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梅等人的影响下，文人们以赋为文的风气很浓，连一些史学家、政治家、理学家和经学家如司马光（1019—1083）、王安石（1021—1086）、周敦颐（1017—1073）、张载（1020—1077）、王回（1024—1065）等人，也都写起赋来。如司马光的《交趾献奇兽赋》《灵物赋》，王安石的《龙赋》《思归赋》，周敦颐的《拙赋》，张载的骚体赋《鞠歌》以及王回的《驷不及舌赋》等，都更加增强了议论说理的成分，以宣传他们理想中的思想、道德和情操。特别是司马光的《交趾献奇兽赋》，简直就像一篇有韵的议论文。在他们的影响下，宋人好议论、说理的风气，赋作中尚理的倾向，得到了更大的煽扬和发展。
苏轼（1037—1101）在宋神宗时继欧阳修而成为文坛领袖，时为北宋中后期。他是北宋诗词文赋最有成就的集大成的作家，也是由唐赋向宋赋转变过程中影响最大、成就最高、代表性最强的人物。他学识渊博、多才多艺，性格豁达、才气纵横。其词，开创了两宋词坛的豪放词派；其文，与其父苏洵、弟苏辙在后世被归入“唐宋八大家”。但是，由于他的思想驳杂，论事立说、剖析物理和为人处世也常出入于儒、道、释诸家学说之间而与众不同，因而不仅与前后的执政者王安石、司马光的政见不同，而且也与当时的理学家程颢、程颐等人的思想相左。他本来是鼓吹整顿朝纲、改革弊政的，但当王安石全面推进新法时，他却主张维持祖宗的某些旧制；后来司马光执政，元祐党人尽去新法，他又认为新法不宜完全废除。这些出入于儒家中庸而又以我为是的政治态度，致使他在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中遭受到了极大的政治磨难，仕途坎坷，历尽沉浮，生活道路也曲曲折折，极不稳定。频繁的贬调，使他几乎走遍了当时北宋统治的大半个中国；讽刺新法、议论朝政的诗文语句，也使他蒙受了“乌台诗案”的苦痛。好在，他不依附权贵，也不热衷于权势，自有一种与世无争、超然物外的洒脱、豁达的心胸和风貌。由于他的思想和性格与众不同，在文学创作上也具有了自己独特的观点和主张，具有了自己独特的思想和风貌。他继承了前人的传统，又力图摆脱前人的局限，从而响亮地提出了“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寓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的口号，以“意”作为文学创作的最高境界。他的赋，今存近三十篇，有律赋、骚赋，更多的是散体赋。这些赋，思想开阔，胸襟旷达，对人情事理具有深刻的辨识，富有强烈的主观抒情言理色彩，字里行间充满着深邃的思辨和生活的睿智，行文如行云流水，体制不拘一格，语句参差错落，手法变化无穷，正如他自己所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与谢民师推官书》），使读者具有无限的美感和隽永的回味。著名的《赤壁赋》，“学庄骚文法，无一句与庄骚相仿，非超然之才、绝伦之识不能为也”（谢枋得《文章轨范》卷七），可以说是通于造化而非人力的“奇妙之作”（吴汝纶语，见《评注古文辞类纂》）。它把情与景、主观与客观、古与今、幻想与现实融为一体，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情深理邃的艺术境界。其他如《滟滪堆赋》《秋阳赋》《屈原庙赋》《黠鼠赋》《昆阳城赋》等等，或思想见解新颖独特，或艺术表现精巧奇异，都给宋代文赋的花园增添了色彩。一句话，苏轼的赋作，既继承了前人的优秀传统，又开拓了两宋文赋特有的精神风貌，从而确立了两宋文赋在中国赋史上的重要地位。
