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古典哲学之林中，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一枝独秀，展现中国古代先贤的高度政治智慧。中国古典政治哲学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和主干，作为一种东方哲学传统，其优秀部分至今为执政者和公民社会所传承光大。本书在概略论述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之前，首先简要说说哲学的中国人之解，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基本特征，儒家政治哲学是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主流，民本主义执政哲学是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精神支柱。
对于哲学的中国人之解，自古及今，思想家、政治家们的认识和定解莫衷一是，可以说，每一位思想家、政治家都有自己的哲学理喻和意念。司马迁在与任安书中说他写作《史记》的宗旨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司马迁:《报任安书》，见《古文观止解读》，249页，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 ，意思是从时空两个向度作三个维度思考，探究人与自然关系和人际关系——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自身面对的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关系的规律性。司马迁指明了中国古典哲学面向天人、人我、灵肉三际思考的基本理路。现当代的一些思想家、学者和政治家则以人和人类社会生活为基点表明其对哲学是什么的答解。20世纪初，胡适首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他认为哲学是从根本上思考从实践上根本解决“人生切要的问题”的学问。他说：“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1页，长沙，岳麓书社，2010。
冯友兰则从人文主义意蕴上解读：“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所谓反思就是人类精神反过来以自己为对象而思之。人类的精神生活的主要部分是认识，所以也可以说，哲学是对于认识的认识。”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上），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刘延勃主编的《哲学词典》对哲学的定见是这样的：“哲学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它和政治、道德、法律、艺术等不同，是关于世界观的理论体系。”刘延勃主编:《哲学词典》，528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 毛泽东则基于知识论定义哲学。他于1942年在《整顿党的作风》讲话中说：“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815~8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毛泽东对知识类别的划分显得简单化，哲学是关于自然和社会两类知识的概括和总结的定义自然也欠周延，但仍可作为一种哲学理论观点予以理解。人类社会时至今日，从人类主体性而言，哲学作为人类对自然、社会和人自身思维的思维科学性之不断发展，其学术派别数以百计，不过，我赞同周桂钿所言：“哲学的内容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宇宙论、人生论、方法论。宇宙论又称形而上学。人生论即价值论，包括伦理学与美学。方法论又称知识论，包括科学理论与逻辑学。宇宙论与方法论都是追求真的，伦理学是追求善的，美学是追求美的。因此，哲学应该包括追求真善美的最基本内容。”周桂钿主编:《中国传统政治哲学》，2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 这一界定，对于我们对东方、西方各国的哲学现状的观察、认知，应该都是适用的，可以作为较为合适的一种评估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学派、一个作者的哲学的尺度。
各个国家的政治哲学，具有民族性格、心理、思维方式方法和历史文化特色等方面的差异，中国古典政治哲学自然具有其中华文明史之特立独行、卓尔不群的特征。那么，中国古典政治哲学是什么样的哲学？简而言之，中国古代四大显学派——儒墨道法四家都有自己的天人关系论和古今历史观，他们关注的重点是“人”，是所处现世之“今”，是人的生活——人生或民生，亦即治人与治于人的政治生活的哲学。中国古典政治哲学最高的共通的理论范畴是“道”，包括治世治国治家之道，广而言之的人道、天道，狭而言之的君道、臣道、吏道、师道，等等。比如，儒家崇道：“朝闻道，夕可死矣”《论语·里仁》。 ，墨家讲究道术：“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墨子·尚贤上》。 ，道家以道为万物之生命根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 ，法家视道为是非之纲纪：“道者，是非之纪也”《韩非子·主道》。 。四大显学派基于各自的对治世治国之道的理解，解读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大道之行的政治哲理，其共同关注点在于以不同策略达致社会政治发展趋向于“有道”的目的，殊途同归，基于人的主体性，集注于天人、人我、我之身心之三际精神关怀和超凡脱俗。
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呈现出诸子百家争鸣、思想自由之花竞放的灿烂文化景象，然而从其原创到后世延承不断创新来说，儒学政治哲学自从汉武帝时取得统治地位直至清代，无疑是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主流。这是中国传统学术史的事实。原创儒家以孔子及其弟子为代表性学术团队，他们在春秋时代冲破官学垄断，通过学术自由讨论，形成了《诗》、《书》、《礼》、《乐》、《春秋》、《易》六经政治哲学理论体系（《乐经》后来失传，汉武帝时设五经博士官，此后为五经政治哲学理论体系）。汉代明经取士，儒生读经入仕，讲、解、注经成为社会风气和政府的学术导向，占据了政治哲学统治地位。南宋朱熹创立“四书”学，以《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总称“四书”作为儒家经典。从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历经两千五百多年，弘扬发展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及其后人传承的仁义治国理政、治世为人之道。其宏远高博精深的哲理，为道墨法及释家所不能取代。时至今日，孔子文化作为政治哲学性文化流播于世界，其倡导的仁者爱人、爱众济民，“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执政爱民，善待民众，恭宽信敏惠等政治哲学至理名言，不仅为国人所乐道，也为地球人所赞赏。作为显扬于世界的孔子原创政治哲学，现正通过遍布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彰显其志士仁人政治人格精神和仁政治国理政方略。其终极关怀是天下归仁、有道、太平。
