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感物造耑，材知深美”與“可以為大夫”
《詩賦略》序云：“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从“不歌而誦謂之賦”可以確定“賦”衹是誦詩的一種方式；“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見《詩·定之方中》毛傳，原為“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為大夫”，說具備“登高能賦”的能力就具有了“為大夫”的資格。其實班固引的這兩句話並没有說明“賦”究竟是什麽，既未關乎它的文體，也没有涉及它的內容，但其中包含了大量的轉換生成信息。“不歌而誦”實際上是“樂語”的方式或项目之一。《周禮·春官·宗伯》：“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樂語”的教授目的是為國家培養懂得樂禮、樂用的官員，以便能“授之以政”、“使于四方”，其中“誦”就是项目之一，即或為“賦詩”。後世对“登高能賦”較普遍的理解，似乎是登高觸懷而能作賦，這應該是後來的發展義，“登高能賦”的原意應當是“登堂能够賦詩”，這在樂語之教的時代，是成為合格的官員的一項必備的技能，“登高賦作”的後起義大概是在西漢時期產生的（遍查三《禮》，衹有《禮記》中出現過一次“登高”，還是打比方之詞，與“賦詩”聯繫起來的情形根本没有；在三《禮》的注疏中，僅有的幾處也都是與觀天象聯繫起來，没有和賦詩聯繫的實例。《詩傳》中也僅如正文中所引一例。因此，原初之“登高”，應是“登堂”之意。“登堂”唱詩，稱之為“登歌”，是樂儀式中級别較高、嚴肅性較強的“高潮”部分，《禮記·祭統》云：“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祼，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于武宿夜，此周道也。”（《禮記·祭統》卷四十九，前揭《十三經注疏》，第1604頁）王志長《周禮注疏刪翼》卷一五云：“歌詩尊卑各别，若天子享元侯，升歌肆夏，頌，合大雅；享五等諸侯，升歌大雅，合小雅；享臣子，歌小雅，合鄉樂；若兩元侯自相享，與天子享己同；五等諸侯自相享，亦與天子享己同；諸侯享臣子亦與天子享臣子同，燕之用樂與享同，故燕禮，燕臣子，升歌鹿鳴之等三篇。”“升歌”並不是哪一首固定的樂歌，而是在一定級别的儀式樂當中演奏的最重要的部分。《周禮》曰：“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鄭玄注引鄭司農曰：“登歌，歌者在堂也。”（《周禮注疏》卷二十五，前揭《十三經注疏》，第796頁）梁元帝《纂要》曰：“堂上奏樂而歌曰登歌，亦曰升歌。”“登歌”是要在堂上演奏的，《禮記·郊特牲》：“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奠酬而工升歌，發徳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堂上之聲為尊貴之聲，否則也就不用強調登歌為堂上之歌。另外翻檢《周禮》、《儀禮》，在各種儀式當中，無論是君見諸侯，還是主待賓客，“升堂”都是尊貴之禮和尊貴之環節。那麽，就樂語培養的不唱詩而賦詩的國子而言，登堂而能賦詩是成為官員的一種必需的技能，也就是說，所謂的“登高能賦”原指“登堂賦詩”，從這個角度，可以進一步證明周勳初所言“登‘高’而賦，也就是登堂而賦”說為不誤（《登高能賦說的演變和劉勰創作論的形成》，周勳初《魏晉南北朝文學論叢》，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頁。周勳初還進一步補充說：“‘升高能賦’的‘升高’一詞包含着兩方面的內容，一是登堂，二是登壇。”第140頁）。由“登堂能賦詩”變成“登高能賦作”應是以後逐漸衍生出來的意思，《毛傳》中的“升高能賦”明顯還指“登堂能賦”的本義，因為與此一同的其他“八能”均指建邦、理國、修政的重大事業，後世所謂“文學”意義上的“賦作”，在當時還遠没有可能與其他“八能”並列而進入到對士大夫能力要求的行列。