在苏轼的影响下，他的弟弟苏辙（1039—1112）、少子苏过（1072—1123）、“苏门四学士”黄庭坚（1045—1105）、秦观（1049—1100）、张耒（1054—1114）、晁补之（1053—1110）以及他的亲友文同（1019—1079）等，也都写出了一些优秀的赋作，并进一步继承发展了苏轼的赋风。本来苏轼的赋作反映重大社会问题、直接抨击现实生活的就不多，到了后继者时，由于文网日渐严密，由于新旧党争的激烈，特别是由于苏轼“乌台诗案”、蔡确（1037—1093）“车盖亭诗案”的打击，虽然当时的社会矛盾已极为激烈、尖锐了，但他们面对现实、揭露矛盾的胆识和勇气却越来越小了，只有某些作品，还能够正视现实。苏辙的赋，无论是气势还是成就都不如其兄，同题的《屈原庙赋》也不如其兄论述透辟，语言有气势，但以屈原生不见用和死后从舜、出言无忌相对比，就含有批判专制制度的意义。他的《黄楼赋》虽不如秦观的同题之作写得那么简练，但写水患的情景，写登楼所见的风光，亦甚生动，不失为写景抒情的佳作。苏过的《飓风赋》，曾误传为其父所作。它生动地描绘了台风即来、来时及过后的种种景象，意欲从大自然的景象上来寻求天人感应的轨迹，挖掘其中所包含的人生深邃的哲理，其思想、气魄，也确有乃父之风。黄庭坚是北宋“江西诗派”的祖师，诗学杜甫，强调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字字有来处，但其赋却写得想象奇兀，颇多言外之意。他的《苦笋赋》借题发挥，言外含有讽刺；他的《毁璧》，乃为其妹的不幸婚姻而作，辞语哀婉，声情俱下，虽哀而不怒，亦感人至深。他把妹妹的不幸遭遇悲叹为“毁璧殒珠”，实际是控诉封建礼教对这位聪慧可爱的少女的迫害。秦观的赋虽然显得气势不足，但简练、精美而富情思。《黄楼赋》表彰苏轼善处苦逸的哲人风范和思想境界，风格清雅；《吊镈钟文》感叹镈钟的长期埋没，构思新颖。《郭子仪单骑见虏赋》是一篇律赋，歌颂郭子仪的忠诚和勇敢，也写得颇为整洁和秀美。张耒更是一位大力作赋的人，今存赋四十余篇，大都“汪洋冲淡，有一唱三叹之音”（《宋史》本传引苏轼语），进一步发挥了苏轼“尚意”观点，把言情与寓理结合起来，不雕琢、不隐晦，直寄其意，比之黄、秦，则另有一番风趣。著名的《雨望赋》怒恨暴风骤雨，境界开阔，笔力雄健，用语新奇而暗含政治寓意；《鸣鸡赋》从西晋刘琨、祖逖闻鸡起舞事入题，抒写了“业无高卑志当坚，男儿有求安得闲”的情怀，雄鸡的那种“意气武毅”、“奉职有恪”、“孔肃靡争”的精神状态，显然是他晚年心志的写照，表现出一种昂扬奋进的精神，给人以鼓舞。晁补之的赋多抒情言志之作，其《江头秋风辞》以晋张翰弃官归里的故事为发端，杂用杂体与散体，写出了自己不愿卷进北宋末年新旧党争的漩涡而意欲归隐田园的心情，语言简洁明快，语意曲折起伏，亦颇富风致。以上这些，虽其成就达不到苏轼的高度，但其风格，都明显地受到了苏轼的影响。他们上承欧、梅、苏的馀风，在时代及政治环境的限制下，虽没有反映出重大的社会问题，但抒情言志，抒发自己的道德情操观念，还是有其时代意义的。
北宋后期，除了上述大家外，留有赋作的还有狄遵度、米芾（1051—1107）、邢居实、程俱（1078—1144）等人。狄遵度的《凿二江赋》歌颂了李冰在四川治水的功绩，风格简古、气势雄肆；米芾的《参赋》《壮观赋》精悍豪迈，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在北宋赋中也应该说是少见的。邢居实英年早逝，幼童时就受到“苏门学士”的喜爱，其《南征赋》写随其父邢恕由京到川情景，颇似班彪《北征赋》、潘岳《西征赋》的构思，怀古、写景不假雕饰，语言真率而动人，大有古赋遗风，被朱熹誉为“神会天出，如不经意，而无一字作今人语”。程俱的《采石赋》直接讽刺宋徽宗为修神宗庙而大采太湖石的情景，在当时算是大胆之作了。