孔子倡导施仁，以之为统帅，讲究仁义礼智信的社会伦理政治哲学思维原则。孔子倡义，要求“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论语·微子》。 ，包括行“君臣之义”，“君子（主体）喻于义”，“（君子）使民（客体）也义”。即君子共行天下为公之道，忠诚于国家与事业，“使民”把握合理尺度：安民惠民、先富后教等。孔子施礼维礼，主张维护遵循等级伦理社会秩序，要求“君使臣以礼” ，臣“事君尽礼”《论语·八佾》。 ，居社会等级上位的君主及公卿士崇尚礼制，率先垂范，“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论语·子路》。 “上好礼，则民易使也”《论语·宪问》。 。这些对君臣关系、官民关系的伦理政治哲学思考是显具政治维稳、政治发展深意的。
孔子尚智，讲求知人善任、任贤使能的贤人政治。樊迟问智，孔子告诉他：“知人”。樊迟不懂，孔子具体说明：“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不解，便去问子夏：“老师何意？”子夏说：“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以直板矫正曲板，以仁君用贤人去不肖之徒之喻告诉樊迟：政治上明智即知人善任。这是政治清明的人才保证。古今同一哲理。政治上守信即取信于民。孔子强调，足食、足兵、取信于民，是政治统治、政治管理的基本方策，特殊情况下食、兵可以暂时舍弃，但取信于民任何情势下都不能丢。因为“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 “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要而言之，论畏天命，议说仁义，讲究道德，主张学圣贤、行礼乐、忠孝平和、德治礼治刑政教化综合为用，孔子及其弟子围绕政治这个中心，切近“为政”之实践，阐发中华民族的伦理政治哲学原理和政治生活的真善美追求，塑造铸就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坚强支柱和硬朗挺拔主干，孕育了独具异彩的政治文化，流传绵延至今，影响着当代中国政治现实。
民本主义执政哲学是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精神支柱，是近三十年来国内外政治学界有识之士论议的一项共识。中国自古以来，政治管理的客体就是广地众人和较早文化开发。自夏商周三代以迄明清，整个政治格局形成四个层次一体的体系，即由圣人及其经典代言的天命或天意，天之骄子之皇帝奉天承运之圣旨，作为皇帝臣吏的百官的“为吏之道”，没有公权力却有尽不完的义务的子民、草根阶层——百姓意识。这一格局在政治哲学上探究的基本问题是如何以协调的君臣关系、官民关系治理国家，三代以迄明清奉行的政治思维基本路向可以归结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从一般民本思想理念上升为民本主义执政哲学就是所谓“勤政爱民”，在伦理政治哲学上要求整个官僚系统要重民、爱民、惠民，“爱民如子”，人民的好恶历来成为评价古代政治管理良善与否的基本标准。以皇帝为首的封建统治集团如果施行残民苛政，政府腐败，皇帝即为暴君，治道即为霸道；而能为民众兴利除弊、造福去祸，政府勤政为民，皇帝即为明君，治道即为王道。据有文字可查的史实，西周周公为政“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民”成为当时和此后政府行事成败的核心标识，民本主义执政哲学成为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核心命题，直至今日，它成为评价政治体系、政治系统好坏的基本尺度和政治统治、政治管理的基石、基本精神支柱。
全面深入系统地认识、研究和把握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不仅对于国家公务员系统治国理政，而且对于发展中华民族当代政治思维能力，全面提高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都具有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意义。而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研究就其对于现代哲学研究和现代政治学研究的历史借鉴和现代化转换来说，对于人们强化公民意识、对于公职人员增强科学的民主的法治的执政意识和执政能力，无疑有利于达到“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江泽民文选》，第3卷，4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的目的。为此，我们首先要全面系统深入地了解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理论架构及其基本理路和具体内容，在此基础上结合当代中国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实际和需要，逐一思考和探寻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当下现代化转换乃至国际化转换及其应用的各个问题，在全球化背景下，发掘其内涵上可以在全球推而广之的“全球性”普世价值（如国际关系理性思维原则之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时研究其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过程中的国际化之具体呈现和人类文明发展上的可贡献问题。从学科高端审视这些学术期许的政治寄望，应该是当代及后续代中国人为之付出努力的。尽管我们的才智学力水平有限，我们的这一努力方向坚定不移。“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只要我们付出了，收获总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