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在先秦时期是作为儒家的对立面存在的，其伦理思想是一种无为的人生哲学和“超善恶”的道德学说，主张“为我”的杨朱和主张“情欲寡浅”的稷下、黄老之学，是这种伦理思想的支派。老子认为，“无”是万物的本原和本性，“有”生于“无”。“有”是暂时的，天地且不能长久，何况区区人事。无知之人常为“有”而沾沾自喜，最终却是一无所有，“为者败之，执者失之”（《老子》。）。因此，应守住“无”，而反对“有”。“无”表现于世事便是无为。天道自然无为，为人道的基本要求在于顺乎天道，遵从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不做人为的干扰、征服和破坏。天道的无为不掺杂任何人的因素；人道的无为并非无任何作为，而是人要参与和行动，要因势利导，随俗而变，使事物自然发展。人道的无为实为某种合乎自然的有为，使事物在人的作用下不知不觉地朝更完善和美好的方向演变，而随意违背事物发展的本来规律，强加干涉，往往会收到适得其反的效果。人应该以“道”为法，清静无为，朴素自然，保持无知、无欲、无争的状态，这是人性之“常然”。世俗所谓仁、义、孝、慈等道德法规和规范，不过是废弃“大道”，丧失“素朴”的结果，它们会“攫人之心”、“逆物之情”，诱使人们追名逐利。尤其是“礼”，更是“忠信之薄，而乱之首”，是人类道德蜕化的结果和表现。因此，老子主张“绝圣弃知”、“绝仁弃义”、“绝巧去利”，不断减损知识和欲望，而“复归于婴儿”。庄子更是倡言彻底破除俗见成心，使人的精神超出一切世俗的利害是非习惯，达到绝对自由状态。庄子认为功利观念、礼教观念、是非观念、生死观念极大地束缚着人们的心灵，使人们为物质所役使，不得自主自在，精神不得安宁。庄子提出用可以逍遥论破除功利观念，用无为论破除礼教观念，用齐物论破除是非观念，用气化论破除生死观念，使人的精神得到飞越式的提升，超脱现实，达到与宇宙合一的高度，从而把人精神空间扩展为无限，任其自由驰骋飞翔。老庄的这种脱俗离世精神，发展出《淮南子》的兼容并包的文化观，魏晋玄学的贵无贱有和贵虚轻实以及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社会人生观，乃至《列子·杨朱》篇的鄙视一切传统价值的过逸之言。道家的伦理思想中，还包含着保全自身的处世方法。老子提出贵尚柔静的思想，说“弱者道之用”，道作为创生万物的原动力是内在的持续不断的，道不强制生成万物而万物自生自成，这便是柔弱。“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世间万物包括人都是生时柔软，死时僵柘。水是至阴至柔的东西，却可冲破坚固的东西，有巨大的威力。老子所说之“柔弱”不是软弱，而是柔韧，生命底蕴深厚，坚毅不拔，对外力的作用有较大弹性，圆转灵通，能较好地适应环境。老子所说之“刚强”非真正的坚强，是指那些生机浅露、锋芒毕现、到处树敌、容易招致毁灭的事物。因此，柔弱能胜刚强。对于为人处事，便应该居后不争，去甚去奢去泰，知足常乐，适可而止，无为无执，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为人处世应虚怀若谷，满招损，谦受益，处变不惊，镇静自若，后发制人，厚积薄发，开掘生命的深度，培养沉稳持重的品格，加强自身的韧性和灵活性，以适应任何艰难处境，迎接各种挑战。庄子之学多讲虚静之道，认为人生处世，不能自恃逞强，与外物正面冲撞。直木先伐，甘井先竭，伤物者必为物所伤，应当“与时俱化”、“虚己以游世”（《庄子·山水》。），如庖丁解牛，“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庄子·养生主》。），不强为人先以全生避祸。若欲得大智大巧，成就大业大功，则需以静养神，静则明则专。“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庄子·德充符》。），静水清明如镜，圣人用心若镜，要达到静，须少私寡欲，排除外物的引诱和干扰，才可以使头脑清醒而多智慧，故应以恬养知。静而不摇，则气纯而神专，做起事来便能“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庄子·养生主》。），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后来的道家皆倡导以屈求伸，以枉求直，由冥冥至昭昭，以静制动，以虚应实，以退为进，以柔弱胜刚强的思想，表现出柔静的风度。
无为论用于社会便是道家的政治论。《老子》指出，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伪、恶、丑现象，其罪魁祸首正是人们的聪明、才智和欲望，即“有为”。“不争，故天尤”，“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智慧出有大伪”。《老子》认为，“有为”政治带来的祸害非常严重，“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法令滋彰，盗贼多有”。防禁越多，人民越贫困；法令越禁严，盗贼越增加。“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因此，“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君主及臣民应各安其性命之情，统治者应该无为而无不为，消除独断的意志和行为而不妄为，尽量减少政事活动，不过多干扰民众生活，达到“好静”、“虚静”、顺乎“自然”的行为状态。道家极为透彻地洞察了文明进步的阴暗面，朦胧地意识到了人的异化问题，基于这种认识，老子提出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庄子甚至认为“含哺而熙，鼓腹而游”、“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的社会才是理想世界，可以使民得朴素之性而天下太平。
