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商业和手工业
建立在草原上的上都城，“自谷粟布帛以至纤靡奇异之物，皆自远至。宫府需用万端，而吏得以取具无阙者，则商贾之资也”④（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一八，《贺丞相墓志铭》）。商人的活动，对于上都城市生活的正常运行，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忽必烈充分认识到商业活动对于上都的重要性。至元二年（1265年）二月，他下令免征上都商税。至元七年，尚书省臣言：“上都地里遥远，商旅往来不易，特免收税以优之，惟市易庄宅、奴婢、孳畜，例收契本工墨之费。”⑤（《元史》卷六、七，《世祖纪三、四》：卷九四，《食货志二·商税》。）忽必烈表示赞同。这是重申过去的规定。到了二十年，“敕上都六十分取一”。元代制度，商税三十分取一。即使到这时，上都商业活动仍是受到特殊优待的。二十二年三月，“诏依旧制，……商上都者，六十而税一”：同年五月，又“减上都商税”⑥（《元史》卷一二、一三，《世祖纪九、十》：卷九四，《食货志二·商税》）。具体办法是“一百两之中取七钱半”⑦（《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商税》），比起六十取一来降低一半还多。可以说，终忽必烈之世，对于上都的商业活动一贯采取免税和轻税的政策。
元成宗元贞元年，“用平章剌真言，又增上都之税”⑧（《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商税》）。但所增是征课的比例还是总额，已无记载可考。大德元年（1297年），“减上都商税岁额为三千锭”⑨（《元史》卷一九，《成宗纪二》）。但这个数额很快便突破了。元代中期的一个统计数字表明，上都的商税收入为一万二千余锭，约为大都的十分之一①（参见《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商税》）。如果考虑到大都的特殊地位以及上都与大都之间在商税税率方面可能存在的差异，那么，这个草原城市商税收入能达到这样的数额，无疑是相当可观的。
管理商税的机构，最初是上都宣课提领，至元十九年（1282年）改为上都宣课提举司②（参见《元史》卷一二，《世祖纪九》）。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又改为上都税课提举司，正五品③（参见《元史》卷九〇，《百官志六》大都税课提举司（后改宣课提举司）职责是“掌诸色课程，并领京城各市”。上都税课司应与之相同。（《元史》卷八五，《百官志一》）奇怪的是，大都这一机构秩从五品，还不如上都高。其中也许有误。）。
元代中期，著名学者袁桷曾数次扈从上都，他在描述当地风光的诗篇中写道：“白时逢贾，朱衣定指僧。”④（袁桷：《清容居土集》卷九，《扈跸开平次鲁子翚御史韵》）贾人在街上时时可逢，足见其为数之多。在另一首诗中，他描述了上都商业区的情况：“煌煌千贾区，奇货耀出日。方言互欺诋，粉泽变初质。开张通茗酪，谈笑合胶漆。”⑤（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一六，《开平十诗》）由此诗可知，上都有集中的规模颇大（“千舍”）的商业区，充斥着形形色色的“奇货”。商人们来自天南海北，说着各种“方言”。有的记载说上都的“大西关”外有“马市”⑥（《元史》卷六四，《河渠志一·滦河》），大西关应即上都外城西门外的关厢区，很可能那里便是商业区的所在，而且按行业分为各种市。但是，这些商人有许多并非长年在此经营的。“官曹多合署，贾肆不常居”⑦（周伯琦：《近光集》卷一，《上京杂诗十首》）。每当扈从巡幸的队伍来到时，上都的商品需求量大大提高，商人们都纷纷前来，设肆营业。而当扈从巡幸的队伍离去之后，商品需求量立即下降，许多商人也就相继离去了。
元代实行和买之法。凡官府所需之物，出钱购买，称为和买。表面上，和买是两相情愿的公平交易，实际上官吏利用这一机会，对商人进行敲诈勒索，钱经常少给甚至不给。上一节所说的和籴就是和买的一个重要方面。商人们运粮到上都后，往往要受到官吏们的多方刁难。他们“见百姓搬运米粮数多，推称元籴粮数已足，不肯收受。百姓在客日久，牛只损死，盘费俱尽，将所载米粮不得已折本贱粜。本都官豪富要之家，厘勒减价收籴，却赴仓中纳。仓官通同看循，便行收受”①（魏初：《青崖集》卷四，《奏议》）。和籴粮食如此，其他和买当然也不例外。元代中期，“上都官买商旅之货，其直不即酬给，以故商旅不得归，至有饥寒死者”。后来上都留守为之向皇帝请求，“有旨，出钞四百万贯偿之”②（《元史》卷一四二，《彻里帖木儿传》）。这样的事情要闹到皇帝面前才能解决，可见问题之严重。这种状况必然对上都正常的商业活动带来很大的损害。而从上面两条记载可以看出，商旅中许多人都来自外地，并非本地居民。
