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23年，汉武帝派大将军卫青领兵从定襄出发征伐匈奴，以公孙敖为中将军，公孙贺为左将军，赵信为前将军，苏建为右将军、李广为后将军，共受大将军卫青管制。西汉部队先后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人。此时苏建和赵信同领了三千多骑兵作为侧翼行动，然而他们在途中碰上了匈奴单于的精锐部队，双方兵力相差太大，汉军奋战了一天一夜，还是没能冲出围困。前将军赵信原本是匈奴人，降汉后被封为翕侯，这时他看到汉军没有希望了，加之匈奴人又诱他投降，于是就带领着剩下的八百骑兵降了单于，只剩下苏建只身逃回了汉营。
卫青询问诸主管军法的军吏应该如何处置苏建，一人道苏建可斩以立威，另两人却不同意，说：“《孙子兵法》有云，‘小敌之坚，大敌之擒’，苏建以数千兵力对阵敌人数万大军，力战未降，反而回到汉营。要是今天斩了他，岂不是绝了今后力战不屈者的路了么？”卫青赞同了这种意见，遂将苏建囚禁了起来，留给武帝来处置。
这个故事验证了孙子所说的人少势弱的一方若没来得及撤退而陷入苦战的话，无论如何勇猛、如何坚持，仍然避免不了失败的命运。对苏建的处理还关系到将士忠诚度的问题，倘若打了败仗只剩领兵者孤身一人返回，要不要处罚他以警戒全军呢？军吏的分歧体现了两种思路，一种是打了败仗全军覆没就该斩，另一种是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打了败仗并不可耻，况且力战而未降敌，甚至在只剩自己一人返回的情况下，仍然选择了归汉这条路，说明了他对本国的忠诚，要是这样都斩，立威是立了，可是今后其他人再碰上这种情况还敢返回吗？索性一开始就投降敌人了。——可以看出，第二种思路是将军人忠诚度置于作战胜负之上的，本来对于军人来说，最最重要的、值得考验的便是忠诚了，一个军人连忠诚都丢失了，反复无常，那他简直不配叫做军人，因为打仗是两方对抗的事儿，非此即彼。
【原文】
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
【译文】
将领，是一个国家的辅佐。辅佐力量周全那么国家必然强大，辅佐力量出现漏洞失误那国家必然弱小。所以国君对军队的危害有三种：不懂军队不可以进攻而命令其进攻，不懂军队不可以撤退而命令其撤退，这就叫做牵制军队；不懂三军各自事务的不同而欲用同一套办法管理三军，那么军士就会迷惑不知所措；不懂三军战略战术的权变而去干预三军将帅的任命，那么军士就会心生疑虑。三军既迷惑又怀疑，那诸侯趁机发难进攻就近在眼前了。这就叫自乱军队，而给敌人以可乘之机。
【解析】
这里说国君对军队的干扰，其核心是尽量让军队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国君不要多插手，只需限定基本的权力授受就可以了，涉及具体的军事管理，还是让将领自己去解决吧！不给将领以充分信任，用之又疑之，处处以国君的权力掣肘军队的布置，这样的国君还想让他的军队打胜仗吗？诸侯之难就近在眼前了，怎么能够发挥出军队和将领的作用呢？军人是保卫国家的，将一个国家的安全交给他们保卫，就要施以充分的信任，缺乏信任，天下事就没几件能办得成功了。
【故事】
公元758年，唐肃宗命郭子仪、李光弼等九位节度使各率大军征讨安庆绪，九路人马并不设总元帅，而是以宦官鱼朝恩为处置使节制各军。
郭子仪先是打败了安太清部队，然后包围了卫州的叛军，另几路官军也与郭子仪部会合，其后郭子仪又设伏打败了安庆绪派来营救卫州的援军，攻下了卫州，并且与其他几路节度使一起包围了安庆绪的邺城。安庆绪立刻向史思明求救，史思明从范阳发兵十三万来援，驻扎在邺城以北六十里的滏阳。
九路之一的河南节度使崔光远攻克了魏州后，史思明紧接着又夺回了魏州，并于次年正月在魏州自立为王。李光弼遂提议与朔方军一同逼迫魏州，史思明畏惧郭、李，一定不肯轻易决战，只要他按兵不动，其他几位节度使就有机会攻克邺城了。然而手握大权的鱼朝恩并不同意。
其时官军人数上虽占优势，却缺乏统一调度，大权掌握在不知兵的宦官手里，各军各自为政，进退失据，邺城一直没有被攻破。二月，史思明率军从魏州驰援邺城，在离邺城五十里的地方安营，他们选精锐骑兵不断骚扰官军，抢掠人马辎重，又扮成官军模样肆意杀害运粮的民夫，焚烧官军的粮草。一时官军的处境窘迫起来。
