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代文翁兴学
（一）文翁兴学的措施蜀地自古以来被称为天府之国，水利资源充足，土地肥沃，但由于地理位置偏僻，加之秦岭、大巴山的阻隔，在先秦时期，蜀地在政治上和中原地区保持相当的差距。当时西方的秦国，南方的楚国，以及东方的吴国、越国都在政治上积极参与诸侯争霸，文化上加强了和中原的交流，唯有巴蜀，僻在西南，为“戎狄之长”，不与中原之政，不参与中原列国轰轰烈烈的变法潮流，又不与中原学术，不参与百家争鸣（段渝：《从巴蜀的巴蜀到中国的巴蜀》，载《光明日报》2000年3月17日。）。先秦时期，蜀文化与中原地区的互动和交流还并不是太充分的。
因此，由于民族、历史、地理环境等诸多原因，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着较大差异。虽然随着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的空前频繁，中原文化对巴蜀文化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但这一影响还不足以导致巴蜀文化的转型（房锐：《文翁化蜀与儒学传播》，见《中华文化论坛》2005年第4期。）。蜀地在当时仍然被认为是僻陋之地，有蛮夷之风。儒学在蜀地并没有得到很大的发展，直到汉中叶时，在钱币和文字符号等方面，蜀人在很大程度上还保持着旧有的传统。
同时，在经历了六国战乱、诸王争霸后，秦王朝于公元前221年统一全中国。公元前316年，秦派兵灭掉了巴、蜀，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等采取了措施来治理巴蜀。在文化方面，秦对巴蜀的文化变革则是温和的、诱导性的，尤其是秦王朝对巴蜀的文化政策别具一格，与它对东方六国所采取的文化专制主义截然不同（段渝：《论秦汉王朝对巴蜀的改造》，见《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1期。）。也就是说，巴蜀的文化精神在当时秦王朝的文化专制政策下，竟然得到很好的保存和发展，为汉时期巴蜀文化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又据《汉书》记载，巴蜀之地本属于偏僻的地区，秦朝灭蜀后设置蜀郡，土地肥美，百姓生活丰裕，景帝、武帝时期，任命文翁为蜀地郡守，教民读书法令。可见，在秦统一巴蜀后，巴蜀地区经济有很大发展，封建生产关系得到确立巩固，优越的自然条件因而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加之李冰兴修水利，社会经济便迅速发展起来。同时，经济的发展，要求文化作相应的提高。因此，发展文化教育，提高社会道德水平，淳厚民风，便成为巴蜀掌握社会政治权力的郡守县令的一项迫切任务（何汝泉：《文翁治蜀考论》，见《西南师院学报》1980年第4期。）。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文翁兴学正是蜀地社会文化发展的趋势所需。
西汉景帝末年，庐江舒（今安徽舒县）人文翁任蜀郡守，开始在蜀地兴学。文翁自小好学，汉景帝末年，以察举任蜀郡守，仁爱并且好教化，在任蜀郡守期间，“见蜀地僻陋，有蛮夷风”（《汉书·循吏传》。），就采取措施兴学和建立学官，并以此培养了大批的官吏。《汉书·循吏传》详载了文翁兴学的经过和对巴蜀地区的文化发展产生的巨大影响。
首先，文翁“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励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汉书·循吏传》。）。即文翁选择聪敏有能力的张叔等十余人，将其送往京师长安的太学学习博士课程，也就是儒家经典和法律。并且通过减少官府的开支来支持这些弟子，让这些学生购买蜀地特产的刀和布带到京师作为学费，使其学习无后顾之忧，在他们学成归蜀时又给其安排适当的职位，使其学以致用。这些弟子颇有才干，不少弟子回到蜀地后被任命为郡学教师，还有人在后来担任郡守和刺史这样的重要职位。
其次，“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繇，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同上。）。即在培养了这批弟子，有了师资来源后，文翁及时地在成都建立学舍，招收县里的子弟来就学，增加了学生名额，为鼓励学习，为这些郡学子弟免除徭役，其中成绩卓越的弟子，就直接任命为郡县的官吏，而且文翁在巡行视察各县工作时，经常带一些学业优秀的学生随同，让他们能作宣传方面的工作。这样蜀地百姓都对此引以为荣，争相入学官做弟子，把入学作为进入仕途的一个重要途径，有钱人甚至还出钱来求得机会作学官弟子，蜀地的文化风气开始兴盛，读书人大大增加，有些人还专门到长安求学深造，极大促进了蜀地文化的发展。
（二）文翁兴学的积极作用
