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逐步走向衰落的时期，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正是在这一时期得以最终形成和确立。明初君主专制统治空前强大，使封建专制集权政治在明朝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清朝前期，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同时，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抗击沙俄侵略我国东北地区的斗争、加强对蒙古和新疆的统治、加强对西藏的管理、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等，都是维护国家统一和巩固疆域的重要措施。清朝的康乾时期，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辖关系进一步加强，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出现了新景象。清朝的疆域北接西伯利亚，南至南沙群岛、西至葱岭、巴尔克什湖，东至鄂霍次克海和库页岛，是一个幅员广阔、国势强大的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大国。在清朝统一的政权下，50多个民族间的经济文化联系不断加强，边疆地区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
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可以看出，我国的疆域由秦汉奠定基础，以后虽经多次由统一到分裂，再统一再分裂，经隋唐发展至元明清，终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完全得到确立与巩固。历朝历代，无论是汉族还是其他少数民族为统治民族，中国始终是多民族国家，并且每次分裂之后都是更高度的统一。由秦汉所确立的国家制度，虽不断发展变化，但基本制度与文化传统延续相承，中国统一是各民族共同的心愿。特别是中央对边疆民族地区管辖制度和政策日趋完备，边疆民族的作用发挥得日益显著，使中华民族在政治上的统一越来越得到加强和巩固。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这种社会背景下孕育而生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体现着同一性和多元性特征，而且具备了延续性和稳定性的特质，这就使中国传统文化在面对外来文化时，因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而表现出坚韧的拒异性。
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发展的社会背景的另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成熟、定型基本上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完成的，因此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封建性色彩，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不断强化，这种影响也会随文化传统的积累而愈加深厚。在封建社会发展历程中，阶级和民族的矛盾斗争此起彼伏，不同阶级、阶层、民族的人出于自身的利益莫不对民族文化传统加以因革损益，作为文化表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由于是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凝聚而成，它既具有浑厚、质朴、勇于进取等特性，也有因循、保守等惰性。正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封建性因素，才使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更为混杂，这也是今天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所必须认真面对的一个问题。
§§§第二节中国文化的发展阶段
一、中国文化的萌芽期
一般认为，中国文化的形成，开始于史前，即从传说中的文明时期开始。根据已经发现的大量考古发掘材料，在华夏辽阔大地上，至少200万年以前就留下了祖先的遗迹。在旧石器时期已孕育出江、河文化，在新石器时期又出现了草原文化和华南文化，这些原始文化与我国的史前文化相承接，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但从严格意义上看，这些原始文化和史前文化应当是指广义的文明概念，并非专指由共同精神、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精神成果总和的观念形态的文化概念，把文化与文明混同，显得不够严密。因而中国文化的萌芽期应从有了观念形态意味的天命神权思想以及作为中国文化哲学思想标志的阴阳五行产生的殷周时期开始。
殷周时期，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这一时期，先是以天命神权的宗教世界观占统治地位，然后是“以德配天命”，“敬德保民”思想的出现，这一时期可作为中国文化的萌芽期。
受生产和自然科学水平发展的限制，宗教迷信观念占据支配地位，殷人头脑中充满了宗教迷信观念，可以说殷代是天神至上的时代。殷人认为，人死后其灵魂仍然存在，继续关心、影响着世间之事。卜辞中记载：“乙保黍年”、“大不察于帝”（董作宣：《殷墟文字乙编》。），即先王保佑粮食丰收，先祖大甲不配于帝，把人事与死人的灵魂和上天相联系。又如“今二月帝不令雨”，“帝令雨足年？帝令雨弗其足年”（郭沫若：《卜辞通纂》。）？是说不下雨是帝的命令，一年中雨水足与不足，也取决于帝的命令，帝以超人间的力量成了人间的主宰。由此可见，殷人对先王的服从，是以对上天的服从为原则的。除了“天命”、“帝”之外，还出现了“德”的概念，《尚书·盘庚》篇中：“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此“德”也是以“上帝”的旨意为行为准则。殷人行事以先王的法令制度为不可动摇的原则，而先王的法令制度则是以上天的意志为原则，这是一种以祖先崇拜和天神崇拜为价值取向的粗浅的王权神授理论和宗教信仰。
