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所谓“石棺葬文化”一词的学术内涵是有其局限性的，因为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都有可能采用石棺为葬，但它所反映出的文化面貌却有可能是极其丰富多彩的，很难用笼统的“石棺葬文化”这个术语来加以涵盖。因此，对这一术语或概念加以修正已是迟早的事情。但如果按照现在学术界约定俗成的理解，所谓“石棺葬文化”，主要是指以四川西部岷江上游石棺葬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因素。如果基于这一认识来加以观察，我们不难发现，与之相似的一些考古学文化因素的确可以从横断山脉地带不断发现。
笔者在前文中对不同地域新石器时代出现的石棺葬作过简略的分析，认为它们很有可能都是在各地独立起源发展起来的。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否认的另一个事实是：进入到青铜或早期铁器时代之后，横断山脉地带使用石棺葬俗的这些古代民族之间发生的相互交流与互动无论是从广度上，还是从深度上，都大大超过了史前新石器时代。在不同地域但大体相同时期的石棺葬中，出现了更多相似的文化因素，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双耳陶罐和青铜双环首式短剑、“山字格”铜柄铁剑、铜泡饰、铜牌饰等具有浓厚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特点的器物在石棺葬中的频繁出现。以石棺葬中出土的双耳陶罐为例，在横断山脉的不同流域都有出土，虽然形制各异，质地也各有优劣，但却往往表现出一些共同性的因素，如：带有宽边的大耳，耳部的一端连接罐口，另一端在其腰、腹间；罐腹多饰螺旋纹，有的在螺旋纹中附有凸起的乳钉纹等等。这些现象表明，晚期的石棺葬与早期石棺葬相比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同考古学文化间的交流明显加强了，原先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石棺葬文化，一方面保持着自身的发展体系，另一方面相互间的影响和联系也在更为广阔的空间展开，彼此之间通过交流与融合产生了更多的共性。在这种表象后面所隐藏的，应当是不同的古代民族之间所具有的远程迁徙移动能力的不断加强；而这种迁徙移动的主要通道和走廊，从“石棺葬文化”的分布与文化特征上来看，则主要应当是在横断山脉地带。
三先秦两汉时期横断山脉地带承担考古学
文化交流互动的主体民族集团利用考古学文化特征的比较研究进而探讨与之可能相关联的古代民族，从理论上讲是可行的，因为考古学文化的背后，都隐含着古代人类的活动；而每一支考古学文化，总是历史上由某一个民族所创造出来的。但在具体实践上，这种研究模式也有其相当的局限性。如同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在一些古代和近代民族都比较复杂的地区，一种文化的特征往往会出现在几个相近的民族中（如族源或分布区域相近等）；同样，几种文化特征又可能集中在人口众多、分布范围较广的一个民族中。另外还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有的文化遗物暂时找不到它们的主人，也有的古代民族又难以确定其文化内容。”（张增祺：《中国西南民族考古》，页377，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因此，要用考古材料来确定古代民族的族源、族系，必须十分谨慎。就目前材料来看，要将《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所记载的横断山脉地带的西南古代民族一一与迄今为止所掌握的考古材料相互对应，显然还不具备足够的条件。但是，如果将文献记载与考古材料结合起来，再联系考古材料的特征及其分布的地域范围加以考察，笔者认为，从中寻找到一些主体性的民族集团（或者借用现当民族学的术语将其称之为“语族”或“语支”）所遗留下来的历史痕迹，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这里，首先应当提到的是来自甘青高原的氐羌系统的民族集团。如前所述，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甘青地区以马家窑、半山、马厂类型等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因素，便已经不断开始进入到横断山脉地带。约在公元前五至前三世纪，我国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发生了历史上的大规模迁徙活动。