《韓詩外傳》卷七的說法——“孔子遊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者，何言其願，丘將啟汝志。’”倒已經明確指“登高賦作”了，不過周勳初證明這則故事是後人孱入的（《登高能賦說的演變和劉勰創作論的形成》說：“上述《韓詩外傳》卷七第二十五章中的文字，可能即為後人孱入者。”見《魏晉南北朝文學論叢》，第143頁），不大可信。但“登高賦作”的新意似可以肯定在西漢時就已經出現了。如果班固《漢書·藝文志》直接承劉向父子《七略》而來，即《藝文志》中觀念來自《七略》，那麽從《藝文志》中就可以看出西漢劉向時期已經有了“登高賦作”的傾向，而不是“賦引詩”了。）。
《藝文志》引述完“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之後，解釋說：“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為大夫。”如果說前面引述的話還衹是原典義的引用，那麽後邊解釋的說法就已經開始對原典義進行轉換了。“感物造耑”，師古注：“因物動志，則造辭義之端緒。”揭示了賦“感物造耑”即“感於物”和“騁於辭”的兩層含義，也就是“登高而賦”由原來的“賦引詩”變成了登高者自己作賦了。《藝文志》的這一轉變對後世的文學認識影響很大（自班固以後，王沈《魏書》說曹操“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弦，皆成樂章”。（《三國志》卷一《魏書·武帝紀》注引，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54頁）這裏的“登高必賦”基本上體現着《藝文志》中的認識，一方面仍一定程度上帶着原典義的痕跡，通過原典義來稱美曹操，因為“登高能賦”在古代是一種稱頌的說法，而且曹操的創作也確實還與“音樂”——“皆成樂章”緊密聯繫着；一方面又脫離了原典義，曹操的“登高必賦”，顯然是自己在創作，而不是“賦引詩”。“登高必賦”成為曹操整體創作的一種概說，如果說《藝文志》還衹在忙着為現實中的“賦作”尋找古來的權威依據，還在努力爲現實中的“賦作”與古代的權威說辭之間建立轉化的邏輯，那麽王沈可謂進了一步，已經在很自然、很成熟地運用這一新的後起義了。到了劉勰《文心雕龍·詮賦》，雖還在引古說：“傳云：‘登高能賦，可為大夫。’”但其中之“賦”則已經完全用後起義了。因“登高能賦”說的流傳衍變在文學發展中的影響較大，故涉及此節時再從本书的角度略加提及。詳細的情況可參看周勳初《登高能賦說的演變和劉勰創作論的形成》一文的論述。）。就本論題而言，班固引的“傳曰”这兩句話，實際為賦由詩發、能誦詩可以為大夫進而發展為能作賦亦可為大夫確立了權威依據。“感物造耑”也就是後世對賦“體物”特徵的較早描述，而且“賦”“感物”的特質，也與“歌詩”“感於哀樂”在“感”之層面溝通起來，並一起構成了《詩賦略》區别於其他文體樣式的核心特徵。“材知深美”言可以通過“感物造耑”的賦作體現創作主體的才智，這也是對已經較為成熟的賦的概括，與原先賦詩“别賢不肖而觀盛衰”偏向於表現“集體”意願不同，班固讚揚屈原“可謂妙才”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講的。因為“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為大夫”，經過班固的推闡和轉換，賦的“文學”體性就突出出來了，而且把“登高賦詩”可以為大夫置換成了為賦可以為大夫，這樣，在確定了賦的核心內涵的同時，還把賦與可以為大夫作了內在的勾連和確認。也就是說，在漢代，在文人詩不甚發達的時候，賦成為文人的主體文學樣式。
《藝文志》建構的上述邏輯，有這樣兩點需要明確：第一，賦在漢代成為一種普遍的文學樣式，不但“言語侍從之臣”為之，“公卿大臣”亦為之，針對這一現實狀況，需為之尋求文化根源上的權威依據，並且，身為“言語侍從之臣”的班固，也要提升和美化自己所擅長的文化樣式，以自重其術；第二，建構如是邏輯不等於推尊賦體，賦的地位在“如其不用何”的說辭中已明確確定下來了，並且，因為賦的這種地位，它成為漢文人的“專類”文化樣式。漢賦的主體主要是由作為“言語侍從之臣”的漢文人來完成的，下面所要論述的“辭人之賦”主要就是指他們的創作。
