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郫江、检江同都江堰内江相连接，形成集灌溉、运输、防洪为一体的多功能水利工程系统，极大地促进了成都平原的经济进步和交通发展。
都江堰水利工程成功地解决了分水、引水、提水、排沙、防洪、灌溉等问题，还总结出“深淘滩，低作堰”等一整套维护管理的治水经验。
二三国蜀汉的农业政策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蜀地经济转入低谷的时期。经济停滞的主要原因是，时局动荡与战火连绵使蜀地经济遭到严重摧残。但在近四百年的历史中，蜀地经济也处于螺旋式发展的阶段。比如诸葛亮治蜀时注重发展经济，实行“务农殖谷，闭关息民”的政策，使蜀地经济在东汉末年的战火中逐步得到复苏。
（一）蜀汉土地制度
三国时期蜀汉政权土地制度的主要特点是大土地制度的迅猛发展。东汉末年，由于土地买卖频繁，土地兼并加剧，导致一部分大中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而广大农民则无地可种。
刘备入蜀后，为稳定局势，发展实力，推行了一些保境安民、恢复生产的措施，包括：
笼络土著豪族地主，允许其圈占大量土地。蜀汉初期，境内土著地主势力极大。刘备初入四川，立足未稳，笼络当地豪族是必要的，并且在战乱之中，豪族地主本身就是生产的组织者，是稳定生产的重要环节，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比如广汉彭羕，就是当地的“甲族”，占有大片良田，是典型的大土著地主（《华阳国志·蜀志》。）。这些大土地所有者在东汉末的乱世中用尽各种手段抢占田地，扩大势力，到东汉灭亡时，势力已极为庞大。如黄巾起义时，益州刺史郤俭被黄巾军所杀，东汉政府急忙派刘焉充益州牧，然而刘焉尚未抵达益州，黄巾军即已被当地的地主武装所镇压。这充分说明了东汉末年蜀地土著地主势力极为强大，而这些地主势力强大的根源在于他们拥有广阔的土地，依附于这些地主的流民与佃农很多，导致大地主势力强大。
设法发展外来地主的势力，使土著与外来地主之间达到制衡。刘焉入川时，亲戚故旧，跟随者很多，“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数万家，收以为兵，名为东州兵”（《三国志·蜀书》。）。刘焉这一政治集团就是依靠“东州兵”作为自己的主要武装力量，在蜀稳住阵脚的。刘备入蜀后，大批荆楚地主又纷纷随之进入蜀地，刘备汲取了刘焉的经验，极力扶植随其入蜀的荆楚地主的势力，以作为政权的依靠，在土著与外来地主之间形成一种制衡。可以说，刘备的蜀汉政权是一个外来地主与益州土著地主的联合政权。刘备既打击那些不服从者，又拉拢那些可争取的势力。如广汉彭羕，是益州土著地主集团中一个极有势力又极具才华的人物。在刘备入蜀之初，他也立了一些功劳，后来刘备让他做江阳太守，他不愿外放，于是游说马超反叛，马超立即报告给刘备，于是刘备毫不犹豫地将彭羕斩杀了。而许靖、法正等归顺于蜀汉政权者，则被刘备委以重用。这些土著地主与外来地主也借助于刘备政权的庇护，进一步发展其势力，扩占土地，使蜀地的大土地所有制逐渐臻于成熟。
安抚自耕农。蜀汉政权下的土地制度，除了占主导地位的大土地所有制之外，也有少部分自耕农经济。刘备入蜀前，深知经济对于其政权的重要性，因此在赤壁之战后，刘备任命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但主要任务不是让他统武行师和参与军事，而是让他督调零陵、桂阳、长沙三郡的赋税，以充军实。刘备打下成都，夺得益州，升诸葛亮为军师将军，但主要任务仍然是留守后方，整顿经济，处理日常政务。诸葛亮深知赋税的主要来源是广大农民，而当时蜀地的土地分配状况是大地主占有大量良田，驱使归附的农民为他们耕种。国家的土地则抛荒严重，很少有人耕种。另外，由于汉末战乱，北方民众大量流入益州，这些流民往往又无地可耕种，造成劳动力严重浪费。因此，诸葛亮为政的当务之急，就是将土地分配给这些流民耕种。早在隆中时，诸葛亮就向刘备建议：“令国中凡有游户，皆使自实。”（《三国志·蜀书》。）“游户自实”、“移民耕种”就是诸葛亮给这些流民分配土地的方针。即为流离失所的游户提供土地，把那些世世代代居住在山林里的山民迁徙到有土地可供耕种的地方，以便安居乐业。蜀汉在成都建都后，诸葛亮又让李严移民二万到汉中。降服南中后，把夷民迁徙到平地上，为他们建立城邑，使他们务农种桑，夷民从此渐渐远离山林习气，着力于农耕。为使流民得到更多土地以供耕种，诸葛亮还曾把成都附近的荒芜之地分配给农民，认为先让他们安乐复业，然后才可供役调（《三国志·蜀书》。）。此外，为防止兼并，使农民切实获得土地，诸葛亮还制定律令，严惩一些专权自恣、大肆兼并的豪强地主，以禁止他们过度兼并，妨害农事。为此，诸葛亮在蜀设立大司农、督农等职位，负责分配土地和管理农业生产；又采纳赵云的建议，把被豪强侵占的园地、桑田归还给农民（同上。）。由此可见，诸葛亮十分重视保护自耕农，因为他们是国家赋税与劳役的主要承担者。
（二）发展农业的政策与措施
1务农殖谷，闭关息民
