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抗战时期，四川曲艺艺人不仅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同时也积极参加节约救国献金运动，从自己十分菲薄的收入中拿出部分捐给前方抗日。成都的盲艺人贾树三就曾于1939年冬天，将自己三天的演唱收入全部捐献，供前方抗战将士制寒衣，并亲送儿子贾玉林从军抗日。 1941年1月7日的《自贡民报》亦报道：“此间清音会爱国不落人后，自动组织会员到各乡镇，口唱竹琴劝募寒衣，所有伙食用度亦会员自给，结果募得寒衣代金三百五十五元二角五分，除该会出发时购置卡片等共用去洋六十一元外，净余法币二百九十四元二角五分，业已缴存裕商银行汇解。”1944年7月9日《新运日报》也报道说：“大文堡执花鼓书唱业之邱俊章、王惠家呈送法币一千元，请第三警察局转献冯玉祥将军……为数虽甚少，但其热忱至堪敬佩，可谓已尽到出钱出力挽救国家之责。”这类报道在四川各种报纸上实在不少，这里不能一一例出，足见四川曲艺艺人抗日爱国热情之高，书于史册应是当之无愧的。
抗日战争时期四川曲艺及艺人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同时四川曲艺艺术也得到了一个长足的发展与提高。这是因为有一大批进步文化人、作家、戏剧家、诗人、音乐家自觉加入到曲艺（当时称通俗文学、俗文学等）的创作活动中的结果。
“抗日战争爆发后，全民总动员，一切为了抗战。客观现实要求文学与新的斗争形势相适应，通俗文学从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钟敬文语）茅盾先生也提出“抗战文艺中如果没有民间文艺形式的作品，那就决不能深入民间”。
周恩来同志在“全国文协”成立大会上就特别强调：“文艺的大众化，应该是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最主要的任务。”因此“文协”提出了“文章入伍”、“文章下乡”的口号。当时，“全国文协”主持日常工作的老舍先生就是一位积极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老舍说过：“在战争中，大炮有用，刺刀也有用。同样的，在抗战中，写小说、戏剧有用，写鼓词、小曲也有用。我的笔须是炮，也须是刺刀。我不管什么是大手笔，什么是小手笔，只要是有实际功用和效果的，我就肯去学习，去试作……我不会放枪，好，让我用笔代替枪吧。既愿以笔代枪，那就写什么都好，我不应因写了鼓词、小曲而觉得有失身份。”老舍先生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先后创作了大鼓词《王小赶驴》《新“拴娃娃”》《张忠定计》《游击战》《打小日本》《抗战一年》、相声《中秋月饼》等曲艺作品。并曾和艺人欧少久合说相声《中秋月饼》，反应非常热烈，甚至有听众不让老舍下台，欢迎他接着说。被誉为“大兵诗人”的冯玉祥也加入到曲艺（通俗文学）创作的行列中。先后创作了快板《守滕县》《小英雄》《大傻瓜》《莫斯科》及《抗战道情三首》（即竹琴）。赵景深的鼓词《大战平型关》、王冰洋的唱词《杏儿山尽忠》、郑菁士的唱词《南京浩劫》、席征庸的唱词《太行烈士》等，此外，还有陆文俊、周文、老向、施谊、沙梅以及周敬承、王永梭等一大批进步文化人及民间艺人投身其中，或创作曲艺作品，或撰文鼓吹提倡发展“通俗文艺”，或参加各种宣传义演活动，真可谓不遗余力。
§§§第二节 川陕苏区唱新曲
川陕苏区，是指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建的一个重要根据地——川陕革命根据地。它地处四川、陕西两省交界的大巴山和米仓山脉，深谷延绵，山势陡峭，草茂林深，纵横两千余里，交通十分困难。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根据地军民与国民党反动派四川军阀刘湘、田颂尧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川陕苏区“是一九三二年十二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自鄂豫皖根据地转移到川北后，在川陕边党组织和王维舟率领的川东游击队配合下创建的。它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最盛时的范围包括有二十多个县政权，约六百万人口，红四方面军扩大到五个军……约八万余人。一九三三年二月，成立了袁克服任书记的中共川陕省委和熊国炳任主席的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六月，成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副主席陈昌浩、徐向前，参谋长曾中生。一九三五年三月，红四方面军退出川陕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留下的红军独立师在刘子才等领导下坚持游击战争”。
