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贾谊年长十来岁，而创作一直延续到景帝时代的枚乘，在汉赋发展上乃是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他年轻时仕于吴（枚乘淮阴人，其地属吴），当高后时（前187—前180）楚太子辟非有疾。《七发》中赋广陵潮一段，应是他受吴王命往问楚太子时娱楚太子之作。大约在文帝五年前后吴王濞因对朝廷有怨恨情绪，谋为不轨，枚乘在前文基础上撰成《七发》。参赵逵夫《〈七发〉与枚乘生平新探》，《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收入《古典文献论丛》，中华书局2003年7月第1版。《七发》主体部分由骈联的几个段落组成，同战国中期楚国莫敖子华的《对楚威王》及屈原的《卜居》相近，而由其主体部分一段比一段在程度上推进这一点说，同庄辛的《谏楚襄王》及《说剑》更为相近。《七发》想借此来进行劝谏，因吴王濞的造反迹象并未明朗化，不敢直说，故作品表面上写藩国太子养尊处优、沉溺声采，以致精神涣散、久而成疾之事。这自然也反映了文景之时上层社会的真实，但这篇赋主要是想引起吴王重视保身问题，以便有机会进一步当面向吴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论“天下之要言妙道”。所以说，作品是极其含蓄而又寓深意的。贾谊的《治安策》是给皇帝看的，故言诸侯尾大不掉之危，从政治着眼，入木三分；此篇是给藩国之君看的，意在劝谏，故只从诸侯王、太子之身心言之，循循善诱。然而文章腴辞云构，夸丽风骇，描写太子声色、车马、游猎之乐的当中，也客观上反映了当时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无论写音乐，写舞蹈，写游猎，写观涛，都眼界开阔，充满气势，体现出大汉王朝的时代风貌。所以说，这篇作品已开汉代骋辞大赋之先河。
景帝（前156—前141）之时，中山王刘胜作《文木赋》；邹阳、庄忌、枚乘等依梁孝王，也均有所造作。今存枚乘《梁王兔园赋》有错乱与缺文，但大体结构与内容可以看出。参赵逵夫《枚乘〈梁王兔园赋〉校议》，《文史》2004年第4辑；《关于〈梁王兔园赋〉的校理、作者诸问题》，《文献》2005年第1期。《西京杂记》卷四有枚乘、邹阳、公孙乘、路乔如、公孙诡、羊胜的诗体咏物赋七首。其中枚乘的《柳赋》不讳“盈”字（汉惠帝名“盈”），或疑为伪托，然而从押韵看应为汉代作品。也有后代传抄中恢复本字的情形，只以此断此数篇皆伪托，过于轻率。又有人以为《西京杂记》为后人伪托。清代以来，经学者们研究，已排除了吴均、萧贲或无名氏编撰的可能。又有人以为葛洪所伪托，然而《西京杂记》所载西汉之事往往能在汉晋其他文献或新出土文献中得到印证，所以该书即使是葛洪据旧有文献整理重编，也不能说是他所伪造。卢文弨在其《新雕〈西京杂记〉缘起》中说：“冠以葛洪，以洪钞而传之，犹《说苑》《新序》之称刘向，固亦无害，其文则非洪所自撰。凡虚文可以伪为，实事难以空造，如梁王之集游士为赋，广川王之发冢藏所得，岂皆虚也？”其论十分精辟。现在有的赋学著作仍以枚乘《柳赋》等七篇为伪作而摒弃不论，乃只是据前人多疑之说，见其皮毛而已。另外，《孔丛子》中言孔臧“尝为赋二十四篇，四篇别不在集，似其初时之作也，即所录《谏格虎赋》《杨柳赋》《鸮赋》《蓼虫赋》”。《孔丛子》一书实为孔氏家学的学案，为可靠文献。俱见《孔丛子》一书所附《连丛子》。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疑其非儒家之孔臧所作，又有疑为后人拟托者。詹安泰、容庚、吴重翰著《中国文学史》中说：“以赋的体制和风格论，这些赋和初期各家的赋体非常类似，谅非后人所能模拟的。”这些残存至今日的赋作，使我们可以看到西汉初年赋创作的大体情况。
