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時期，曹丕、曹植等雖都編有文集，但總的來說，此舉還是比較少有的，無論是數量還是由其所構成的社會現象，都還不能說較多或較為普遍。文集編撰開始以較為成熟的局面發展是在兩晉時期。
首先是别集編著意識在社會上開始明確起來。曹魏時期的别集編著，嚴格來講，衹有曹植一人，這或有史料留存的原因，不過結合曹魏整個社會情形來看，這種局面應當是正常的。兩晉時期，别集的編撰已不是小範圍的個案，而是有了普遍化的社會性質。最顯著的别集編撰是陳壽的《諸葛亮集》，《晉書》本傳載：“（壽）撰《蜀相諸葛亮集》，奏之。”（《晉書》卷八二《陳壽傳》，第2137頁。）《三國志》諸葛亮本傳附有《諸葛氏集》目錄及陳壽撰集後的奏書，其中有：“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為二十四篇。”陳壽的這番作為當顯示出别集編撰的特殊社會信息：一是編集載入史傳，無論陳壽出於什麽動因編集，編集入史都顯示着社會編集意識的增強；二是陳壽上奏書稱“臣壽等言”，可知參與編集的尚不止陳壽一人，而是“集體”商議、“共同”進行的結果，則編集意識也不僅僅是陳壽個人的認識，而是有一定代表性的。這麽說並不算強為之詞，社會上還有其他的撰集行為可為參證。《晉書·盧欽傳》載：“（欽）所著詩、賦、論難數十篇，名曰《小道》。”（《晉書》卷四四《盧欽傳》，第1255頁。）既名之為《小道》，應當已經成集。《晉書·索靖傳》載“（靖）撰《索子》、《晉詩》各二十卷”（《晉書》卷六〇《索靖傳》，第1649頁。），既統名之為《晉詩》，則顯然是作者自己所編著，而非為後世所集結。《世說新語》注有“孫統為《（高）柔集敘》”的記載（《世說新語·輕詆》注引，前揭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第837頁。），可知《高柔集》在晉世已然編撰完成。陸雲在《與兄平原書》中曾說：“適欲白兄，可因今清靜，盡定昔日文”，“前集兄文為二十卷，適訖一十，當黃之。書不工，紙又惡，恨不精”（《陸清河集》，前揭《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第二冊，第726、728頁。）。陸氏兄弟定文、結集的意識非常明確。另外，《晉書》中明確記載有文集行於世的情況。如：
（傅玄）撰……名為《傅子》……並文集百餘卷行於世。
（盧諶）撰《祭法》、注《莊子》，及文集，皆行於世。
（束）皙才學博通，所著……《補亡詩》、文集數十篇，行於世云。
（王鑒）文集傳於世。
（蔡）謨博學……文筆論議，有集行於世。
（干）寶又為《春秋左氏義外傳》，注《周易》、《周官》凡數十篇，及雜文集皆行於世。
（應貞）文集行於世。
（顧愷之）所著文集及《啟蒙記》行於世。
（郭澄之）所著文集行於世。
（陶潛）所有文集並行於世（此處引文分見於《晉書》卷四七《傅玄傳》，第1323頁；卷四四《盧欽傳附盧諶傳》，第1259頁；卷五一《束皙傳》，第1434頁；卷七一《王鑒傳》，第1891頁；卷七七《蔡謨傳》，第2041頁；卷八二《干寶傳》，第2151頁；卷九二《文苑·應貞傳》，第2371頁；卷九二《文苑·顧愷之傳》，第2406頁；卷九二《文苑·郭澄之傳》，第2406頁；卷九四《隱逸·陶潛傳》，第2463頁。）。
因為《晉書》為唐人所撰，上述所載文集或有為後人所集者。不過同為唐人所撰的《隋書》記載了大量的兩晉人别集，何以《晉書》記載的晉文人的文集情況那麽少？實際的情形或是《晉書》僅載晉世已有集者，而不錄後人補撰者，那麽以上所述晉人文集數量就不謂之少了。
從陸雲“集兄文為二十卷”的情況看，晉人結集往往並不徑直稱為“集”，而是說若干卷，也就是在《晉書》所載的某傳主著詩賦文筆若干卷的記錄中，有些是以文集形式存在的。如葛洪“所著碑誄詩賦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隱逸、集異等傳各十卷”（《晉書》卷七二《葛洪傳》，第1913頁。）裏文類的各自分卷，當是作者自己所為，其中“碑誄詩賦”合為百卷，“移檄章表”集為三十卷，已經是當時“文”、“筆”意識分化的現實成果，把己所著述進行整合，相同文類歸在一起，本就反映了作者明確的結集意識。