“在中共川陕省委的领导下，川陕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取消了地主阶级、封建剥削者的土地所有制，农民分配了土地，夺得了土地革命斗争胜利，极大地宣传、发动了群众，提高了人民群众的阶级觉悟。”“在川陕根据地建立、巩固和发展的整个过程中，革命文化工作始终是整个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规模浩大，广泛持久，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为群众喜闻乐见，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在根据地各项工作中起到了积极的先导作用，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 在整个苏区文艺创作和文艺演出活动十分活跃。
但在旧中国，由于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剥削，人民生活极端贫困，绝大多数人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而没有文化或文化水平低下，但他们并非没有文化生活。正如郑振铎先生在《中国俗文学史》中所指出：“一般的民众，未必读小说，未必时时得见戏曲的演唱，但讲唱文学（曲艺——引者）却是时时被当做精神上的主要食粮的。许许多多的旧式的出赁的读物，其中，几全为讲唱文学的作品。这是真正的像水银拽地无孔不入的一种民间的读物，是真正的被妇孺老少所深爱看的作品。”因此，在苏区的各种宣传活动、文艺演出中，说唱（曲艺）形式如花鼓、连厢、快板、莲花闹及各种小调、民谣、山歌等便成为首选的“武器”。因此，各种说唱形式被广泛利用，填上新词进行宣传演唱。如当时流行的《土地革命歌》即采用［垂金扇］（清音曲牌）、《刘湘罪恶歌》采用［祝英台调］、《反对迷信歌》采用［牧羊调］等。这些韵文作品因其通俗、押韵、上口易记，十分受群众的欢迎，流传非常广。红军战士或宣传队每到一处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一般都不采用枯燥的演讲，而采用群众喜闻乐见又容易接受的快板、莲花闹等曲艺形式。如快板《要翻身 靠革命》：
说起穷人真是苦，又冷又饿住茅屋。
没有吃顿好饭菜，没有穿件好衣服。
一年四季忙活路，牛马畜生都不如。
忙来忙去忙个死，年底算账欠租谷。
……
苛捐杂税说不尽，拉夫派饷真凶横。
……
帝国主义凶得很，瓜分中国全盘吞。
国民狗党亡国奴，民族利益出卖尽。
帝国军阀富豪绅，都是人民死敌人。
不将他们打干净，穷人永远难翻身。
工农红四方面军，才与穷人一家亲。
我们自己谋解放，拿起刀枪作斗争。
……
工农大众团结紧，武装斗争牢记心。
要想田地分得稳，只有坚决当红军。
要使富绅不抬头，只有坚决当红军。
赤化全川阵地牢，苏区永远得安宁。
穷人利益保得住，政权属我工农兵。
自由中国成立了，穷苦大众享太平。
这段快板通俗上口，造词浅近，的确做到了“粗识文字的人一看就懂，不识文字的人一听就懂”，故在苏区流传极广。1934年被收入列宁小学童子团课本中。不久，时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院长的张琴秋同志曾将此段快板词配上流传于通江县沙溪乡一带的山歌曲调，在王坪总医院俱乐部门前的“女儿石”上教“招呼兵”（相当于军医院护理人员）们演唱。由于招呼兵都是16岁以下穷人家的子女，他们表演天真活泼、真切动人，给人们留下了极深印象，流传更为广泛。
此外，像快板《庄稼汉》、花鼓调《扩大红军》《打败走狗李炜如》（李系国民党田颂尧部某旅长，进攻南部，被红军击溃）、莲花闹《刘湘罪恶》《革命新闻歌》《送红军》《打日本》、金钱板《枪毙“土地”》、钱棍（即连箫）《海棠花》以及快板《消灭刘湘》、小调《十二月唱红军》《红军游击四川省》《叹郎歌》等数十支曲艺作品在苏区广为流传。十分遗憾的是大多数作品都没留下作者或艺人的姓名。