上都的权豪和寺观经营商业相当普遍。他们依恃政冶上的特权，操纵行市，不纳课税。上面所说减价收粮从中倒卖便是一个例子。元代政府曾于延祐五年（1318年）二月“敕上都诸寺、权豪商贩货物，并输税课”③（《元史》卷二六，《仁宗纪三》）。寺观、权豪经营商业而不纳税，严重影响商税的收入，政府才会出面干预。寺观、权豪插手商业活动，对于民间商人来说，是很不利的。
上都是贵族、官僚、商人集中之地，酒馆便成为不可缺少之物。元代中期名诗人马祖常写过一篇《车簇簇行》：“李陵台西车簇簇，行人夜向滦河宿。滦河美酒斗十千，下马饮者不计钱。青旗遥遥出华表，满堂醉客俱年少。侑杯小女歌竹枝，衣上翠金光陆离。细肋沙羊成体荐，共讶高门食三县。白发从官珥笔行，毳袍冲雨桓州城。”④（《石田文集》卷五）诗中描写的似是离上都不远桓州城边酒馆的情况，有美酒，有歌女，有整只“细肋沙羊”供食用。上都城内外的酒馆，当然更加繁华，数量也相当可观。请看诗人的描写：“卖酒人家隔巷深，红桥正在绿杨阴。佳人停绣凭栏立，公子簪花倚马吟。”⑤（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下）“玉貌当炉坐酒坊，黄金饮器索人尝。胡奴叠骑唱歌去，不管柳花飞过墙。”⑥（张昱：《张光弼诗集》卷三，《塞上谣》）而“滦水桥边御道西，酒旗闲挂暮檐低”①（《皇元风雅》卷一四，曹元用《上都次马伯庸尚书韵二首》）之句，更指明了上都南门外滦水桥边就有酒馆存在。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元代政府闰四月的圣旨中规定，将原来拨赐给上都乾元寺以及其他地区寺观的酒店、湖泊交归有司经办，“寺家合得钱物，官为支付”②（《元典章》卷二四，《户部十·僧道税》）。可知上都有过寺观管理的酒店和政府经办的酒店。有的诗篇中所说“太平楼上客纷纷”③（《永乐大典》卷七七〇二，宋本《上京杂诗》），可能就是描写某一座酒楼的盛况。
元代政府在上都设置了很多手工业管理和生产部门，分属于各个不同系统。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国家机构，主要有将作院所属的上都金银器盒局，武备寺所属上都甲匠提举司等。一类是宫廷机构，主要有中政院（管理中宫事务）所属的管领上都等处诸色人匠提举司，储政院（管理东宫事务）所属的管领上都怯怜口诸色人匠提举司和上都诸色民匠提举司等。还有一类是地方机构，即上都留守司兼总管府所属的修内司、祗应司、器物局等。以上三类所属的手工业生产单位，统称为官手工业。
据至元三十年（1293年）的统计，“上都工匠二千九百九十九户，岁縻官粮万五千二百余石”。中书省建议：“宜择其不切于用者，俾就食大都。”④（《元史》卷一七，《世祖纪一四》）这个意见得到忽必烈批准。这些可以由政府调迁的工匠当然是官手工业所属的匠人。但从后来的记载来看，上都工匠并未减少。元代中期的资料表明，仅中政院系统的管领上都等处诸色人匠提举司所属，即有民匠2500余户⑤（参见《元史》卷八八，《百官志四》）。其他系统的工匠也不在少数。有些官手工业机构是在至元三十年以后设立的。总之，工匠在上都人口中占有相当的比例。
从行业来看，上都官手工业中门类颇多，主要有制甲业、制鞍业、铁器冶造业、金银器制造业、制毡业、皮革制造业、营建业等。上都官手工业有两个特点：一是生产主要满足皇室和官府的需要：一是利用草原出产的原料，发展有关的行业，如制鞍、制甲、制毡等。官手工业的产品一般是不进入商品流通过程的。上都官手工业生产所需的原料，采取“有司估体价钱，责付各局，自行收买”①（《元典章》卷五八，《工部一·杂造·杂造物料各局自行收买》）的办法。但有时也由政府从外地调进。如至元十三年（1276年）四月，“以水达达分地岁输皮革，自今并入上都”②（《元史》卷九，《世祖纪六》）。这些皮革显然就成了上都软皮局等部门③（上都软皮局建立于至元十三年，可见定与水达达分地皮革调入有关。（《元史》卷八九，《百官志五》））的原料。
三、畜牧业和牧民的游牧生涯
上都城外有广阔的草原，自古以来便以水草丰美著称，很多民族在这里放牧过牲畜。金代在桓、抚两州设有牧场。
