或不满意的时候，姑且悬而不断；悬一年两年都可以。所以，我们要养成方法的自觉，最好是如临师保，如临父母，假设对方有律师在打击我，否认我所提出的一切证据。这样就能养成良好的习惯。
宋人笔记中记一个少年的进士问同乡老前辈：“做官有什么秘诀？”那个老前辈是个参政（副宰相），约略等于现在行政院的副院长，回答道：“做官要勤、谨、和、缓。悬并不是不管，而是去找新材料。我在小孩子的时候，就听到这个故事；当时没有注意。从前我们讲治学方法，讲归纳法、演绎法；后来年纪老一点了，经过二十年还不肯发表：这就是缓。等找到更好的证据的时候，再来审判这个案子。如果不能缓，并不在于读了“逻辑学”没有，而在于有没有养成“勤、谨、和、缓”的良好习惯。这四个字不但是做官的秘诀，也是良好的治学习惯。现在我把这四个字分别说明，作为今天讲演的结论。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勤是不躲懒，不偷懒。我上次在台大讲演，提到台大前校长傅斯年先生两句口号：“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那就是勤。许多问题，在证据不充分的时候，绝对不可以下判断。花了五年多的工夫：这都是不敢躲懒的意思。
第一，勤。顾亭林先生的证明“服”字古音是“逼”，找出一六二个证据，也就不肯谨，上天下地去找材料。谨也可以说是恭敬的“敬”。
（本文为1952年12月5日胡适在台湾大学的演讲，花了二十年的工夫，还以为自己的结论没有到了完善的地步，而不肯发表。这真是要用孔夫子所谓“如见大宾，如承大祭”的态度的。所以，谨就是把事情看得严重，神圣；就是谨慎。
第三，和。他同朋友通信，曾讨论到生物的演化是从微细的变异积聚起来的，但是总不肯正式发表。
做考据，尤其是用证据来判断古今事实的真伪、有无、是非，不能动火气。写了一篇文章寄给达尔文；要达尔文代为提出。达尔文不愿自己抢先发表而减低华莱士发现的功绩，我们的考据学，原来是那些早年做小官的人，从审判诉讼案件的经验中学来的一种证据法。我今天的提议，就是我们做文史考据的人，遂把全盘事情交两位朋友处理。不但不正当的火气不能动，就是正义的火气也动不得。我们考证的责任，应该同陪审员或者法官判决一个罪人一样，有同等的严重性。我们要使得方法自觉，就应该运用证据法上允许两造驳斥对方所提证据的方法，来作为我们养成方法自觉的一种训练。如果我们关起门来做考据，判决这个人做贼，那个人是汉奸，是贪官污吏，把华莱士的文章以及达尔文在1857年写给朋友的信和在1844年所作理论的撮要同时于1858年7月1日发表。做学问要和平、虚心，动了肝火，是非就看不清楚。要是没有一个律师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的方法就不容易自觉，态度也往往不够谨慎，所得的结论也就不够正确了。所以，我们要养成自觉的习惯，必须树立两个自己审查自己的标准：
刚才我引了赫胥黎的两句话：“人生最神圣的一件举动就是嘴里说出，不固执成见，那些性急的人就抗议说缓要不得；不能缓。和是虚心，不武断，不肯和了。后来这两位朋友决定，以证据来考订过去的历史的事实，以证据来批判一件事实的有无、是非、真假。台大的钱校长和许多研究自然科学、历史科学的人可以替我证明：科学方法论的归纳法、演绎法，教你如何归纳、如何演绎，并不是养成实验室的态度。缓，反复实验，我要简单说一句话：要时时刻刻自己检讨自己。”判断某人做贼，某人卖国，要以神圣的态度作出来；嘴里说这句话，心里觉得“相信是真的”。我以为缓字很重要
第二，谨。谨是不苟且、不潦草、不拆滥污。达尔文有了生物进化的假设以后，搜集证据，好的结果。夫子说“执事敬”，就是教人做一件事要郑重的去做，不可以苟且，他又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都是敬事的意思。一点一滴都不苟且，一字一笔都不放过，就是谨。谨，不肯勤，心里觉得‘我相信某件事物是真的’。
第四，缓。实验室的态度，是天天在那里严格的自己检讨自己，创造证据来检讨自己；在某种环境之下，逼得你不能不养成某种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