总之，汉初的赋大体仍沿战国末年风气，典型代表汉赋体制与特色的作品尚未形成，赋作仍以骚赋、诗体赋为主。《七发》已充分表现出铺排、夸饰的风格，只是不名之为“赋”，诗体赋虽为咏物小赋，但大多数可以说是局部地、微观地分别展示着正在繁荣起来的社会，间接地赞颂着一个正在强大起来的国家。武、宣时代的骋辞大赋，只是将这种局部反映的小画面整合出巨幅画面而已。
三
汉武帝（前140一前87）继位之时，汉王朝经过了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已到十分富庶的地步。《汉书·食货志》中说：
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馀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
景帝又平吴楚七国之乱，朝廷采取削藩抑强的政策，形成中央集权。武帝继位不久，采纳董仲舒之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一统的思想；然后征匈奴，通西域，平南越，击昆明，征朝鲜，击东越，以求永远消除边患，亲睦四方部族，建万世基业。对内又开漕渠，税商贾，管盐铁，成真正的一统天下。汉王朝出现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统一而强盛的局面。在这个新的形势出现之初，不仅最高统治者信心百倍，一般官吏、文人也都兴奋不已。前所未有的强大帝国的繁荣景象及正在进行的文治武功，都需要文学上的肯定与赞颂，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描述与传播。武帝即位后即安车蒲轮接枚乘，不仅仅因为枚乘在吴王濞造反前曾力阻过吴王，也应看作是时代看中了《七发》这种巨笔鸿构、铺采摛文、体制宏大的文学样式。后来，汉武帝读到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之后感叹：“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便是一个说明。司马相如见到武帝后说：“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接着写成《上林赋》。可以说，《上林赋》既标志着与空前强大统一的汉帝国相适应的一种骋辞大赋基本体制与风格的确立，也标志着辞赋文学的创作由藩国君臣走向了朝廷，转向了这个强大帝国中轴与顶点的大汉天子周围。从此大汉天子的威风、排场，无以复加的侈丽豪华，至高无上的威严与地位，成了汉赋的中心题材。司马相如的《美人赋》尚有摹拟宋玉《登徒子好色赋》的痕迹，至《子虚》《上林》，虽结构上有取于宋玉的《高唐》《神女》，但风格、气势上承枚乘《七发》，体现了汉王朝的空前强大，形成了汉代骋辞大赋的典范之作。继司马相如而陆续集中到武帝周围的辞臣赋家有朱买臣、吾丘寿王、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胶仓、终军、庄葱奇等。于是，汉赋很快繁荣起来，中国文学史上壮丽的一页正式揭开。《汉书·艺文志》载武帝朝辞臣赋作一百多篇，作为反映当时时代主旋律的骋辞大赋自然是占着主要地位。《西京杂记》卷二载司马相如论赋的创作云：
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
这是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骋辞大赋的特点的概括。司马相如的友人盛览闻其高论后“乃作《合组歌》《列锦赋》而退，终身不复敢言作赋之心矣”。盛览虽为牂牁名士，也觉得自己所处地位不同于司马相如，阅历有限，缺乏写那样鸿篇巨制的材料，所以此后不再言写赋之事。作为一个鉴赏家和赋的爱好者，他的《合组歌》和《列锦赋》应带有赋论的性质（从题目看，前篇由司马相如的“合綦组以成文”一句而来，侧重于谈形式，后篇当由“列锦绣而为质”一句而来，侧重于谈内容），可惜没有流传下来。