周代统治者继承并发展了殷代的天命神权思想，并引入“德”的范畴来解释王朝更迭、人事盛衰等社会现象。周统治者宣称受上天之命替代商朝，并通过对殷商灭亡的教训进行总结认识到，要得“民心”，就必须施行“德政”，因而提出了“敬德”的思想。其具体内容一是敬天，即借上天的权威维护统治阶级内部团结，二是“保民”，即调整统治策略，给人民一点恩惠，巩固其统治。“敬天”与“保民”二者结合，即是“以德配天”的实现。周人对于天人关系，是在天神思想笼罩下，意识到尽人事以待天命，这已反映了主体意识的初步觉醒。
西周时期，出现了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的阴阳、五行思想。殷周之际，原始阴阳五行学说开始形成。成书于西周初年的《易经》，是一部卜筮之书，书中所谓“八卦”，由“”和“”两个符号排列组合而成，虽没有称为阴阳但已蕴含着“阴”和“阳”的意味，它试图以代表两种不同性质原理的符号以及排列组合的变化来解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现象，这是用理论思维的方式来认识世界，可以看做是哲学思维的开始。五行说最早见于《尚书·洪范》，所谓金、木、水、火、土，已不再是单纯的日常生活中的具体物质，而是五个范畴或五种类别，这正是理论思维的开端。西周末年，阴阳五行说有了新发展，已开始用阴阳五行来解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并将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联系起来看待。
殷周时期的天命神权思想、敬德保民思想以及阴阳五行思想尽管还缺乏严密完整的体系和系统的论证，但对后来的中国文化的发展则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中国文化的奠基期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社会制度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思想文化领域空前活跃。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盛况，各家相互批判，相互借鉴吸收，不断渗透融合，形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形态，为中国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诸子百家学说中，墨、儒、道、法影响最甚。儒家学说以孔孟为代表，从亲亲有术的原则出发，在血缘关系基础上，分别亲疏远近，展开自己的理论。孔子的思想核心为“仁”，谓之“仁者爱人”，并以礼为行为规范，仁礼结合，形成了仁礼一致的体系，无论是政治理念还是道德修养，都体现着鲜明的政治和伦理色彩。孟子进一步发展完善了“仁”的学说，将其具体化为仁政说和性善论，更反映出伦理本位的人本主义思想。儒家讲求入世，重视现实的社会人生问题，强调人道而非天道。
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一切着眼于现实的功利，强调“严刑峻法”，讲求“争于气力”，这是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和统治权术以及人与人之间不可调和的利害关系所致。法家对于社会人生问题方面的探讨，同样是重人道而轻天道。
道家则讲求“出世”，寻求超脱，由对自然的观察，对天道的探讨，而引发人事，进而把人事系于天道之下，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其基本方针是“全生避害”，以超然的态度对待人世的纷争，他们尊重“天道”，崇尚“自然”，倡导“无为”，在基本人生态度和政治理想方面，与儒家相悖，体现出超逸的风格。
“世之显学，儒墨也”（《韩非子·显子》。），墨家“尚力”、“尚同”，主张“兼爱”、“非攻”、“节用”，尊从“天志”，典型地反映了小生产者、小私有者的性格。他们尚力非命，义利并举，其政治伦理观念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然而他们所大力倡导的“天志”观和尚同思想，又体现着浓厚宗教色彩的天道观，他们认为，天主宰支配了人的命运，从而天道重于人道。
儒法道墨四家学说观点在政治主张、伦理观念、天人关系等方面各执一词，在价值取向上也迥异其趣，但四家在相互争辩中相互吸收渗透，共同构筑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无论儒法重人道，还是道墨重天道，关注现实的社会人生问题却是共同的，儒家以仁、礼谋求社会的和谐，墨家则通过兼相爱、交相利达到天下尚同；墨家尚力、尚同，与法家相通，而重义、讲仁又与儒家趋近；墨法重功利，都主张通过自己的力量改造社会，改变其社会地位；道家追求精神完美，要超脱一切是非、物我，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精神境界，与儒家重义轻利的情趣交相辉映；儒、墨、法在人生价值观念上都主张积极进取，有所作为。诸子学说既泾渭分明，又异曲同工，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国家统一趋势增强的社会背景下，思想文化交锋交融，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共同的精神物质，即社会历史责任感、自强不息、讲求道义、注重整体利益、强调个体价值等等，这正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它一经形成，便对民族的社会心理和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文化在社会变革中发展，经过诸子百家在争鸣中不断完善、整合，构筑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因而这一时期成为了中国文化的奠基时期。
