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没有党籍，也都没有政治派别。我们的唯一目的是对国家尽一点忠心。所以我们的政治主张不用任何党义作出发点。我们的出发点是中国的实在需要，我们的根据是中国的实在情形。
我们不想组织政党，不想取什么政党而代之，故对现在已得中国政治权的国民党，我们只有善意的期望与善意的批评。我们期望它努力做的好。因为我们期望它做的好，故愿意时时批评它的主张、组织和实际的行为。批评的目的是希望它自身改善。
我们对于今日的“党”和“政”的关系，认为太不分明，实际上行不通。我们以为今日应该明白规定党的权限是“政权”，政府的权限是“治权”（这是借用孙中山分别“政权”和“治权”的主张）。治权是执行政务之权，政权是监督行政之权。
换句话说，我们主张，党的地位应该同民治国家的议会相仿，只有在一定的法律范围之内，依法定的手续，可以监督行政。过此范围的干涉便为非法。中央党部便等于中央议会，省党部便等于省议会，地方区党部便等于区议会，——都应该有明白规定的权限和手续。
我们以为今日党的机关糜费太多，不是我们这个穷国家所能担负的。故党员的党费（每月二角）应严格征收，充作各级党部的经常费用。党的机关应大加裁减，以免浪费。
我们以为现行的政府组织，名为五权并立，其实只是行政一权。立法、司法、考试、监察，若不能独立，便不能行使他们的职权。所以我们主张：行政院的地位应提高，作为政府。
立法院应独立，成为全国的法制编纂院。向来民治国家的议会所有的监督政府的种种权力，既有党部代行了，故立法院只执掌纯粹立法的任务。
司法院应独立，成为最高的法院。
监察院应绝对独立，监察院及其附属机关的人员不得兼任行政职务，也不得兼任党部职务。监察院应该监察政府，也应该监察党部。
考试院应该绝对独立，考试院及其附属机关的人员不得兼任行政或党部的职务。
我们深信，若监察与考试两种制度能严格地施行，政治的清明还可以有望。但这两种制度的施行，须要有下列两个条件：
（1）监察机关绝对独立，不受党及行政机关的牵掣。
（2）考试制度之下，只论人才，不限党籍。专制帝政之下，假使皇帝姓朱，却不限定天下士子先改姓朱，然后来投考。今制定考试新制，若限定党员方可投考，便是根本打销考试用人的原意了。
我们深信，今日军费占全国收入的百分的九十二（据三全大会的财政部报告），是亡国的现象。我们深信，本年编造会议的裁兵计划是很不彻底的。我们主张，彻底裁兵，不可假借“国防”的名义，保留现有的军队。除必要的警备队外，全国军队均应分期裁遣。
我们深信，今日绝对谈不到军事上的国防。去年山东境内有二十万大兵，而不敢同三千日本兵作战，这个教训不够令我们深思吗？今日能修明内政，发展交通，运用外交，那便是真正的国防。我们若靠军队防卫国家，中国早已亡了！故今日有人借“国防”的名义保留军队，都只是拥兵自卫的托辞。
我们对于国家的组织，主张联邦式的统一国家。
（收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