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梁代国君、宗室对辞赋创作的影响而言，萧统在创作思想方面积极的影响要大的多，可以说在创作思想、创作态度、题材选择以至多样性风格并存等方面的引导上，都起到了好的作用。他主持编成《文选》三十卷（唐人注本析为六十卷），在《序》中提出“综辑辞采”，“错比文华”和“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选文标准，其中首先选赋，对于诗赋、散文的流传与创作思想等方面的引导起的作用很大。萧统自己的创作遵循“丽而不浮，典而不野”的原则萧统《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云：“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尝欲为之，但恨未逮耳。”见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梁昭明集》。今存赋5篇，除《铜博山香炉赋》一篇似完整之外，其馀似皆为节录的片断。《殿赋》看其行文，似为骋辞大赋。今只剩157字，后面显然未完。《扇赋》《鹦鹉赋》各存48字，《芙蓉赋》只存24字。然而由这些片断文字也可以看出其长于想象，富于文采，且没有一篇近于宫体的东西。但萧统不曾掌权，又死得早，所以赋坛上仍是宫体艳情、华藻轻靡、过于注重形式美的一派起主导作用。绝大部分君王贵族将文人看作御用工具，等同倡优。至于梁元帝萧绎则“微有胜己者，必加毁害”（《南史·梁本纪》）。所以，从总体上说，统治者对诗赋的引导使诗赋创作的题材狭隘，思想境界不高，很多作品思想平庸。有些值得读的长篇之作基本上都是作者受到打击、挫折或世变之后所作，其得意时之作只在某些细小题材方面显出其构思的机巧或语言的华美与清新。
梁朝晚期的赋家还有张缵、萧詧、徐陵等。张缵是梁武帝的女婿，与太子及宗室关系密切。今存赋包括拟作7篇，其《南征赋》为长篇（6468字），写由建康到湘州，经历州郡故迹，因而联想到三国、东吴以来史事，感慨万端，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其中也有些很好的描写，反映出南朝辞赋善写山水景物的特色。萧詧为萧统之子，为雍州刺史。因未立为皇太子继大统，故与魏勾结，魏立为梁王。其《愍时赋》写魏攻破江陵后将全城老幼掳掠入关，又占去北部地带，他在境内外皆不安。赋中表现出作儿皇帝时的心酸，凄楚哀婉。《游七山寺赋》亦为长赋，颇有清丽之句，稍得其父选文之旨。
徐陵是宫体的重要作者，今存《鸳鸯赋》借鸳鸯写纯真爱情，其间引了“炎黄之季女”和“织素之佳人”的典故。前者应是指《山海经·中山经》中说的“姑媱之山，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为荛草……服之媚于人”，也即巫山神女神话的原型。后者似乎说的是牵牛织女的传说。其下又引宋康王小吏韩凭的故事。赋中赞扬了真挚的爱情，对于其间遭受的憾恨深表同情，与当时流行的宫体诗大相径庭。语言也活跃轻灵，明白可诵。
陈是南朝最后一个朝代，在北齐、北周进逼之下，偏安东南一隅，辞赋题材多为艳情歌舞，风格更趋轻靡柔弱。存留至今的赋作总共二十馀篇。沈炯、周弘让、张正见、江总，同徐陵一样都是由梁入陈的作家。徐陵今只存赋一篇，殆在梁时所作。沈炯存赋两篇，其《归魂赋》叙在梁任尚书左丞，魏克荆州，被虏西去，后获准东归之经历，有些段落写得颇为生动感人。如写自己在北方的情形：“泣沾襟而杂露，悲微吟而带风”，“思我亲戚之容貌，寄梦寐而魂求。察故乡之安否，但望斗而观牛”。写得到南归的许可之后激动的心情：“泪未悲而自堕，语未咽而无宣。于时和风四起，具物初荣。草极野而舒翠，花分丛而落英。鱼则潜波涣濯，鸟则应岭俱鸣。随六合之开朗，与风云而自轻。”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诗的手法似有取于该篇。