文翁兴学对当时的学校制度和蜀地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种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文翁兴学后，蜀地的文化得到很大发展，“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之始云。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汉书·循吏传》。）。蜀地开始出现好学的风气，富人也争着做学官子弟，蜀地开始融入汉文化，蜀地文化能和当时文化最发达的齐鲁地区相媲美。
第二，受文翁兴学的影响，西汉各地开始兴建学校。春秋之后，各诸侯国的地方官学逐渐瓦解，直至西汉初年，各地郡县仍没有地方官学。文翁办学是地方郡县官学形成的开端。到武帝时期，汉武帝下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并在巴、汉等地区也设立了文学（文学，指地方官办的学校。）。这样在蜀地外的其他地区也兴起了办学的高潮。
东汉安帝时，“州夺郡文学为州学，郡更于夷里桥南岸道东边起文学”（刘琳：《华阳国志校注·蜀志》，第235页，巴蜀书社，1984。），汉顺帝和桓帝时，冯颢任成都县令，“立文学，学徒八百人”（刘琳：《华阳国志校注·蜀志》，第238页，巴蜀书社，1984。）。以上为官学，此外私人授徒讲学和游学风气也很盛行。这些都反映了两汉巴蜀人士好学之风。
两汉巴蜀士人游学京师者人数众多。除前述文翁遣的张叔十余人外，还有西汉何武、东汉杨终、张皓、董扶、任安、任末等。京师为全国政治文化学术中心，落后地区士人游学京师，受业博士或师从名流学者，是加强文化交流、提高学术水平的最佳途径。所谓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正是两汉巴蜀学术文化繁荣发达的一个重要因素（李绪柏：《两汉时期的巴蜀文化与岭南文化》，见《学术研究》1997年第3期。）。文翁兴学，改造了巴蜀的蛮夷之风，使巴蜀逐步从对中原的文化认同转变为文化自觉，最终超越了神圣传统，在思想上、文化上与中原文化融为一体（段渝：《从巴蜀的巴蜀到中国的巴蜀》，载《光明日报》2000年3月17日。）。
第三，巴蜀学术文化的繁荣，使得蜀地出现一大批颇具影响力的著名文人学者。据《汉书》载，“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汉书·地理志》。）。司马相如、扬雄等成为西汉时著名的汉赋家。
巴蜀由一个原来神权意识非常浓厚的地区，一跃而为“其学比于齐鲁”的全国文化中心之一。两汉时期，全国有齐鲁豫兖、关中三辅、东南吴会、西南巴蜀四大文化发达地区，是出书籍、人才最多的地区。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降及建武以后，爰迄灵、献，文化弥纯，道德弥臻。……虽鲁之咏洙泗，齐之礼稷下，未足尚矣。故‘汉征八士，蜀有四焉’。”这些成就的取得与文翁的倡导教育是分不开的，所以班固评论说：“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汉书·循吏传》。），确为公允之论。
二唐宋四川地方政府兴建书院的得失
（一）唐代四川地方教育概况1唐代四川地方教育发展的措施
秦汉之后，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纷争，社会动荡，经济文化的发展都受到很大影响。四川的教育也受到影响，基本没有太大的发展。
到了隋代时，隋政府推行郡县二级制，合并了原置州县，蜀地改为24郡、174县。隋文帝重视学校教育，开始大力发展学校教育，在中央设立了国子学、太学、书学、算学等科目，并且在地方州县也设立学校，还规定了每个州县贡举的人数。隋政府开始下令在地方设立学校，蜀地的州、县官吏也相继在所辖的州县创立学校，这样，四川自从三国、两晋、南北朝以来一直没有太大发展的地方官学教育开始重新兴起。
到唐代时，由于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唐政府更加重视教育，并且沿用和推广了隋代的科举制，科举制的发展也极大地推动了唐代学校教育的发展。唐代四川教育的发展表现在地方官学发展及书院制的兴起等方面。
据史书载，唐政府在地方府、州、县各设置官学，教育制度完备，略相仿于中央官学，并且对学生入学资格和年龄，教育设置和考试都有相应等级制度的规定。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9）正月，又下令全国州县每乡、里都设置学校，选拔师资来教学。这样唐代在全国各地都建立了学校。按唐朝的教育制度要求，四川地方政府当时设置的生员数量规定为：益州大都督府学生60人，其他按下都督府50人，下州40人，下县30人，在唐代的繁盛时期，四川大概有九千人的官学学生，这样促进了四川地方教育有新的发展。
唐代四川地方政府重视并推行教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四川地方政府采取措施新建了许多学校
据《广安州新志》记载，唐武德七年，广安县设学生35人，贞观元年县学设置生员，县级官员补任生员，长史主持。每年仲冬时节，县的学馆馆监带领学有所成的生员由渠州送至尚书省。县设有文学一人，通晓五经来教授生员。县又有经学博士、助教各一人由渠州增补，这些博士、助教的出身有乡贡、进士、武举等。
（2）建立孔庙和学馆