三、中国文化的定型期
秦汉时期，是中国文化的定型期，这一时期的文化，带有制度化、模式化和程序化的特征。
秦灭六国，建立了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创立了较为完整的政治、经济、文化统治制度；汉承秦制，继承并发展了秦的各种制度。
秦统一后，运用国家权力，使封建土地所有制得以最后确立，为封建国家的政治结构、文化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秦始皇时“使黔首自实田”措施实质上是从法律的角度肯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在全国的确立。汉初实行释放奴婢的措施，至文帝、景帝时多次“减田租”，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持和巩固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些措施实行的结果，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得到巩固和发展。地主土地所有制是封建私有土地的主要成分，它制约着自耕农土地的发展，并进而影响着封建经济结构以及政治结构的运行。秦汉时期确立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成为此后两千年封建社会的根本经济制度，并成为封建社会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制度的基础。
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秦汉统治者建立了为中央集权统一国家服务的官僚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制度和伦理道德规范。
秦朝确立了高度的中央集权制，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史记·秦始皇本纪》。），形成个人专断。同时王位世袭，国家观念实质是“家天下”。汉代还从宗法制上着眼，使“嫡长子继承制”成为君主世袭的原则。
秦汉时期的封建官僚政治体系，以“家天下”为原则，实行军、政、监察分权又相互牵制，以维护皇帝权威。如秦朝在中央设“三公九卿”，在地方设“守、尉、监”，各司其职又相互制约，这种官僚体系既有利于地主阶级的统治，又从制度上保证了皇帝的专权独断，为以后历代封建帝王所继承。
秦统一后，实行“书同文，行同伦”，利用国家政权力量，从文字、人的心理状态和伦理规范方面，促成统一的民族文化的凝聚和形成。汉武帝时期，董仲舒顺应社会时代潮流，提出“大一统”思想，逐步形成了适合民族心理素质的思想文化制度。董仲舒主张建立文官制度，使人才培养方式发生变革，促进官僚系统进一步完善；从社会伦理规范出发，提出“三纲五常”的说教；为统一思想，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后世以儒为主的文化模式得到了制度上的保障。
秦汉时期所形成的经济制度、官僚政治制度、文化制度以及伦理规范，成为后世的楷模，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构建了成熟的框架和规范。
四、中国文化的转型期
从清代到“五四”运动，是中国封建文化的衰败时期，也是中国文化的转型期。
明清之际，封建社会已走向衰落，在封建土壤上孕育滋生的封建文化，也呈现衰败之象。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一批启蒙思想家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蒙昧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们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主张“工商皆本”，抨击科举制度，主张设立学校、吸收自然科学的成果，批判宋明理学，注重经世致用。对封建制的批判，宣告了封建文化的没落和寻求建立新的思想文化体系的开始。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华民族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对传统思想文化进行批判的救亡与启蒙的民族自救运动。它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批判旧思想、旧文化，提倡新思想、新文化，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人将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此时，其他如国粹派、全盘西化派也极力宣传自己的观点主张，各家各派都试图用自己的思想方法构建新的文化体系。
从清代以来，中国社会在没落的封建制中挣扎前行，旧的思想文化体系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文化进入到了转型期。
然而，封建文化根深蒂固，依然固守着自己最后的领地。至新中国建立之前，中国传统文化所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经济结构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不断激化，中国社会的救亡图存运动如火如荼。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没有也不可能建立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视野广阔并独具民族特色的新的思想文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