道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异常深远的，表现在社会政治领域，每当历史上出现战乱后，国家需要恢复元气，人民需要休养生息之时，道家主张清静、无为的思想就会兴盛，如汉初的文、景之治；魏晋的盛行玄学。在思想领域，老庄的道为诸子百家之说提供了哲学基础，可以说道家是“体”，其余诸家是“用”，“三教九流”，莫不得益于道家。在宗教领域，老子的道虽非人格神，却具有神的功能，这为后来的道教所利用，对道教的形成与发展意义重大。受道家思想影响最深的是中国士大夫阶层，他们清高孤介，洁身自好，隐逸弃仕，视富贵如浮云，以道家思想为其生活方式的准则。在科学技术领域，由于老子曾讲“道法自然”，对古代科学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思想基础。在文学艺术领域，道家——特别是庄子美学思想的批判的、追求独创的精神，给了历代大师以积极的启发，后世有关审美和艺术创造活动的特殊规律的认识，极大部分得自道家，中国古代艺术家所具有的重直觉、重想象、讲究意境和气韵、强调绝对自由、把审美情趣同超功利的人生态度联系起来等特点，都受了道家思想的熏陶。总之，道家思想虽缺乏冒险热情和积极入世的渴望，并有贬低理性的倾向，但绝不纵欲妄为，而主张顺应自然，得之高瞻远瞩，失之以不变应万变。就本质而言，它和儒家一样，是一种中庸、温和的适应古代中国农本社会的思想文化。
三、中国佛教思想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诞生于印度，东汉初年流入中国，在与本土文化——儒学和道教的相互排斥、渗透中，逐渐完成了自身的中国化过程，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与儒、道分庭抗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由此而深刻地影响到日本、朝鲜等延承华夏文化脉系的周边国家。
佛教的教义可分大乘、小乘两类，前者是释迦佛为引导初入门弟子解脱身心苦恼，入于阿罗汉道果的法门，重在自我解脱；后者是释迦佛为那些已有相当修持功底以及上等根基的弟子所说的般若实相、究竟法门，引导众生入菩萨道、佛道，重在众生普度，共成佛道。
小乘教义包括四谛说、十二因缘说、三学、三法印、八正道、三十七道品等内容。
佛教的伦理宗教理想，集中表现在“四谛”——苦谛、集谛、灭谛、道谛之说上。苦谛是对人生根本性质的概括：佛教认为人生不过是痛苦的过程，常见的人生八苦是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蕴炽。集谛是分析造成各种痛苦的原因，佛教认为人心的贪、瞋、痴、慢、疑等无明烦恼是痛苦的根本原因。人生存在一系列导致各种痛苦的因果链条，即十二因缘：无明、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上述十二个环节辗转因果，互为条件，故称“缘”。痛苦的最终根源是无明，是由情欲产生的，若不断情欲、尽无明，斩断耳、眼、鼻、舌、身、意等六根，摆脱声、色、香、味、触、法等六尘，则痉的因果链将永无休止。灭谛是根据“因灭则果灭”的道理：痛苦的最终根源是无明，是由情欲产生的，若不断情欲、尽无明，斩断耳、眼、鼻、舌、身、意等六根，摆脱声、色、香、味、触、法等六尘，则痛苦的因果链将永无休止。烦恼无明灭则生死灭，既无生则不死，进入不生不死永恒安乐之境，即涅槃。道谛即解脱生死，证得涅槃，必须依照的正确道路、方法，小乘教义多推崇三学、三法印以及包括八正道在内的三十七道品。
八正道是佛教徒合乎教理的八种修持方法：即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八正道归结为三学：戒学、慧学、定学，三学相互联系，通常被认为是学佛者修持的全部内容。戒学指严守五戒严。
三十七道品是更加详细具体的修持法门，包括八正道、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支。