当时藩国君臣之作也有些，但传播有限，从整体影响上不能同司马相如等人的作品相比，多为咏物小赋或骚体抒情小赋，如梁孝王门客中上面提到的《西京杂记》所载《柳赋》《酒赋》之类，《楚辞》一书所收庄忌的《哀时命》。《汉书·艺文志》著录淮南王赋八十二篇，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而留存到今天的，就只有刘安的《屏风赋》百馀字和淮南小山的《招隐士》。
但是，汉赋同汉王朝的发展同步处于鼎盛阶段之时，它的内容、题材却并不是单一的，对社会的反映，也不局限于劝百讽一、歌功颂德。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都抒发了悲伤抑郁的情绪。东方朔的《答客难》甚至对当时的社会作出“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这样的概括。而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则将宫廷女子的悲惨遭遇与凄凉心境表现得淋漓尽致。封建社会，即使在它的上升时期，全盛时期，也不是没有矛盾，没有黑暗，没有污浊。所以说，这些作品同骋辞大赋一起，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较全面、立体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
当然，汉赋对生活的反映比上面所说要广泛得多。孔臧的《谏格虎赋》《杨柳赋》《鸮赋》《蓼虫赋》，或讽谏，或借以抒情，皆为四言诗形式，篇幅较短，上承刘胜《文木赋》，下启刘向咏物诸赋。即作为骋辞大赋奠基人与代表作家的司马相如，除《子虚》《上林》之外，还有写神仙远游的《大人赋》，写被弃后妃的《长门赋》，通过吊古表讽谏之意的《哀二世赋》，表现男女性爱的《美人赋》。《哀二世赋》面对胜利的大汉天子，《美人赋》面对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与礼教，尽管都采取收敛的、含蓄的、甚至扭曲的方式表现，但仍有相当的艺术感染力。后者实际是借着写自己“坐怀不乱”的功夫表现了自己的心理体验。
汉宣帝（前73—前49）“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文学之士刘向、王褒、张子侨、华龙、柳褒等待诏金马门。宣帝“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宣帝并且说：“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以上并见《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汉宣帝不仅像武帝一样重视赋的创作，而且从社会功利和审美的角度给赋以高度评价。加之昭、宣之世采取宽缓政策，使民休息而吏治整饬，社会生产正常，经济上得到明显的恢复，四夷归顺，国家较武帝后期更为安定昌盛、富庶繁荣。所以赋的作者多，作品也不少。据《汉书·艺文志》所著录，如直臣萧望之也有赋4篇，刘向之父刘德有赋9篇。这些作品并皆散佚。王褒《甘泉赋》（又题作《甘泉宫颂》，今残），刘向《清雨华山赋》（今窜乱不可句读）属当时歌颂天子尊严、配合国家政教之作。大约因为昭、宣之世虽称盛世，但缺乏武帝朝那种激扬凌厉、积极向上的精神，已经脱离了需要夸饰张扬的社会背景，骋辞大赋显得只是效法前代，故没有留下堪称代表的名作，倒是咏物和反映下层社会的俳谐赋，在汉赋中独具色彩。王褒的《洞箫赋》写吹箫盲人的听觉能力、吹箫的情态及箫声，都极尽形容之能事，开以后以有形的文字写无形的音乐之法门。他的《僮约》《责须髯奴辞》都以俳谐语言，表现了现实的主题，使我们在今天尚能看到二千多年前社会生活的一些细微方面，体会到当时下层人民的思想、情绪，了解到当时奴隶的具体生活状况。刘向还有一些咏物记事之赋，如《雅琴赋》《围棋赋》《麒麟角杖赋》等，反映了宣、元之世文化与贵族生活的某些方面，但都已散佚。