部队的宣传队更是走到哪里便采用各种曲艺形式宣传到哪里。据《绵阳市中区曲艺志》记载：“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12师34团从梓潼、江油进入绵阳境内，警戒、阻击绵阳、成都方面敌之21军，以保证红军主力顺利西进。红军派出宣传小分队先后到魏城、徐家、东宣、观太、忠兴、街子等场镇利用曲艺形式进行宣传。如顺口溜《参加红军就是好》、快板词《剿不灭的红军》《叫咱红军哥哥快快来》、花鼓《迎红军》。
“通过宣传达到了提高群众觉悟、宣传红军胜利、鼓动拥军支前、揭露军阀暴行的目的，很短的时间在苏区掀起了参军热潮，出现了父母送子、妻子送郎参加红军的动人场面，绵阳当时有340人参加了红军。”
川陕省委、政府自始至终非常重视文化宣传工作，各级苏维埃政府都组建有“文化教育委员会”。在部队和地方组织各种形式的“宣传队”“专门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主张，扩大红军队伍”。
当时，究竟有多少个这样的宣传队，现已无法统计了，但有一位宣传队队长是值得我们记住的。他就是宣汉县苏维埃文教委员会宣传委员、宣传队队长、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的曲艺作者朱孔阳同志。
朱孔阳同志于1887年出身于宣汉县西北乡朱家河坝一农民家庭。因家贫，只读了两年书便失学了。朱孔阳自幼酷爱文学，务农之余自学诗词书画。后在宣汉县城新市街陈家灯笼铺学徒，出师后便在县城开了家装裱店谋生。在此期间，常与本地或外地曲艺艺人交往，开始了他的曲艺写作。他目睹社会黑暗、官僚腐败、国是日非的现实，便常编写一些唱词以讥刺时政，一吐心中之气愤。
1933年10月，红四方面军进驻宣汉时，朱孔阳同志积极投身革命，并担任县苏维埃文教委员会宣传委员。他和部队政工人员一道，在县城东街张家祠堂内办起了训练班，招收二十余名爱唱爱跳的年轻人，传授金钱板、莲花闹、快板、花鼓词等曲艺形式的编写与演唱技艺。后县苏维埃文教委员会决定，以培训班人员为主，建立一支宣传队，并任命朱孔阳同志为队长。他和宣传队队员一道，在红军政工人员的帮助下，编写了大量的金钱板、花鼓、莲花闹等唱词。如《参加红军好》《拥护苏维埃政府》《共产党为穷人撑腰》《活捉刘湘》等，到四乡为群众演唱。这些曲艺节目形式活泼，通俗易懂，因此很受群众的欢迎。对当时宣汉地区发动群众闹革命、扩大红军队伍、支持前线等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中顾委委员符先辉将军在《宝贵的精神财富——回忆川陕苏区时期的文化宣传活动》一文中就说过：“最流行的是演活报剧了……除了活报剧外，说快板顺口溜也是很流行的。都是一些明明白白的大实话，但在偏僻的川陕苏区，这一切都是新鲜的。现在回转头来看，川陕苏区的这些文艺宣传，比我们后来在延安看到的扭秧歌还要简单原始，但确实能打动人心，在十分艰苦的岁月里，发挥了动员老百姓参加革命的作用。”
当年川陕省少共新剧团的小演员李仕英后来写的回忆文章《童养媳当上了小演员》中说：“1934年元月，各剧团为配合中心工作，宣传‘赤区军事化，彻底打垮刘湘六路围攻’。我们新剧队去到我曾经当童养媳的土地堡演出。群众听说看‘文明戏’，几十里外的人都跑来了。我们共演出十多个节目，有歌舞、合唱、男女对唱、金钱板、小川戏、独幕话剧等节目，其中群众最喜欢看《刘湘投江》《田颂尧自叹》《戒烟歌》（仿打牙牌调）、《十把扇儿》《十劝我郎当红军》《八月桂花遍地开》《打双草鞋送红军》等节目。”
后来，红军奉命北上时，朱孔阳同志亲送年仅14岁的儿子朱顶固参加红军宣传队北上长征（新中国成立后朱顶固曾任重庆市文化局局长）。红军北上后，朱孔阳同志不幸被国民党抓进监狱，由于严刑拷打与长期监禁，于1934年冬牺牲于狱中，时年47岁。现将朱孔阳同志当年创作的花鼓词《当上红军真快活》抄录于此以告慰先烈英灵！
一双草鞋板板薄，草鞋拴上红索索，
白布袜子穿脚上，外缠一双灰裹脚。
红色领章红似火，身上穿的短撮撮，
腰拴一根牛皮带，斜挂一串子弹壳。
头上戴顶八角帽，帽上红星光闪耀，
身背一把大马刀，肩扛一支汉阳造。
红军杀声阵阵喊，土豪劣绅脑壳掉。
土豪劣绅脑壳掉，干人个个哈哈笑，
紧紧跟着苏维埃，分田分地分衣帽。
田地房子分到手，展劲生产争丰收，
为了红军打胜仗，手里有粮心不愁。
洋号一吹就集合，红军哥哥心里乐，
个个都是英雄汉，当上红军真快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