在人生观上，佛教强调主体的自觉，并把一己的解脱与拯救人类联系起来。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独特结构，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宗派体系，呈现出了中国化的内容和特质，从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和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重要内容。佛教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关于人生的本原问题。佛教的“五蕴”教义说，人生的本质是不自由，是苦，因为人受诸物质和精神条件的制约，生灭无常，没有属于自身存在的独自性和永恒性。“十二因缘”教义说，人的真正本原，不是传统上讲的“阴阳合气”、“父母构精”之类，而是出于思想糊涂，沉沦情欲。人只是自身思想行为的产物，每个人的现世命运，乃是前世思想行为的结果，正所谓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人的贫富寿夭、社会的不平等现象，都是“因果报应”的表现。佛教经过两次“有神无神的论争”，最终确立了作为中国佛教主流的慧远佛学，认为“诸法皆空”，否认苦难和耻辱；精进度，即不断努力修行；禅定度，即形成一种不苦不乐、佛教称为“三昧”的特殊心理感受；智慧度，即随机应变，以利于救苦救难、普度众生。大乘佛教进一步完善传统的修持方法，特别是增加了布施和忍辱两项，并置于突出地位，这是其悲天悯人的慈悲观念的重要表现，也是佛教日益世俗化的结果。
中国佛教的成熟期在隋唐时代，其重要标志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天台宗、三论宗、华严宗、法相宗、净土宗、密宗、律宗、禅宗的成熟与独立，各派教理圆熟，学理风格、修持法门各有千秋，其中尤以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禅宗的哲学内涵最为丰富。四大教派中，除法相宗印度佛学色彩较强烈外，天台宗、华严宗、禅宗都不同程度地融入了儒家的心性说，有较浓烈的中国本土文化意识。
法相宗，又称唯识宗、慈恩宗，为玄奘法师西行求经后所创，它从分析事物的现象，特别是意识现象入手，建立起自己的唯心主义体系。它对整整牧意识的分析极其繁琐，是典型的唯心主义繁琐哲学。法相宗从“心”为实有的观点出发，提出了“万法唯识”和“一切唯识所现”的理论出发，把宇宙万物看做是意识所造的影像，认为万物只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除意识外，一切都不存在，称“唯识无境”。
华严宗，亦称贤首宗，为唐代名僧法藏所创，主要宣扬“法界缘起论”和“理事无碍”论。华严宗把世界分为“理”和“事”，本体和现象两个世界，认为世间和世外的一切现象都由如来藏自性清净心生起，法界是彼岸性的精神实体，是派生世间一切的造物主。现象世界即物质世界是虚幻的，法界是实有的；事物是假的，其本体是真的。现象世界依赖于本体世界，本体世界存在于现象世界之中。该派学说是一种典型的客观唯心主义，其哲理阐述方式对后世程朱理学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天台宗在修持方法上主张止观并重、定慧双修，以此将当时的南方重义理、北方重禅定两种偏向结合起来，主张“一念三千”（一念心具足十法界、三千世间）和“三谛圆融”（三谛即空、假、中道），以此倡导大乘佛教诸实相的教理。该派还依《法华经》立“五时八教”论，“五时”将所有佛教教义都看做是佛所说之法，只不过因时间前后不同而分为五个阶段；“八教”分“化法四教”和“化仪四教”，前者是佛教的宗教理论，即藏、圆、别、通四教；后者是佛教的教化过程与方式，即顿、渐、秘密、不定四教。这种判教方法对于佛教内部辩明佛说法的不同时期、不同教法之间的内在关联有重要意义。
禅宗是中国势力最广、影响最大的佛教宗派，也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慧能是中国禅宗正统派的创始人，其所创禅示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大改革。此前的佛教有的重禅学，研究佛教理论，有的重禅定，强调坐禅修行。天台宗提出“止观并重”，即修行与研理并重。禅宗则“学于理、禅行均非所重”，不追求繁琐的宗教修行方式，也不提倡研习佛理，专靠自身精神的领悟把握佛教义理，提倡“顿悟”，即单刀直入，指示人人本来所具有的真如佛性，以彻见此心而觉悟成佛。禅宗的思想既吸收了印度大乘空宗的“一切皆空”和大乘有宗的“佛性为实有”的思想，又继承了我国儒家传统的人性论思想与道家的主静思想，且其顿悟成佛说，使佛学变得简洁明了，不仅便于百姓接受，也受到上层统治者的赏识，故在中国广为流传。唐代以后，禅宗一跃而成为中国显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佛教虽流派众多，但有其共同的理论，归纳起来是如下几点：一是否定现实世界的实在性，认为那是虚幻的现象世界；二是认为意识决定物质，以无为本，如法相宗以“识”、华严宗以“理”、禅宗以“心”为本；三是强烈现实世界的苦难，提倡以了悟佛理来达到彼岸世界的幸福。
四、宋明理学
理学，因宋儒多直接从经书原文阐发义理性命（指人的本性和命运）而被称为“性理之学”，简称“理学”，海外学者称之为“新儒学”（Neo-Confucis）。宋明理学兴起于北宋，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别具特色和风格的哲学思维形态，是高度哲学化和政治伦理化的儒学。它既是儒家思想发展的最高理论形态，又是儒、释、道三大思潮长期演变的结果。自元代程朱理学被立为官学后，宋明理学作为官方哲学长达六七百年之久，对中国经济、政治以及文化思想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