四
到西汉末年的元、成之世，吏治废弛，社会趋于衰乱，政令虽多，徒为扰民。人们缅怀往昔，向往武、宣盛世，从而注意到收辑武、宣之时的赋作。“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馀篇。”班固《两都赋序》。这是一种招魂心理的反映。但这也是西汉中期奏御之赋的最早集结。
就元、成之世的创作而言，与编集武、宣盛世赋作的动机一样，摹拟的风气极盛。西汉末年的辞赋大家扬雄，无论从创作数量方面来说，还是从影响方面来说，都可以与司马相如比肩，因此后人将他也看作汉代大赋的代表作家之一。但司马相如的作品体现了突出的创造性，扬雄之作则差不多每一篇都表现出明显的摹拟特征。这固然与作家个体的差异有关，但也不能说不是时代精神和社会意识的反映。他的《蜀都赋》《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沿着司马相如骋辞大赋的路子，有的明显表现出摹拟的痕迹；《解嘲》《解难》则摹拟东方朔《答客难》；《太玄赋》仿《楚辞·远游》，《反离骚》《广骚》《畔牢骚》又仿屈原等作。但是，作为卓越的辞赋作家，他一方面摹拟，一方面又由于个人的艺术修养，而突破了以前的一些陈规旧式，表现出新的格局、新的色彩；思想内容方面，也由于现实社会生活的冲击与影响，表现出一种以前作家未曾有过的强烈情绪。如扬雄的几篇骋辞大赋，除《长杨赋》之外，皆改变了此前宫苑游猎大赋“述客主以首引”的结构程式，直接进入描述铺叙。《甘泉赋》的主题与规模仍遵循骋辞大赋的传统，却用了骚赋的句式；《长杨赋》的摹拟之迹最明显，而其讽喻劝诫之意贯穿全篇，与卒章见志、劝百而讽一的《子虚》《上林》异趣；《解嘲》《解难》论人情世态，入木三分，剖析事理，时有警句，表现出作者深刻的思想与敏锐的观察；《逐贫赋》将“贫”拟人化，纯用四言诗体形式；《都酒赋》风格、形式也与之相近，而篇幅更小，与《神乌赋》一样，诙谐轻妙，可以说上继贾谊《鸟赋》，下开曹植《鹞雀赋》等后代文人俗赋的先河。他在《解嘲》中说：“当涂者升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辞。是以欲谈者宛（卷）舌而固声，欲行者拟足而投迹（照着别人的脚印走）”，这同《诗经》所谓“变雅”之声何其相似！西汉末年，各种矛盾尖锐化，危机四伏，意识形态领域也比较混乱，扬雄即难以稳定地用一条标准来衡量是非，也难以把握变幻莫测的客观社会，所以在人格上显示出了二重性。但无论怎样，他在赋的创作上是有成绩的，他对赋也有一些简要的评说。如“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事辞称则经。足言足容，德之藻也”；以上并见《法言·吾子》。“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汉书·司马相如传》论赞引。其见解是相当深刻的。
与扬雄同时的刘歆，其《遂初赋》略依屈原《涉江》《哀郢》，而繁缛闳衍又受司马相如和王褒的影响。然而他正是在这种综合继承之中拓展了汉赋的题材，为汉代抒情赋中述行之作的先声；其中“野萧条以寥廓兮，陵谷错以盘纡。飘寂寥以荒盼兮，沙埃起而杳冥”等，既是式微的西汉末年社会的缩影，也是作者凄凉心境的写照。《遂初赋》的产生标志着汉代抒情赋在内容上由个人情怀向社会、向现实政治和历史方面的转移。
西汉末年还有一个女作家班倢伃。她的《自悼赋》仿司马相如的《长门赋》，但出自妇女自己之手，尤其是写自身的遭遇，自有其感人之处。《古文苑》所载《捣素赋》为骈体，因而或疑为晋以后人所拟作。其实语言上骈化的情形在西汉文中也是有的，以此为否定为班倢伃作的理由，尚不充分。班倢伃是赋史上第一位女作家。
总的说来，西汉末期赋的创作是有成绩的，扬雄、刘歆都是善于模仿的作家，然而也进行了新的探索；他们的创作既有教训，也有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