总之，北宋是律赋逐渐衰落、文赋逐渐兴盛的时期。在赋体和赋风转化、衍变的过程中，众多的赋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做出了贡献，而苏轼继往开来，更以自己的创作和影响奠定了北宋赋在赋史中的重要地位。北宋的主要赋作，以文为赋，以理入赋，具有自己的特点和风貌，除了具有不拘声律、不拘对偶、不拘四六而自由疏朗、气韵流动的散文化的艺术形式外，还具有以景寓意、以情喻理、或直接说理议论的理意和理趣，充满着尚理、崇理的倾向和特色，在中国赋史上是具有它重要的地位和贡献的。
二从公元1127年“靖康之难”、徽钦二帝被金人掠去、宋康王构仓皇南逃、至临安建都起，到公元1279年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是我国历史上的南宋时期。
这一时期，先是金人的不断进攻，后是元蒙军的猛力入侵，致使民族矛盾尖锐、激烈，广大人民普遍增强了民族意识和爱国情绪。南宋统治者卑弱无能，对异族的进攻和侵略，一直采取了忍让、妥协和投降的政策，使主张抗金的将领和士人，一直处于被排斥、被压抑的境地，因而统治阶级内部抗金派与投降派的斗争也异常激烈和尖锐。南宋的腐败和怯弱，更比北宋加剧，而其剥削、压迫人民的手段，比之北宋则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当时的阶级矛盾也是激烈尖锐的。但是，由于北方广大领土陷入金人之手，经济和文化的优势也随着宋室的南迁而转入南方。在偏安一隅的江南地区，农业经济，特别是通过疯狂掠夺而来的地主庄园经济相对地得到了发展和提高，以商业、手工业为主体的城市经济，也得到了发展和繁荣。在文化上，市民文化迅速兴起，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文学创作也呈现出新的精神和面貌。
从赋的创作来说，南宋的赋家虽然是沿袭着北宋王、欧、苏、黄所逐渐开辟、确立的文赋道路来创作的，但从大量的赋作实践来观察，赋与诗的距离越来越远，散文化的倾向也越来越重。北宋中期那种平易晓畅、以文为赋的赋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以理入赋、说理议论的成分也越来越多。北宋赋家，大多能诗、能词、又能文，而南宋的赋家能够兼善者则相对减少了，特别是理学家涉入文坛，更使这时期的赋作逐渐减弱了文艺性。不过，由于民族矛盾的激化和阶级矛盾的加剧，一些表现民族矛盾的爱国思想的作品，一些揭露社会问题和讽刺现实生活的作品，则相对比北宋增多了起来。
李清照、李纲、晁公溯、陈与义等，都是跨越两宋之际或主要生活在南宋之初的人物。他们大都经历过“靖康之难”的苦难，具有抗金复国的爱国思想，因而他们的赋作在思想内容上就给南宋初期的赋坛带来了新的精神面貌和气息。
李清照（1084—约1155）是两宋具有重大艺术成就的女词人。由于她亲身经历了国破、家亡、南迁、夫死的苦难生活，所以词作中就更多具有了哀时叹世的凄苦和感慨。可惜，她的赋作只留下一篇《打马赋》，但就在这篇仅存的《打马赋》中，却抒发了她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感情。打马，本是一种游艺活动，而她却以棋局写战局、以对弈喻战阵，从中寄慨言志，寄寓了沉痛的忧国之思，被后人誉为奇工的“神品”（王士禄《宫氏籍艺文考略》引《神释堂脞语》）。李纲（1085—1140）是当时著名的坚持抗金的政治家，为了挽救南宋初期腐败卑弱的政治局面，他曾提出了积极改革的“十项建议”，可惜由于投降派的坚决反对，只为政七十天就被排斥了。后来，他虽然多次上疏陈述抗金大计，也没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和采纳。