2.“詩人之賦”與“辭人之賦”：“藝”（經）之文與文之藝（技藝）
在《藝文志》各類中，以“道”、“器”之分别為兩類，在言“道”一類中，又以與“經藝”的親疏遠近而梳理為“六藝”、“諸子”、“詩賦”之序。《藝文志》是記載“藝文”的，六藝為“文”之最高規範，並成為衡量其他文類高下的原則和標準。在《詩賦略》中，也整體體現着《藝文志》的這一義例，就賦而言，內中就有“詩人之賦”與“詞人之賦”的差别。《藝文志》載：
春秋之後，周道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為侈儷閎衍之詞，没其風諭之義。是以揚子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
賦為詩之流，賢人失志作賦，初時尚“咸有惻隱古詩之義”，故稱為“詩人之賦”，如荀子、屈原之屬；而後“競為侈儷閎衍之詞，没其風諭之義”，則滑向了“辭人之賦”，從宋玉一直到漢代，均屬此類。前者尚保持着與經的天然關聯，還没有擺脫經義的諷喻之意，尚屬“藝之文”，後者則發生了很大變化。《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曰：“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後繼者突出了“好辭”的特色，卻已經“莫敢直諫”了。《法言·吾子》：“或問：‘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為尚。事勝辭則伉，辭勝事則賦，事、辭相稱則經。’”辭勝事隱成了後來賦的特徵。《吾子》又云：“或曰：‘賦可以諷乎？’曰：‘諷乎！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或曰：‘霧縠之組麗。’曰：‘女工之蠹矣。’”（揚雄《法言·吾子》，前揭《法言義疏》，第60、45頁。）賦脫離了古詩的諷喻之意，衹以辭意取勝，在作者看來已經有害了。後世的摯虞對此概括得比較直接，其《文章流别論》曰：
古詩之賦，以情義為主，以事類為佐。今之賦，以事形為本，以義正為助。情義為主，則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為本，則言富而辭無常。文之煩省，辭之險易，蓋由於此。夫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此四過者，所以背大體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割相如之浮說，揚雄疾辭人之賦麗以淫。
“文豔用寡”成為後來賦的鮮明特徵，已經去“藝之文”的標準甚遠，成為“文之藝”，脫落為一種為文的技藝了。終漢一代，對賦要有“諷喻”和“奏雅”功能的要求始終存在，也可見傳統詩學觀念的影響。但賦畢竟已不同於詩，詩學的這種影響被化合在賦的特性當中，但並没有成為主導因素，賦體現這種影響的方式是“勸百諷一”、“曲終奏雅”，但已經難以牢籠賦的全部特性，講求“文豔”、“競為侈儷閎衍之詞”成為賦作的普遍特色，這實際上正體現了“藝之文”向“文之藝”轉變的過程。
在文化統緒的建構和對賦創作的規範與引導方面，關於賦的評議往往充溢着經義原則，似乎這些原則就應該是賦創作本身的一部分，但在賦的實際存在和創作當中，卻未必是這麽回事。由於儒術的獨尊，文化類别的分級而立，從事不同文類是顯示著身份的尊卑、被社會認同的高下的，所以賦雖有“惻隱古詩之義”，但縉紳士大夫是不大願意做的，雖也有公卿大臣作賦，但這衹是他們閒暇之際的“餘事”，衹是偶爾的“間作”，是用來應景逞歡的，並不以之為意。賦創作的主群體是“言語侍從之臣”，如司馬相如、枚皋等，他們不是“間作”，而是要“日月獻納”的，這部分文人的主要身份是遊娛侍從，賦創作是他們主要的文化職事。現實中的這種實際狀況也推動賦向“文之藝”發展，並不是賦作者自身認識到賦的特殊性質而甘願為之。