由于当时匈奴的入侵，使原居于甘青高原的氐羌系民族或被匈奴所征服，或流离失散，其中一部分很可能沿着横断山脉河谷地带南迁至西南地区。由于氐羌系统民族集团的南迁，从而在考古学文化中出现了诸如“石棺葬文化”这样一些西北甘青地区考古文化因素的观点，这在以往学术界曾经是一种占主流的意见。从本文所归纳的不同时期横断山脉地带考古学文化因素的分析来看，笔者认为这一观点至今也仍然难以从根本上加以动摇和否定，古代氐羌系统的游牧民族集团，应当是横断山脉地带承担考古学文化间交流互动的最为重要的主体民族集团之一。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氐羌系统的游牧民族集团自身的分布地域辽阔，支系极其复杂，南迁入横断山脉的时间、迁徙的河谷及路线也各不相同，所以反映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往往也各有异同。如在所谓“六江流域”不同河谷通道中出现的石棺葬文化因素既具有某些共性，也具有某些特性。其中最显著的例子就是石棺葬文化中的双耳陶罐，它们在保持其来自西北高原甘青考古学文化主体因素的同时，往往又产生出各个支系不同的变异性特点，这是今后考古学界应当加以更多注意和进一步分析的一个课题（在2003年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学术讨论会上，笔者已看到刘弘先生拟定的有关西南地区出土双耳陶罐研究的论文提纲，期待其进一步的成果问世。）。四川和云南的一些考古学者认为川西和滇西北高原的石棺葬多系氐羌系“白狼”人的遗存，还有意见将今四川西部盐源、木里和云南丽江、宁蒗等地的“摩沙夷”也归入南迁的氐羌系民族的一支，认为其也是行石棺葬的民族，后来成为纳西族的先民（童恩正：《近年来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战国至秦汉时代的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4期；张增祺：《“摩沙”源流考略》，《中国西南民族考古》，页87，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这些意见均可备一说。
另一个民族集团应当是本身就生活在横断山区的土著民族集团，这些民族集团由于自身的扩张，也有过从北向南或者从南向北的迁徙移动，因此其中的一些支系很容易与南迁的氐羌系民族混为一谈，这是尤其需要加以认真分析的。如居住在澜沧江流域的“昆明”（后由澜沧江流域迁入洱海区域），因其早期以畜牧业为主，也是过着“随畜迁徙，毋常处”的游牧生活，所以以日本学者白鸟芳郎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昆明”当是从甘青南迁的氐羌系民族（白鸟芳郎：《石寨山文化的承担者》，朱桂昌译，原载《石棚》第10号，1976年，译文载云南民族研究所编《民族研究译丛》。）。但云南学者张增祺先生认为，“其实，澜沧江河谷的‘昆明蛮’并非甘青高原的古羌人，而是云南的土著民族”（张增祺：《“昆明”说》，《云南文物》总12期，1982年。），他进一步解释其与古羌人的区别在于：
他们虽说“随畜迁徙，毋常处”，但其放牧方式和“所居无常，依随草木”的古羌人不同。前者是根据横断山脉气候和动、植物均作垂直分布的特点，每逢春、夏间将畜群赶至气候凉爽的山区或半山区，秋冬季又回到温暖的河谷地带……他们并不是和古羌人一样“依随水草”而“毋常处”，而是根据气候变化，不断更换他们的放牧场所（张增祺：《洱海区域的古代民族与文化》，《中国西南民族考古》，页189，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
对于这些早年便生活在横断山区的土著民族集团，近年来也有学者依据《史记》、《汉书》、《华阳国志》等史书中有关西南古代民族的记载，将其冠以“夷系民族”的称呼加以区别（蒙默：《西南民族研究论集》，页169，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年。）。如《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汶山曰夷，南中曰昆明，汉嘉、越嶲曰笮，蜀曰邛，皆夷种也。”《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皆曲头木耳，环铁裹结，无大侯王，如汶山、汉嘉夷也。”
笔者认为，这类夷系民族与南下的氐羌系民族还有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迁徙移动方向并不像后者那样有着比较固定的南下路线，而是向着四面八方迁徙。以“夷系民族”中的“昆明蛮”为例，早在青铜时代，他们便不断向四周扩张：向北的一支沿澜沧江河谷向滇西北延伸；向南的一支则沿澜沧江而下，很可能已到达横断山脉的南端；而向东的一支则有可能进入到洱海区域（张增祺：《“昆明”说》，《云南文物》总12期，1982年。）。反映在考古学文化上，他们一方面创造出具有自身特点的青铜器，如铜鼓、铜锄、有肩铜斧（钺）等，另一方面随着与南下的氐羌系及其他北方草原民族的接触、交流与互动，也出现了诸如山字形格青铜剑、触角式青铜短剑等具有明显北方草原文化色彩的青铜兵器。