刘备入蜀后，内忧外患并起，形势十分严峻。而在安定内部方面，恢复农业生产、发展经济是首要任务。诸葛亮在追随刘备的初期，除军事谋划以外，常被委以重整生产的重任，而诸葛亮又十分善于管理民生，被陈寿称为“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同上。）。生产是经济活动的中心环节，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封建社会中尤其如此。诸葛亮注重发展生产，抓住经济问题的关键，这是蜀汉经济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当时蜀地由于东汉末战乱的破坏，人民流离失所，经济凋敝。诸葛亮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使国富民安，就必须重视农业生产，务民劝农，不夺农时。为此，他不仅安抚百姓，让他们专心“务农殖谷”，还抓紧时机让军士屯田，自给自足，减轻农民负担。
同时，为了加强对蜀地农业的监督和管理，诸葛亮还专门设置农官。《通典·食货志》载：“大司农一人，魏国初置大农，黄初元年改大司农。蜀、吴同。”（《水经注·江水注》。）可见，蜀汉亦设有大司农一职，用以管理农业。诸葛亮先后以秦宓、孟光这两位有才识的学士担任大司农。在地方郡县，诸葛亮则设有“督农”之官。据载：“（义）徙为汉中太守，兼领督农，供给军粮。”（《三国志·蜀书·吕义传》。）又《蒋琬传》载有“督农杨敏”，可见吕义和杨敏都曾担任过“督农”之官，从事过劝农、管农之事。另外，诸葛亮还设有司金中郎将，督造农具，以改进劳动生产工具，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诸葛亮提出“务农殖谷，闭关息民”的方针，要求给农民提供一个安定的环境，以利于农业生产。并且他十分重视也真正实践了这一方针，同时也以这一方针要求地方官吏都重视农业。诸葛亮在称赞广都长蒋琬时说：“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足见他对地方官吏也要求以“安民息民”为施政的根本。也正因为他发现蒋琬是一位体察民情、注重实际、脚踏实地的能吏，因此他后来提拔蒋琬做了丞相府参军、长史，甚至于后来让蒋琬做了他的接班人。为了让农民安心从事农业生产，诸葛亮取缔了一切妨害农事的行为，使人民稍稍得到安歇。
2兴修水利
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增强农业抵御旱涝之灾的力度，诸葛亮十分重视兴修水利工程。都江堰在三国蜀汉时期被叫做“都安大堰”，亦称为“湔堰”，左思在《蜀都赋》中又把它叫做“金堤”。诸葛亮十分重视对都江堰的修理和维护。据载：“（灌县）都安大堰，亦曰湔堰，又谓之金堤。……诸葛亮北征，以此堰农本，国之所资，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水经注·江水注》。）诸葛亮把都江堰看做农业的根本，国家资源之倚仗，专门设置了堰官加强管理，并抽调1200名士兵常年进行保护和维修，使大小渠道畅通无阻。在诸葛亮的影响下，后主刘禅也到过都江堰，“看汶（泯）水之流”，视察过水利工程。此外，《一统志》又载：“大诸葛堰、小诸葛堰在金齿指挥使司城南一十五里，皆有灌溉之利。”诸葛亮为保证农业灌溉，还在城南修建了“有灌溉之利”的大、小诸葛堰，以配合都江堰。为了防止水患，诸葛亮还在成都附近修筑了防洪工程——九里堤。《成都府志》载：“九里堤在府城西北隅，其地洼下，诸葛武侯筑九里堤，以防冲。”甚至在与曹魏对峙的前哨汉中地区，诸葛亮亦大力兴修水利。据考古发掘证实，由于诸葛亮在汉中大兴水利工程，蜀汉时期汉中地区水利亦相当发达（马植杰：《三国史》，人民出版社，1993。）。
可见诸葛亮在执政时期，兴修许多辅助工程，进一步完善了都江堰水利工程的防洪灌溉和运载功能，使蜀地的水利工程网络十分成熟和发达。也正是由于诸葛亮对水利的重视，成都平原才形成了“沃野千里”、“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繁荣兴盛景象。晋人左思在《蜀都赋》中用“沟洫脉散，疆里绮错，黍稷油油，粳稻莫莫”来描述成都平原的丰收景象。蜀亡时，后主刘禅在降表中也如实地把成都平原描述成“百姓布野，余粮栖亩”的一片丰饶的图景。这些充分反映出诸葛亮兴修水利后给成都平原带来了丰硕的成果，大大促进了蜀汉经济的发展。
3薄赋减负
刘璋父子占据益州时，政治昏暗，土地兼并十分严峻，赋徭苛重，诸葛亮在隆中时即指责刘璋不知体恤百姓。蜀汉建立后，诸葛亮主张对臣民应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他说：“人有饥馑之变，则乱逆生，为劝农业，无夺其时。如此，富国安家。”为此，诸葛亮制定了减轻农民负担的“薄赋敛，无尽民财”的薄赋政策。他重视发展农业，既希望农业给蜀汉政权提供更多的财政收入，以用于“北伐曹魏，恢复汉室”（《诸葛亮集》，中华书局，1960。）之大业，又坚决制止横征暴敛，让农民“素有积蓄，以储其后”（同上。）。