§§§第二節漢代的“文人群落”
廣言之，從事文科類别的文化人，都可泛稱為文人，文化屬性或類别相同的文人構成的群體，這裏稱之為“文人群落”。由於本书研究的重點是“文學”，而“儒學”在漢代的“文”之格局當中，處於核心和主體地位，其他“文”類的發生發展很大程度上受着它的影響，因而也是本书重點考察的对象，兩者之間的對比變化會凸顯“文學”發展過程中的某些實質性變化，故本文所謂“文人群落”主要指“文學家”和“經學家”兩類群體而言，其他的“群落”由於不具有直接的對比性，故略之不談。
下文所謂的“確認”或“未被確認”，不僅指一個類别被確定的事實，更主要的是指這一類别在多大程度上被人們所認可，即它們自身的特性是否為人們所認同。
一、《史記》、《漢書》的“儒林”類傳：得到確認的文人群落
《史記》首列《儒林列傳》，《漢書》繼之。“儒”本是諸子思想之一種，百家爭鳴之一家，但此時卻超逸眾家之上，得以成“儒林”類，獨自躋身于史目當中，命運發生了極大的改變。這種殊榮的獲得與儒學在漢代成為統治思想、奉行儒術的思想者成為官僚系統核心的狀況有關。
在儒者看來，“《六藝》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包含了治之至道在裏面（在對經學地位確認這點上，《儒林傳》可和《藝文志》互相參看。《漢書·儒林傳》改變了《史記·儒林列傳》中《詩》、《書》、《禮》、《易》、《春秋》的傳統順序，而變成了《易》、《書》、《詩》、《禮》、《春秋》，這一改變與《漢書·藝文志》是一致的，這種改變的意圖在《藝文志·六藝略》總序中交代得比較清楚。這裏需要指出的是，《藝文志》對“六藝”的推重和安排意圖，可以拿來關照作者列《儒林傳》對“儒林”人士地位所給予的推重與確認。）。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明確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口號，之後“六藝”開始了經學化的道路，“武安君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為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矣”（《漢書》卷八八《儒林傳》，第3593頁。本節引此傳不再重複注明。），開始了實際行動。後公孫弘請置博士弟子，通一藝者補官，“制曰：‘可。’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儒家政治倫理學說與統治者的政治理想結合，儒學成為統治思想的核心，太子、諸王的傅相要鴻學碩儒之選，高級官吏由經學士人充任，國家日常政治、倫理由經學來指導。正如皮錫瑞在《經學歷史》中所描述的那樣：“以《禹貢》治河，以《洪範》察變，以《春秋》決獄，以三百五篇當諫書。”（皮錫瑞《經學歷史·經學昌明時代》，中華書局2004年新1版，第56頁。）這在漢代是很嚴肅的事實。
儒學在國家的政治倫理生活中佔據着這樣的地位，在史書當中，儒學士人自然是被書寫的中心，這是鐵定的法則。衹要隨意翻開《漢書》，各顯臣傳無不有經學思想在背後支撑，此是常例，本文不予展開，此節主要以《儒林傳》為重點展開論述（司馬遷時期，經學“大一統”的文化格局尚未完全形成，司馬遷本人的思想也具有多元性的特點，所以《史記》反映的文化傾向尚没有如《漢書》那樣集中地奠於一尊，然而《儒林》在他的手裏得成史之一傳，已反映出儒家思想在社會當中漸成主流的發展事實。王鳴盛說：“子長（司馬遷）于《封禪》、《平準》等書，《匈奴》、《大宛》等傳直筆無隱，至《儒林傳》則力表武帝之能專儒；又田蚡、公孫弘本傳及他傳惡之殊甚，而《儒林傳》則言蚡……弘……皆是深許之……其歸功於武帝君臣如此！”（《十七史商榷》卷六“儒林傳”條，中國書店1987年版，第4頁）無論司馬遷出於什麽動機反映上述情況，都能從一個側面知道儒家思想在社會漸趨得勢、漸成主流的事實。但《史記》之《儒林列傳》畢竟没有《漢書》之《儒林傳》反映的情況集中和典型，所以這裏雖連帶了《史記》的情況，但主要是以《漢書》為主要論述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