元代“以弓马之利取天下”，对畜牧业特别重视。在中央建立了专门管理国有马匹和其他牲畜的机构，称为太仆寺。下辖牧地14处，上都即其中之一。牧场上的牧人称为哈赤、哈剌赤，设有千户、百户进行管理，“父子相承任事”。“自夏及冬，随地之宜，行逐水草，十月各至本地”。元代政府每年九十月间派太仆寺官前去检查登记，造册备案。皇帝巡幸两都时需要大批马匹，皇室和诸王、百官需要大量的马奶作为饮料和制作奶食品，都由太仆寺管辖下的牧场负责供给。蒙元统治者对于马奶特别重视，自天子以及诸王百官，都建立专门的毡帐作为取乳室。取奶供皇帝之用的牝马，要由“哈赤、哈剌赤之在朝为卿大夫者，亲秣饲之”④（《元史》卷一〇〇，《兵志三·马政》）。皇帝用的马奶，“色清而味美，号黑马乳”⑤（《元史》卷一二八，《土土哈传》。按，蒙古语称黑色为哈剌。）。哈剌赤一名即由此而来。“挏官马湩盛浑脱，骑士封题抱送来。传与内厨供上用，有时直到御前开”⑥（张昱：《张光弼诗集》卷三，《辇下曲》）。每年八月，元代皇帝要在上都开马奶子宴，有关官员“始奏起程”。“内宴重开马湩浇，严程有旨出丹霄。羽林卫士桓桓集，太仆龙车款款调。”⑦（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下）太仆即太仆寺，龙车应指“承乳车”①（蒙古语酝都）（《元史》卷一〇〇，《兵志三·马政》）而言。在巡幸途中，马奶子仍是不可缺少的。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特别讲到了上都大汗的马群，专供大汗饮马奶之用②（参见《马可·波罗游记》，185~192页）。
每年皇帝巡幸时，前朝斡耳朵，草原上的诸王、贵族都要前来朝见，参与宴会。他们带来了庞大的随从队伍，同时也有大量的牲畜。“先帝妃嫔火失房，前期承旨达滦阳。车如流水毛牛捷，鞍缕黄金白马良。”③（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此诗后原注：“毛牛其毛垂地，火失毡房乃累朝后妃之宫车也。”）“翼翼行都岁幸临，名王诸部集如林。”④（吴师道：《吴礼部集》卷八，《次韵张仲举助教上京即事》）每年夏天，上都周围草原上，“毡车如雪”⑤（吴师道：《吴礼部集》卷四，《闻危太朴王叔善除宣文阁检讨》），“白马如云”，“牛羊散漫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甜”⑥（萨都剌：《雁门集》卷六，《上京即事五首》）。但是，每当秋天皇帝与扈从队伍转回大都之后，斡耳朵和诸王、贵族中的大多数也就陆续离开，回到他们各自的牧地过冬去了。“穹庐画毡绕周遭，五月燕语天窗高。草尽泉枯营帐去，来年何处定新巢。”⑦（《永乐大典》卷七七〇二，宋本《上京杂诗》）
泰定三年（1326年）七月，右丞相等奏：“斡耳朵思住冬营盘，为滦河走凌河水冲坏”⑧（《元史》卷六四，《河渠志一·滦河》），要求发军筑护水堤。从这段记载看来，“住冬营盘”似是比较固定的建筑，可能是土房一类。又，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十一月“赈上都滦河驻冬各宫分怯怜口万五千七百户粮二万石”⑨（《元史》卷三四，《文宗纪三》）。“各宫分”即各斡耳朵，这些斡耳朵过着游牧生活，冬天来到滦河边定居过冬。“怯怜口”就是这些斡耳朵的私属人口，不归国家管辖。从至顺元年赈济之事可以看出，每年在滦河边冬季营盘中过冬的牧民，为数是相当可观的。
草原牧场是畜牧业生产的基本生产资料。元代政府将一部分草原分给王公、贵族，作为他们的牧地：另一部分则供国家牧场放牧之用。上都周围，除国家的牧场之外，是否还存在王公贵族的牧地，是不清楚的。但游牧民的四季牧场，通常相去不远。有的斡耳朵既在滦河边驻冬，他们的夏季牧场，很可能就在上都路范围之内。至于上都城郊，年年作为王公贵族驻夏的场所，无疑应是国家直接管辖的地面。
“不须白粲备晨炊，乳酪羊酥塞北奇”：“毡房纳石茶添火，有女褰裳拾粪归”①（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下）：“貂裘荆筐拾马矢，野帐吹烟煮羊肉”②（张昱：《张光弼诗集》卷三，《塞上谣》）。这些诗句描绘了牧民的日常生活，他们的饮食主要是羊肉、茶、奶和奶制品，而他们用的燃料，则是从野外拾来的马粪。当然，和城内的居民一样，同时也应使用松柴。“旋卷木皮斟醴酪，半笼羔帽敌风沙。丈夫射猎妇当御，水草肥甘行处家。”③（柳贯：《柳待制文集》卷六，《后滦水秋风辞》）逐水草而居，男的射猎，女的驾车，穿戴的是牲畜的毛皮，使用树皮制成的容器。上都草原游牧民的生活是艰苦的，与城内的皇帝、贵族、官僚是截然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