三月，史思明亲率五万精兵对阵六十万官军。激战中突然刮起大风，风卷起沙石，四周顿时一片昏暗，双方都只得后撤，官军混乱中遗下的物资堆满了道路，各节度使逃回了自己军营，溃兵将所经之处抢掠一空，地方治安一片混乱，只有李光弼、王思礼所部还算完好。郭子仪带领朔方军保护东都洛阳。官军收复的河洛大片土地又重新落入叛军手中。
这场战事看似官军输得有些莫名其妙，实则与其缺乏统一指挥和调度有直接关系，最高权力掌握在一个不知兵的监军手里，而下面的将领又不能很好地约束部队，致使官军一溃再溃，不但丢失了此前艰难得来的战果，还给沿途百姓带来了恐慌和灾难。可以看出责任还是在唐肃宗，作为“君”的他正好犯了孙子所说的“君之所以患于军”的错误，不任命总的元帅、派亲信宦官牵制军队，这正是让官军久攻邺城而不下并最终溃散而不可收拾的根本原因所在。
唐肃宗在这次战事中就是典型的以政治误军事，统一的军队指挥权不交给可靠的将领，反倒交给不懂军事的外行人来节制，不打败仗怎么可能？鱼朝恩的职责类似于后世的监军，都是以皇家亲信的身份来监督、节制军队，说到底还是皇帝害怕大将军权在手，万一有朝一日造反可就惨了，但派下去一个亲信耳目时刻牵制着各将领的权力，天子放心倒是放心了，可这仗就又没法打了。其实说白了打仗用兵就是冒风险，冒被敌军打败的风险，冒将领反水夺权的风险，要是打仗不这么危险那统治者们该天天乐于用兵了。——之所以还要出兵，是有不得不出兵的理由，比起马上快要烧遍整个江山的大叛乱，这点风险都担不起还平什么叛呢？平叛需要动用各地方节度使力量，平叛又让宦官势力猛涨，宦官乱政和藩镇割据成为后期唐王朝反复发作的牛皮癣，其实种子早在安禄山之前就埋下了，但中央政治清明的时候，无论宦官还是藩镇其实都在可控范围之内，一旦中央政权自己乱起来，下面还有安分守己的吗？所以对于国君来说，防大将并不需要时时刻刻的监视控制，那样反倒适得其反，还一路吃败仗，而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自己先在政治方面做足工夫，在大的战略问题上把好关，剩下的具体事务就交给军队自己去处理吧。这样既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军队实力，也让将领在君臣信任的和谐气氛中不敢有反意。
【原文】
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故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译文】
故而对胜利的预测有五个方面：知道自己可以作战还是不可以作战的会胜，知道力量多寡的功用的会胜，上下同心的会胜，有准备的对付无准备的会胜，将领有才能而君主不加干涉的会胜。这五点，是预测胜负的根本。所以说：了解自己也了解敌人，每一次战斗都不会有危险；不了解敌人而只了解自己，胜负参半；既不了解敌人也不了解自己，每战必败。
【解析】
怎样预测胜负呢？孙子说，胜负是可以预知的，关键在于知己知彼，对胜负的预测是多方面的，了解到自己所具备的条件，就胜利了一半，如果在此基础上还了解敌人，那就百战百胜了。
【故事一】
秦在灭掉赵、燕、魏之后，秦王又想对楚国作战，一开始秦王问将军李信如果要攻灭楚国需要多少军队，李信答道不过二十万；秦王又问老将王翦，王翦回答非六十万不可。秦王以为王翦年纪大了，胆气不如年轻人，遂用李信、蒙恬为将，发兵二十万征楚。王翦便称病回频阳老家去了。
李信征伐楚国，一开始进展顺利，屡屡获得胜利，然而后来却为楚军所乘，大败逃归。
秦王大怒，亲自去频阳请王翦出山，王翦起初推辞，后来说非得要六十万人不可，不然这仗就没法打。秦王问其原因。王翦答道，如今用兵不同于过去，过去用兵讲究礼让，打仗也中规中矩，打了胜仗只要对方服输，也就不再得寸进尺占其国土。而现在不一样，是以强凌弱，一旦输掉战争就有被灭国的危险，所以老百姓不会对军队作战不管不顾，楚国地广人多，危难面前，国君一号令就能集结百万人参战，所以我方兵力不能少于六十万。
秦王听从了王翦的意见，给他六十万军队，并亲自送行。王翦到前线后，却不急于作战，与楚军相持了一年多，后来乘楚人防备松懈、引兵向东的时候，秦人出兵追击，大破楚军，在蕲南杀掉了楚国大将项燕，楚军遂败逃。