第三个在横断山脉地带起过重要作用的主体民族集团笔者认为其或可称为“胡系民族集团”。在先秦两汉时期，他们主要是指“起源于北方沙漠草原地区一些游牧部落而言，主要是指匈奴、东胡（乌桓、鲜卑）而言，先秦之时，也往往称北狄”（俞伟超：《古代“西戎”和“羌”、“胡”文化归属问题的探讨》，《青海考古学会会刊》1980年1期。）。位于横断山脉北端的甘青地区，在秦汉时期由于受匈奴压迫，大月氏西迁，其余部进入南山，有的来到青海湟中，称为小月氏，与羌人杂处，深受羌人文化的影响，故有“月氏胡”、“湟中胡”等别称。俞伟超先生指出，据两汉书的记载，大概还有一支匈奴的别部，被称为“卢水胡”者，也曾到达青海湟中（俞伟超：《古代“西戎”和“羌”、“胡”文化归属问题的探讨》，《青海考古学会会刊》1980年1期。）。《华阳国志》记载，当时四川西部的汶山郡“东接蜀郡，南接汉嘉，西接凉州酒泉，北接阴平。有六夷、羌胡、羌虏、白兰峒、九种之戎”（《华阳国志?蜀志》。）。《后汉书?冉駹夷传》载：汶山之地“其西又有三河、槃于虏、黄石、北地卢水胡”。稍晚的三国西晋时期，据《华阳国志?刘后主志》记载，“凉州胡王白虎文、治无戴等率众降，卫将军（姜）维徙之繁县”。又《华阳国志?大同志》也记载，晋泰始十年(274)，“汶山白马胡恣纵，掠诸种”，典学从事蜀郡何旅称这一事件为“今胡夷相残，戎虏之常，未为大患”，这里所称的“胡”与“夷”，当属不同的民族。其后，当晋刺史皇甫晏将兴兵讨伐汶山白马胡之时，“胡康水子烧香言军出必败”，由此可见在汉晋时期，与岷江上游相接的西北地区已有大量“胡系民族”存在，他们不仅与当地的“夷系民族”常有争端，而且其中一部分胡人还可能迁入到汉族地区，与汉族人士相亲近。从上述文献资料推测，这些“胡系民族”最初进入到岷江上游的时代，还应早于这一时期。从考古材料上来看，在岷江上游牟托一号石棺墓中，除出土有巴蜀、中原系统的青铜器外，也出现了明显具有北方草原文化因素的一些器物，如三叉格铜柄铁剑、剑茎首部折向一侧的铜剑、铜联珠饰等。宋治民先生将其归入到属于“胡系民族”的“戎狄”文化当中（宋治民：《四川牟托1号石棺墓若干问题的初步探讨》，《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四十周年暨冯汉骥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这是很有眼光的。
云南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中出现的大量北方草原文化因素，其中可能有相当一部分也应当是由这些“胡系民族”集团传播而来。至于通过北方“胡系民族”为中介、通过横断山脉这条“民族走廊”带来更为遥远的中亚、西亚文化因素这种可能性，从笔者前面所分析的带柄铜镜、双环首青铜短剑等个案研究的结果来看，也是不能完全排除的。只是囿于目前考古材料还十分有限，我们还难以勾勒出这种文化传播、影响与互动的具体轮廓而已。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横断山脉地带从考古学文化上反映出，这里既有从当地从史前时代发展起来的土著民族及其文化，也有不同时期通过与西北、西南不同民族集团之间的交流互动遗留下来的众多考古遗存。这种交流与互动的关系，远非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简单，它们很可能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通过不同的河谷交通路线、采取不同的传播方式与规模，如同波浪式的向前不断推进的。由于考古材料本身的局限性，我们能够从中窥见的，仅仅是一些历史残留的碎片而已。但是，即便是这样一些残片，也仍然能够从中折射出这个区域历史上曾经出演过的一幕幕波澜壮阔的民族迁徙、移动与融合交流场面的浮光掠影。近代意义上的“藏彝民族走廊”，正是在这条千百年前便已经由各族先民早已凿通的传统通道的基础之上才最终得以形成的。
而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正是通过先秦两汉以来包括横断山脉地带在内的历史通道，西南地区沟通了与外部世界的广泛联系，尤其是以西域的联系与交往。司马迁笔下所记载的汉武帝“凿通西域”之举之所以要将重点之一放在对打通“西南夷道”的经略之上，很显然，在这位雄才大略的帝王眼中，已经充分注意到当时被一般人视为“华夏边缘”的不毛之地所具有的战略价值与实际意义。汉晋以后西南与欧亚大陆之间的文化交往，也基本上离不开这条重要的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