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一年四月，魏徵上疏劝言唐太宗修身节欲自戒，常“十思”以弘“九德”。魏徵说：“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弘兹九德虞山皋陶所说知人善任九德：“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传说古代仙人赤松、王乔都长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元为之大道哉！”《贞观政要》卷一《政体第一》。魏徵劝太宗自我诫勉十种禁忌和应为，旨在为政任人知人弘扬九种德性，既继承儒家思想文化传统，也同时体现老子所说的无为之大道。魏徵作为诤臣，用心可谓良苦。
如果说君主言行对民众的影响既广泛又深远，因为民众是国家命运的根本，那么君主言行对众臣的影响更直接更重要，因为众臣是国家机器的主要成分，君主施政的备用物。仍以唐太宗君臣论政为例：“贞观元年，太宗谓黄门侍郎王珪曰：‘中书所出诏敕，颇有意见不同，或兼错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书、门下，本拟相防过误。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或有护己之短，忌闻其实，有是有非，啣以为怨。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颜面，知非政事，遂即施行。难违一官之小情，顿为万人之大弊。此实亡国之政，卿辈特须在意防也。隋时内外庶官，政以依违，而致祸乱，人多不能深思此理。当时皆谓祸不及身，而从背言，不以为患。后至大乱一起，家国俱丧，虽有脱身之人，纵不遭刑戮，皆辛苦仅免，甚为时论所贬黜。卿等特须灭私循公，坚守直道，庶事相启沃，勿上下雷同也！”《贞观政要》卷一《政体第二》。唐太宗作为唐朝开国君主，为政谨肃，诫勉众臣与之共同协力治理国家。他对王珪讲的这段话，大意是：中央政府批发的文件，各级官员可有不同意见，有过错可以相互纠正，设中书、门下两个机构的目的也在此。人们的意见常有不同，各有是非，本来都是公事，但为掩饰自己的过错，是是非非，互相埋怨忌恨。有的为了避免个人恩怨，相互照顾面子，明知是不合理规定，也即实行。这种不违一个官员的情绪，却造成万人灾难，实在是亡国之政。大家要特别留意防止这种现象发生。隋朝时内外官员都顺旨行事，最终导致祸乱。多数人不愿深思这个道理，官员们都以为灾祸不会落在自己头上，当面逢迎顺从，背后却有不同议论，且不认为有害。后来引起大乱，国破家亡，虽然有人脱身，未受杀戮，也受尽苦难，并受舆论谴责。你们应灭私循公，坚守正直之道，平时多相互讨论，不要上下雷同。唐太宗所说的现象在古代社会历朝历代普遍存在，直至今日也好像唐太宗就同我们直面对话一般。它告诉我们一个规律，开国元勋尚知为政之艰难，备尝艰辛，不敢松懈，不敢纵欲淫逸，国家治理得好，如获“贞观之治”美誉，后代主政者往往贪图享受，不愿艰苦奋斗，不按规矩办理政务，一朝腐败，不仅个人身败名裂，也给社会造成伤害。可见，执政者修身关系国家兴亡和人民安危祸福，切莫等闲视之。
2.听谏不厌
听谏是君主修身的要害内容。因为君主作为封建时代权力至上最高层级政治领导人物，虽然做太子时也受过为政教育，即位有年也积累不少经验，也有过教训，但贵为天子并非全能，他日理万机，一个人的智慧肯定不足用，需要在朝议和散朝时听取众臣意见，特别是以闻过则喜的态度听取批评自己为政过失的意见，既集思广益又随时修正错误，完善决策和管理。听谏既为执政之需，就要认真诚恳听取各方面提出的不同意见。这是不容易的事，却必须听而不厌，切不可因触及自己痛处而暴怒生厌，更不得借此对进谏者打击报复，甚至夺以性命。听谏不厌关系国家荣辱兴衰存亡，宜出以公心为之，谦恭肃而闻之。尤其是对反对自己的谏言要宽容大度大气听从之。
听谏对治国理政来说是十分必要十分重要的。中国的君主专制大多是开明专制，历代帝王大多都极为重视听谏纳谏。西周杰出政治家周公姬旦辅佐成王摄政七年，主动听取来自各方面的意见，集思广益蔚然成风。韩婴说当时“进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万人”《韩诗外传》卷三第三十一章，见魏达纯：《韩诗外传译注》，110页，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万人这个数不是确指，言其多也。据史载，周公摄政时，布衣人士来访者，他按老师来接见的十位，作为朋友接待的十二位，去平民家拜访的四十九位。这足以表明周公不骄不吝、谦恭亲民之政风，为中国民族国家治理创造了为政听谏不厌、纳谏为乐的优良传统。后世各王朝大多继承、完善了这种优良传统，并加以制度化和专业化。
唐代贞观之治的重要标识是唐太宗李世民虚心求谏、纳谏，魏徵等诤臣勇于进谏、直谏。唐太宗自知“一日万机，一人听断，虽复忧劳，安能尽善？”他鼓励群臣循公灭私，批评皇帝为政有失，直言不讳。这种主动寻求群臣监督帝王的制度之设，意义重大深远。贞观初，他曾对公卿们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借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故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至于隋煬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虞世基等，寻亦诛死。前事不远，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唐太宗将谏议制度化，特设官专职，规定宰相进宫向皇帝汇报工作、讨论国事，“必使谏官随入，预闻政事。有所开说，必虚已纳之”《贞观政要》卷二《求谏第四》。，让谏官发挥政治监督作用。求谏、纳谏、进谏、直谏，其主要意义在于将谏言当镜子照，发现、认识、纠正执政的错失，也是为了正确决策集思广益。太宗时魏徵进谏次数最多，勇于直言，谏言最有分量，唐太宗高度评价：“魏徵一言，胜十万之师，不可不赏。”《新唐书·冯盎传》。太宗主政重大决策都吸纳众臣意见，反复共同商议、论辩。“贞观之治”的政绩主要不是唐太宗一人有多么圣明，而是他听谏不厌，吸纳大家意见取得的结果。