兩晉别集編撰趨於成熟還可從史籍關於晉留存别集的記載中得到反映，以《隋書·經籍志》為例，其中所記載的晉别集的數量是相當可觀的。朱迎平曾對《隋書·經籍志》别集類著錄的漢魏南朝别集做過一個統計（朱迎平《漢魏六朝文集的演進和流傳》，前揭《古典文學與文獻論集》，第6頁。）：
朝代名稱西漢東漢三國西晉東晉宋齊梁陳立朝年代
（年）230195603610260215532别集數量
（部）306570125251168569826年平均數
（部）/0331173472462826717808
從表中可以看出兩晉時期别集數量的突變，虽然這些别集的編撰很多是後世的補作，但畢竟得以晉人實際存在的作品為依據，所以即使其中存在很多的補撰，但說明晉世文學特别繁榮的事實是毋庸置疑的。在這樣繁盛的作品流傳當中，許多集子的編撰當在晉世就已經完成了，因为這麽大量的别集存在，都來自於後世的補撰是不現實的，其中必定有相當的數量完成於兩晉時期。從前面引述晉人編撰别集的材料看，晉人對集子的編撰並不陌生，所以如是說蓋可成立。《四庫提要》集部總序曰：“洎乎漢代，始有詞人，跡其著作，率由追錄……至於六朝，始自編次。”（《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八《集部總序》，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267頁。）這個情形是符合事實的，正如前文所揭示的，文集從曹魏時期開始出現，但曹魏時期尚衹是個開創階段，真正進入到突飛猛進的發展時期是在兩晉，這一点前表已顯示得很清楚。
兩晉之間文集成熟發展還顯示在這一時期總集編撰的發達上。總集的編撰也應當從曹魏算起（以現代眼光看來，《詩經》和《楚辭》也應當歸入總集，不過古代的書目分類中，《詩經》一直歸入經部，在古代的實際流傳中也很少把它當作文學總集看，《楚辭》在集部往往單列一類，並不與别集類、總集類同，故這裏也依照傳統，總集的論述當中也不計入《詩經》和《楚辭》。），前述曹丕為建安諸子編集，應當就屬於總集體例，正始中的《名臣奏議》也該屬於總集，不過二者已散佚，無從得知其實際的情形了。從情形推知，曹魏衹能算起步階段，同樣，衹有到了兩晉，總集的編撰纔活躍起來，並取得了相當的成績。《隋書·經籍志》所載明確標為晉人所撰的總集大略有：
摯虞撰《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摯虞撰《文章流别志》、《論》二卷；謝混撰《文章流别本》十二卷；李充撰《翰林論》三卷；謝沈撰《文章志錄雜文》八卷；左思撰《齊都賦》二卷並音；傅玄等撰《相風賦》七卷；晉右軍行參軍虞干紀撰《迦維國賦》二卷；郭璞注《子虛上林賦》一卷；薛綜注張衡《二京賦》二卷；張載及晉侍中劉逵、晉懷令衛權注左思《三都賦》三卷；荀綽撰《古今五言詩美文》五卷；干寶撰《百志詩》九卷；應貞注應璩《百一詩》八卷；晉蜀郡太守李彪撰《百一詩》二卷；荀勖撰《晉宴樂歌辭》十卷；晉太元十九年群臣上《木連理頌》二卷；晉將作大匠陳勰撰《雜碑》二十二卷，《碑文》十五卷；東晉人撰《設論集》三卷；晉兗州刺史宗岱撰《明真論》一卷；杜預撰《善文》五十卷；殷仲堪撰《雜集》一卷；晉散騎常侍王履撰《書集》八十八卷；葛洪撰《抱朴君書》一卷；蔡謨撰《蔡司徒書》三卷（從稱名來看，似亦為後人撰集。）；殷仲堪撰《策集》一卷。
這裏列出的是《隋書·經籍志》較為明確記載為晉人所撰的晉世總集，共計二十七人三十部總集（這裏的“太元十九年群臣”、“東晉人”均按一人計。），其他雖為收錄晉人作品但編撰者或非為晉人的總集不計。僅從這一數量上可以知道晉世總集編撰之盛，這還僅是就《隋書·經籍志》記載所作的統計，歷史上的實際數量當遠不止此，如歷史上很著名但《隋書·經籍志》不載的傅玄《七林》（《隋書》卷三五《經籍志》（四）載：“《七林》十卷，梁十二卷，錄二卷，卞景撰。梁有又有《七林》三十卷，音一卷，亡。”（第1086頁）前《七林》為卞景撰，後《七林》不著撰者，是否即為傅玄《七林》，不得而知。）、石崇《金谷詩集》、王羲之《蘭亭集》（或在《石崇集》、《王羲之集》當中？不過《金谷詩集》、《蘭亭集》均為眾人的作品集，似不能歸入到文集編撰者的著作中。）等。兩晉的總集編撰不僅僅數量繁盛，其中一些總集的影響還相當大，著名的如摯虞《文章流别集》。從《晉書·摯虞傳》的相關記錄看，《文章流别集》不但卷數較大，而且既為之“類聚區分”，又“各為之論”，且“辭理愜當”，說明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總集編撰，體例合理，論議精當，反映出當時總集編撰的發展已經很成熟了，從“為世所重”的評語中也能看出這一傾向。《隋書·經籍志》總集類序曰：