诸葛亮为了减轻人民负担，除了直接在赋税上尽量少征以外，还采取了一系列其他措施。如军士屯田，寓兵于农；裁减官职，简化机构；严禁官吏剥削百姓、中饱私囊；提倡节俭等。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都使国家财政负担减轻，也就使对人民的征赋减轻。
军士屯田，寓兵于农。诸葛亮曾在与曹魏相峙的前线汉中之地实行军屯，寓兵于农，以实现军需的部分自给，减轻人民负担。诸葛亮一生戎马倥偬，初出茅庐便“受命于败军之际”，后又死于渭滨五丈原战争前线。在协助刘备建立蜀国的过程中，亲眼目睹了刘氏军队缺粮短衣之苦。因此，在蜀地实行“减兵省将”的政策和军士轮换制，削减服役人数以免妨害农业。诸葛亮每次率军北伐之前均致力于务农殖谷，令军民衣食足然后出兵。后主刘禅即位后，诸葛亮与杜微分析时局时指出，应当先休养生息，把农业发展起来，以便厉兵秣马，北伐中原。建兴六年（228）正式北伐，在战争过程中，诸葛亮亦令将士屯田以自给。并设屯骑校尉一职专管军士屯田，又命吕义为汉中太守兼领督农，供给军粮。
严禁官吏剥削百姓。诸葛亮深知百姓受那些不法官吏的荼毒之苦，所以对此也就加倍关心。他说，英明的君主应该对官吏的不法行为明察秋毫，国家的赋敛，或轻或重，一般说来，总有一定的标准和限度，而有些官吏为了中饱私囊，却是无所不用其极。由于他们的贪酷，往往导致民众饥乏而生变乱，发生“乱逆”行为。诸葛亮把这些剥削百姓、中饱私囊的行为，划到侵扰百姓的“五害”之中，认为凡有贪污行为的，不可不废黜。也正因为有这一措施相配合，他的薄赋政策才得以真正实行。
提倡节俭，反对官吏治私产。“先理身，后理人”是诸葛亮提出的重要行政准则之一。诸葛亮提倡节俭，也从自己做起。他生活节俭，从不营治私产。他把“金银璧玉，珠玑翡翠”之类的“奇珍异宝”视为“无用之器，无益之货”。从政期间，他“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三国志·诸葛亮传》。）。诸葛亮在蜀汉政权中提倡节俭，反对官吏治私产，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人民负担。
此外，诸葛亮还推行了裁减官职、简化机构等措施，这对于减轻人民负担来说，也不无裨益。陈寿曾评价说：“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同上。）“约官职”就是讲诸葛亮裁减官职、简化行政机构的措施。
（三）蜀汉农业政策之得失
蜀汉土地制度的特点是，一方面保护土著地主的土地和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大力扶植外来地主，与此同时，安抚自耕农，给予自耕农一定的土地。土著地主与外来地主之间的制衡保证了蜀汉社会的稳定和政权的稳固。在封建经济时代，大地主对于农业生产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他们是生产的策划者和执行者。蜀汉政权对大地主大肆圈占土地的做法基本不加干涉，既是为了巩固政权，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秩序的恢复和经济的发展。
诸葛亮推行的一系列发展生产、薄赋轻敛、提倡节俭和反对官吏营治私产的经济措施，确实是“合夫四时之气”（《诸葛亮集》，中华书局，1960。）的经济管理之道。由于这套措施的推行，使得蜀地出现了“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三国志·蜀书》。）的大好经济形势，社会风气好转，达到了“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的境界（同上。）。诸葛亮的农业政策一方面使部分小农得到土地，成为编户齐民的自耕农，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提高；另一方面，国家府库也得到充实，社会呈现繁盛景象。正因如此，才得以在东汉末的乱世中与强大的魏、吴抗衡，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
但是也应该看到，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是以牺牲人民利益为代价的，大量小农在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过程中失去土地，变成佃农甚至流民，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蜀汉政权在诸葛亮执政时，对地主的兼并行为作了一定限制，并尽力恢复小农阶层的土地，发展小农经济，在一定程度上革除大土地所有制的弊端，使蜀汉社会有了短暂的安定局面。另外诸葛亮执政时积极对魏用兵，图谋武力灭魏，这些战争对蜀汉经济的发展极为不利。虽然诸葛亮实行了军士屯田、寓兵于农的政策，但军屯所获的粮食根本不能满足战争的需求，对蜀汉经济的发展只起有限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