他的《江上愁心赋》写于“靖康之难”前，却已表现出对北宋政局不祥的预感，他从江上的所见所感中，吊古伤今，因情造境，借境抒情，暗喻出对北宋王朝内忧外患的愁思和忧虑。《南征赋》写于他南宋罢相后，深切地抒发了自己去国后的苦闷心怀，表达了壮志难酬、报国无门的苦闷和悲痛。他一方面想退隐江湖、独善其身，一方面又眷恋朝廷、忧心国事，这种“失意不屈志，贬谪仍念国事”的精神，今天读之仍令人甚感真切和动人。在写法上，此赋超脱以往纪行赋的老套，而对沿途的古迹并不涉及，只在洞庭湖、九嶷山等处联想到了屈原，使自己忧国伤时的思想表现得更为集中和突出，其艺术处理是别开生面的，行文虽然平易、自然而流畅，但却具有气势。晁公溯（1127-1165）的《嵩山居士集》中存赋5篇，语言多嫌浅露，但《悯孤赋》却具体描述了自己的身世及其父晁冲之被金兵南侵时杀死的情景，对我们也有认识价值。
陈与义（1090—1138）也是南宋初期的一位重要的诗赋家，绍兴年间，曾为参知政事。他也是一位具有爱国思想的人，其诗，深受黄庭坚的影响，反映出一些南渡后的社会现实，寄托了自己的爱国思想和感情，是“江西诗派”一祖三宗的三宗之一。他的《简斋集》中存赋作3篇，似乎都无重大而深刻的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但从另一角度看却丰富了南宋初期赋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其中，《觉心画山水赋》写觉心画山水的艺术构思，独具慧眼地表现出画面中那种烟云变幻、峰峦起伏、虚实相间、充满着仙灵之气的动态山水，从中寄托了他傲然挺立于世的坚强性格，可谓突兀变幻、别具风格，其语言也是极为简练而生动的。再如《玉延赋》精美的艺术表现，也超过同时的他人。他的赋，深含哲理，暗寓着对世事的不平，是宋代文赋说理议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理学家以理入赋，刘子翚（1101—1147）应该是较早的一位。北宋以来，理学家的赋作一般艺术水平不高，他的《溽暑赋》也专讲阴阳二气的矛盾和斗争，简直像一篇讲述辩证法的论文，好在语言还算生动、流畅，尚无理学家板起面孔说教的迂腐气，仍不失为颇有生气的佳作。至于他的《哀马赋》借杨勍入寇、驱窃战骑之事以讽刺朝廷不善养将，以致金兵南下、国威不振，则是用具体、生动、形象的描述，来寄自己讽喻现实的主旨，那就另当别论了。文学自身的规律和特点，使这位理学家的赋作也变得情感慷慨，文字也简劲而有气势。以后，薛季宣（1125—1172）、朱熹（1130—1200）跨入赋坛，大扬其风，表明了理学家和文学家之间的沟通和融合。
南宋初期的赋家中，特别应该提出的还有王十朋（1112—1171）。他生活的时代略晚于上述几人，已到了高宗后期和孝宗前期。这时的社会矛盾更趋激化，人民的苦难也更增多。他的《会稽三赋》（《会稽风俗赋》《民事堂赋》《蓬莱阁赋》）从人民的角度展开议论，气势刚健雄肆，文笔纵横洒脱，语言质朴简明，在当时就有名于世，可看作是以理入赋、以论入赋和以文为赋的代表作。特别是《民事堂赋》，从关心民间疾苦的观点出发，描述了绍兴地区由于自然灾害和豪强势力给人民带来的苦难生活，意欲通过地方长官施行、并通过他们向朝廷进奏他的施政建议，充分表现了他关心人民生活、同情人民疾苦，积极改革政治措施的思想和感情，这在封建社会的官吏中，是非常可贵的，因而此赋的思想意义在两宋赋作中也是上乘的。
宋孝宗（1163-1189）之后，南宋的文学创作又进入了另一个高潮。当时名家辈出，作品纷呈，著名的诗人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张孝祥等，都有赋作留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