總集者，以建安之後，辭賦轉繁，眾家之集，日以滋廣，晉代摯虞，苦覽者之勞倦，於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蕪，自詩賦下，各為條貫，合而編之，謂為《流别》。是後文集總鈔，作者繼軌，屬辭之士，以為覃奧，而取則焉（《隋書》卷三五《經籍志》（四），第1089-1090頁。）。
以《文章流别集》為總集之首，前引章學誠稱“自摯虞創作《文章流别》，學者便之，於是别聚古人之作，稱為别集；則文集之名，實仿於晉代”。其别集、總集之别可再另論，但章氏也基本認為摯虞《文章流别》是文集之始。從這些事實中不難知道摯虞《文章流别》的價值和影響。
朱迎平認為“總集體例的完備”是晉世文集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其根據傅玄《七林》“集古今七而論品之”以及《隋書·經籍志》所收錄同類總集的情況認為“較早產生的總集多為彙集一體的總集”，又結合《文章流别集》的情況，概括說：“此（晉）後，彙聚一體和彙編眾體就成為總集的兩種基本體例。”（朱迎平《漢魏六朝文集的演進和流傳》，前揭《古典文學與文獻論集》，第7頁。）論述可謂精當。不過僅從這兩點反映晉世總集編撰的體例特點，似還稍顯不足，比如影響較大的《金谷集》與《蘭亭集》，粗略言之，其體例也可劃入“彙聚一體”的行列，但僅從“彙聚一體”這個角度來理解二集的編撰，則大大地降低了它們的影響和價值。探究起來，二集的編撰體例與《七林》、《晉歌詩》、《善文》等明顯不同，對當下文學活動的創作予以結集，這是比較新穎的總集編撰形式。包括後世的許多總集編撰，往往多是對前人作品的編錄，即使某些收錄一體的總集也可能搜集時下人的作品，但僅限於此，仍與專為文學活動結集不同，後世文學唱和或活動自編成集，在總集的行伍中一直就是比較特異的一類。從這個層面來講，《金谷集》、《蘭亭集》的出現在編撰體式上也是有開創意義的，從前面論述的時人以兩次聚會為雅事而企慕之的情況看，這種活動在當時的影響已經很大了，其所成之集既為產生影響的焦點之一，对後世同類活動的昭示作用也當是明顯的。
結合上述情況看，總集編撰的意識在晉世是相當明確的，實踐中的編撰作為也是相當成熟的。
上述晉世“文集”興盛發展的事實，正反映了晉世“文學”充分發展的事實，這與前面揭示的晉世文學進一步興盛發展的面貌正是互相印證的。
基於文學地位的逐步提高、“文學”勢力的不斷壯大，在現實文化類别的分化中，晉世逐漸顯示出與此前的文化類别劃分大不相同的面貌來。《隋書·經籍志》載：
魏氏代漢，采掇遺亡，藏在秘書中、外三閣。魏秘書郎鄭默，始製《中經》，秘書監荀勖，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為四部，總括群書。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三曰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贊、汲塚書。大凡四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錄題及言，盛以縹囊，書用緗素。至於作者之意，無所論辯（《隋書》卷三二《經籍志》（一），第906頁。）。
《文選》李善注引臧榮緒《晉書》載：
李充，字弘度，為著作郎。於時典籍混亂，刪除頗重，以類相從，分為四部，甚有條貫，秘閣以為永制，五經為甲部，史記為乙部，諸子為丙部，詩賦為丁部（前揭《文選》卷四六《王文憲集序》注引，第654頁。）。
荀、李二人將群書分為四部，其中丁部為“詩賦”。這裏的群書分類以及分類中的“詩賦”與《漢書·藝文志》中的分類及其中的“詩賦”情形有何變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