孔庙最初是祭祀孔子的地方，后来演变为庙学合一的场所。隋唐时，开始在各州县建立孔庙。“咸亨元年（670），诸州县的庙堂及学馆，有被破坏和未建造的，以致生徒没有学习的地方，而且不能进行对先师的奠祭之仪，长久下去就对先师很不敬，下令州县要加快修葺。新都学庙堂受诏令而建立”（杨炯：《新都县学先师庙碑文》，见《全蜀艺文志》卷三十二。），记载了新都县孔庙的创设情况。另唐王勃《益州九陇县庙堂碑记》所载，“九陇县（今四川彭州天彭镇）学庙堂者，大唐龙朔三年（663）乡人之所建也”（嘉庆《四川通志·学校三》。）。当时四川各州县也开始建立庙堂。
又据杨炯《长江县学先圣孔子庙堂碑》载，“乾封元年（666），下诏令追赠孔子为太师，咸亨元年，下诏令州县官司修建学庙，长江县县令杨宏农奉命营建孔庙”（同上。）。这些孔庙对促进当地教育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3）解决办学经费
当时唐代地方学校的办学经费，主要从地方政府中开支，学生由学校供膳费，各校学生的名额及经费多少根据各地的收入情况而决定。中唐以后由于唐王朝战乱纷争，经济发展受到很大影响，筹集办学经费困难，开始通过别的途径筹集学校经费。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国子祭酒郑余庆率文吏捐俸修学，月俸每一百抽取一文，用来资助修葺国学。在此之后，唐代四川政府正式规定文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每月所请科钱每贯抽文以充国子监”（《册府元龟·学校》。）。懿宗咸通年间，留守刘允章奏请群臣纳“光学钱”以资办学，规定数额为宰相五万，节度使四万，刺史一万（《新唐书·刘允章传》。）。
唐代四川的学校还接收少数民族的贵族子弟，唐德宗时的西川节度使韦皋就利用成都府学接收少数民族子弟进行教育（熊明安、徐仲林、李定开：《四川教育史稿》，第80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3。）。
这些措施和资助办学的方式，都是和当时的历史环境、社会条件密切相关的。在当时的条件下，四川地方政府积极采取了措施，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故唐代四川的地方教育在规模和数量上都比隋代有进一步发展，这也是唐代政府重视科举的结果。
2唐代四川书院初步建立
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在唐末五代兴起，兴盛于两宋时期，特别是南宋，衰落于明清。书院是中国古代学术研究和传播的重要阵地。
唐代的官学兴起后，私学也得到发展，书院的教育形式开始出现。唐德宗贞元九年（793），四川遂宁人张九宗创建了书院，是中国古代最早建立的书院。据记载：“张九宗，遂宁人，唐贞元年间进士，张九宗书院，在遂宁县西南书台山下，唐贞元九年建。”（嘉庆《四川通志·学校二》。）此外，还有南溪县的南溪书院，盐亭县的青莲书院等等，都是早期建立的书院。
唐代之所以产生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有其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起始于民间私家创设的教育机构，就其性质，和自汉以来的精舍、精庐有一定承继关系（李才栋：《唐代书院的创建与功能》，见《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唐代的经济繁荣，社会进步，文化也相应的有较大发展，科举制的发展也为书院的建立起了极大推动作用，另外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以及应用，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技术条件。
（二）宋代四川地方政府采取大量措施，推动四川
书院的极大发展宋代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教育得到很大发展。宋仁宗时开展了著名的庆历兴学运动，地方官学大量建立，极大地推动了地方教育的发展。
1宋代四川地方官学教育发展的背景和措施
宋代地方官学教育发展的背景主要是北宋时期的三次兴学运动。当时的宋代统治者吸取唐王朝由于藩镇割据而灭亡的历史教训，采用了重文轻武的政策。为加强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需要培养大批为其服务的知识分子，于是大力兴办学校培养人才，发起了三次兴学运动。第一次为宋仁宗时的庆历兴学。第二次是神宗熙宁和元丰年间，王安石新政时的兴学。这次兴学采取了一些改革教育的措施，下令各州县普遍设立学校，并且颁布《三经新义》为全国学校的统一教材。统一思想，推行新法。第三次是徽宗时的崇宁兴学。这一次兴学强化了熙宁和元丰时期的兴学措施。开始推行三舍法，学生由县学经过考试升州学，再由州学升太学。太学上舍按照等级直接授官，免省试或免发解试。下诏令州县也设置小学。这样，形成了地方官学到中央官学的比较完整的学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