周弘让今存《山兰赋》，篇幅短小，而表现不愿媚众之高介骨气，值得注意。张正见今存《石赋》《山赋》《衰桃赋》。其《石赋》“通章无句不对，实开律赋之先”（李调元《赋话》），正见得南朝赋承前启后的作用。江总本一文士，曾自言“官陈以来，未尝逢迎一物，干预一事”，则本不以有政治才干自居，亦未尝借同太子、国君之关系而行私。唯自梁时一直以文才受宠信，以生活环境优越之故，诗文浮艳乏骨力，也缺乏深厚的思想内容。其入隋以后作品与庾信后期之作相近，凄恻悲怆，真情感人。其《修心赋》当侯景之乱避地于会稽之时，以“华戎莫辨，朝市倾沦”，伤情而作；写其祖上因旧居地扩建成的龙华寺及周围环境，表现出其对政治的冷淡态度。自言“岂降志而辱身，不露才而扬己”，是其思想的真实反映，也与其以后的作为大体一致。入陈后时人谓之狎客，是人们对他政治作为上过于寄予厚望，故因陈亡而多贬损其人。固然，一个文人除能写诗作文之外，也有政治见解甚至军事才能最好，但由于各人的学养、经历不同，不能用同一个标准去要求。在封建统治阶级君主专权的情况下，作一个文人也很难。事实上，南北朝时期自傅亮、谢晦而下，以有政治见解和敢于作为而不得善终者固不少，谢灵运、谢朓以下明哲保身而不得善终者也不少。江总并未有借近臣之身份营私、害人、作恶之迹，则也就不能对他责之太深。陈叔宝与后来的南唐李后主一样，作为一国之君而荒淫不善治国，却热衷于诗文歌舞，本人缺乏政治才能和社会责任感固不待言，究其根本，仍是家天下的封建制度造成的罪恶。陈叔宝的《夜亭度雁赋》造境优美，又工于抒情。然而国家败亡、生灵涂炭而换得几篇优美的文字，也是一个很大的历史悲剧。
南朝赋从创作的主流来说题材狭窄，多缺乏社会意义，但从某些方面说，题材上有新的开拓，有些题材的开掘比前为深；山水赋、田园赋和反映社会动乱变革及重大政治事件的作品，抒发作家个人情怀的作品都产生了成熟的具有代表性的佳作。南朝赋从形式和风格上来说，越来越趋向于诗化和抒情化，有的赋可以说全篇就是由五言诗或七言诗组成，对偶工整，辞藻华丽，充满了诗情画意。与诗的发展同步，赋家比以前更注重音韵的和谐美；同时，也与诗相区别，逐渐形成一种四六复对的形式。有的虽然骈散结合，但雕琢字句，追求奇巧，特别注重语言之美。赋作为汉语汉字创造的美文，在语言艺术表达、布置方面的探索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由于统治者的片面倡导和一些主要作家生活贫乏，南朝赋具有唯美主义的倾向。但这些创作上的探索和艺术积累一旦同真情、同丰富的生活经历结合起来，便产生了优秀作品。事实上南朝赋中也不乏在真、善、美方面都值得称道的作品。
三
在南朝政权更迭的一百六十多年中，北朝也形成分裂和政权更迭，而且由于上层统治阶级的攻战掳掠，社会处于更大的不安定之中。北朝赋作不计庾信之作可考知者六十馀篇，而所存不过十馀篇。南朝作家入北，南方的创作技巧和语言艺术上积累的经验与北方刚毅之气及作家的思乡情绪结合起来，便产生了一些具有比较高的认识价值和深刻的社会内容、又十分感人的作品。
北魏前期存作品共两篇。其中张渊《观象赋》将天气与社会制度及人物世事相比拟，描写形象贴切，亦颇具文采。孝文帝太和（477—499）之后，赋作逐渐增多，孝文帝本人能赋，宗室也多能赋，风气渐开。北魏后期存赋7篇，而题材较广，开掘亦较深。尤其是与作者身世和当时政治联系密切，甚至有些借咏物以讽刺之作，表现出作者对现实政治的关切。
鲜卑族作家元顺乃宗室大臣，他的《苍蝇赋》因其受到谗害而作。作品由《诗·小雅·青蝇》之意发挥之，文字质直苍劲，而体物也见生动。如写苍蝇“欹胫纤翼，紫首苍身，飞不过回，声若远闻”，颇为贴切；“寡爱芳兰，偏贪秽食”等语意双关，有弦外之音。卢元明的《剧鼠赋》刻画老鼠形象，惟妙惟肖：“须似麦穗半垂，眼如豆角中劈，耳类槐叶初生，尾若杯酒馀沥。”“或循绳而下，或自地高掷。”“或床上捋髭，或户间出额。”其影射的意思，也可以窥见。如“偏多奸计，众中无敌。托社忌器，妙解自惜”，“又领其党羽，欣欣奕奕”等，显示着北朝文学尚保持着刺讥讽喻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