王翦对双方实力、战场形势的正确估算，使他赢得了胜利，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王翦此战诠释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含义，了解自己，也了解敌人，分析如今作战与以往的不同之处，是以能一战取胜。
【故事二】
公元979年，辽国燕王韩匡嗣领兵侵入宋境。宋太宗命云州观察使刘廷翰率兵御敌，命崔翰、赵延进、李继隆等带兵参战。临行之时，太宗赐给诸将阵图，命他们按图作战。这是因为宋朝在五代乱世中立国，太祖、太宗都对唐末藩镇林立以至天下大乱的情形深怀忧惧，故而宋代对武将百般防范。宋太宗每每在战前授予阵图，不许更改。
宋军行到满城之时，辽兵从东西两面蜂拥而来，望不到边际。众将眼看辽兵就要冲上来了，急忙按图布阵。太宗这次赐给他们的阵图是把大军分成八阵，每阵之间相隔百步远，把兵力分散开。可是兵力这样分散，压根抵挡不住辽军铁骑的冲击。诸将都将目光投向了首领，赵延进思量片刻，说：“照目前状况，惟有集中兵力才可以取胜。照着阵图布阵必败无疑。”崔翰犹豫不决，李继隆也主张集中兵力，赵延进又说：“一切后果由我承担。”
崔翰终于下定了决心，把八阵改为二阵，前后呼应。还派人去诈降。辽燕王韩匡嗣深信不疑，不加丝毫防备。没过多久，战鼓齐鸣，杀声震天，宋军突然杀出，将辽军打了个措手不及，很快败退下去。宋军穷追猛打，许多辽兵坠入坑谷。最后清点战果，宋兵杀死辽兵万人，活捉三千，缴获战马千匹，兵器不计其数。
捷报传到京师，宋太宗没有追究不按图作战的责任，反而封赏了赵延进。但在以后的作战中，赵光义还是战前赐阵图、定策略，命令大将们不得违背。
所谓“将能而君不御者胜”，遗憾的是在宋朝武将打仗受到的牵制实在太多，像宋太宗这样战前授阵图的，不论将领如何有才能都发挥不出来，这样做让宋代倒是避免了像唐、五代那样的藩镇割据，但却大大减弱了军队的战斗力，整个朝代一直处在外患威胁当中。
【故事三】
公元1644年，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上吊自杀。李自成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认为天下已定，对部下在京城的肆意抢掠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不加约束。
比如，在京旧官按职位高低摊派饷银，多者十万，少者几千，如有不交者，严刑拷打。最后，连商人、富户也不能幸免，京城内怨声载道。
镇守山海关的吴三桂本已决心投降李自成，但却在赴京途中得知父亲吴襄因“追赃”被抓了起来，受酷刑拷打奄奄一息，而自己的爱妾陈圆圆已被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敏夺走。吴三桂怒不可遏，立刻返回山海关，同时派遣使者向清政府的摄政亲王多尔衮借兵。多尔衮得知明朝崇祯皇帝已死，占据北京城的是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觉得机不可失，便立刻应允，调集八旗精锐向山海关进发。
李自成得知吴三桂反叛，亲率六万人马，以吴三桂的父亲为人质杀向山海关，双方在山海关前展开决战。吴三桂本不是李自成的对手，然而在激战的关键时刻，武英郡王阿济格和大将扈尔赫率领数万八旗子弟兵突然出现在了战场上，来势凶猛，起义军本已力疲，八旗军以逸待劳，起义军大败而溃。李自成杀掉吴襄，向北京撤退。吴三桂与八旗军队穷追不舍，李自成接连战败，于四月三十日被迫退出北京。从此，起义军便一步步走向了失败。
李自成的失败让人扼腕，在他以为自己到达胜利的巅峰时，却完全没有想到还有另外的强敌在窥视中原。而且一进都城不是约法三章、秋毫无犯，反而放纵部下肆意抢掠，这是天下之主的所为么？失去民心，政治上是大大失策。倘若没有吴三桂的“冲冠一怒为红颜”，以后金的实力和野心，迟早也会再次攻打中原。对当前形势的错误估计，是李自成失败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