中国古代历朝帝王听谏只辨是非，不讲亲疏恩怨。历史上如此典例甚多，这里仍以唐代事例说明。据吴兢追忆：“太宗有一骏马，特爱之，恒于宫中养饲，无病而暴死。太宗怒养马官人，将杀之。皇后谏曰：‘昔齐景公以马死杀人，晏子请数其罪云：尔养马而死，尔罪一也；使公以马杀人，百姓闻之，必怨吾君，尔罪二也；诸侯闻之，必轻吾国，尔罪三也。公乃释罪。陛下尝读书见此事，岂忘之耶！’太宗意乃解。又谓房玄龄曰：‘皇后庶事相启沃，极有利益尔。’”《贞观政要》卷二《纳谏第五》。此处皇后即长孙皇后，她提醒太宗齐景公类似故事，救了养马人的一条性命。她在皇帝身边经常谏议救人，其目的并非只为了救人，更是为了巩固大唐江山。唐太宗能倾听谏言，避免了许多错误。
在众多近臣中，魏徵是向唐太宗直言敢谏的一位，他因此而得罪不少人。唐太宗也曾听到有些人对魏徵的非议，甚至有人告状指魏徵“阿党亲戚”，因此对魏徵产生过怀疑。但命温彦博调查，查无实据，便解除了怀疑，并表敬重之意。他对群臣说：“徵每犯颜切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魏徵逝世时，唐太宗“亲临痛哭”，“亲为制碑文，复自出于石”。后来对人说过传诵至今的经典格言式的话：“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遂下诏恳切求谏：“昔惟魏徵，每显予过。自其逝也，虽过莫彰。朕岂独有非于往时，而皆是于兹日？故亦庶僚苟顺，难触龙鳞者欤？所以虚己外求，披迷内省。言而不用，朕所甘心。用而不言，谁之责也？自斯已后，各悉乃诚。若有是非，直言无隐。”《贞观政要》卷二《任贤第三》。唐太宗取得“贞观之治”的政绩，得益于魏徵为代表的谏官经常犯颜直谏是值得历史反思的。问题的关键在听者是否听谏采用，知错必改，防微杜渐，慎终如始。历史一再昭告：取得政权之初最高政治领导人尚能谦虚谨慎，鼓励批评与自我批评，喻为扫地、洗脸、照镜子，经过若干年后，渐渐骄傲乃至蛮横，厌听谏言，甚至打压伤害错杀忠心耿耿为国为民的进谏者，酿成巨祸，招致内外动乱。社会不正之风难抑，贪腐之风盛行。可见，政治系统高层认真听谏作为中华民族政治文明的一个优良传统，应永远坚定不移地坚持并与时俱进地弘扬发展。
3.任贤不私
决策和用人是国家领导人的两项基本职责。古代君主亦如是。用人在儒家政治哲学中主张任贤；任贤不仅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优良传统，而且是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基本理论范畴。前述君主听谏，其前提条件是能任贤，因为只有贤臣才有能力且敢于进谏，即无所顾忌地向君主提意见。贤人首先应该是在政治道德上无畏无私具有铮铮铁骨的人。因此之故，任贤无私才能真正做到任贤。能不能任贤无私是古代天子为政清明的关键，也应该是现当代国家领导人执政能力建设的关键。在这方面，中华民族有高超的政治智慧，有许多耐人寻味的故事。西汉刘向《说苑·尊贤》和三国时曹魏刘劭《人物志》有论述和点评可供参阅。这里，着重说一说知贤识贤、善于任贤、真诚信贤三点，简言之即识贤、任贤和信贤。
首先说识贤。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前提是善于识贤。传说周文王在渭水之滨发现姜子牙委以重任。姜子牙后来在周武王伐殷战争中起了关键作用，成为周武王封赏的第一功臣，被尊为师尚父。识贤是一项有很大难度的人事人才政治工作，需要寻贤者有慧眼识珠之德之才。在中国古代，慧眼识珠者毕竟是极其稀有的。在多数情况下，第一种办法是知遇名人被推荐，第二种办法是通过考试选拔被录用。
隋唐行科举考试制之前，推荐（荐贤）是任贤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在一定意义上，荐贤也是中国古代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务。关于荐贤的重要性，孔子同子贡的一段对话颇有启示性。据韩婴传述：“子贡问大臣。子曰：‘齐有鲍叔，郑有子皮。’子贡曰：‘否。齐有管仲，郑有东里子产。’孔子曰：‘然。吾闻鲍叔之荐管仲也，子皮之荐子产也，未闻管仲、子产有所荐也。’子贡曰：‘然则荐贤贤于贤’。曰：‘知贤，智也。推贤，仁也。引贤，义也。有此三者，又何加焉。’”《韩诗外传》卷七第二十四章，见魏达纯：《韩诗外传译注》，260页，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依孔子意，知贤是推贤、任贤的前提，知贤靠智慧，推贤靠品德，任贤引贤靠深明大义。不知贤，当然谈不上荐贤、任贤。知贤不荐，还要诬蔑甚至陷害是个人品德不端，嫉贤妒能是历代佞臣的通病。如果君主不识佞臣的真相，就会失贤。知贤不荐历代都有。批评知贤不荐主要应批评那类自己干不了也不让别人干的嫉贤妒能者。这种人垄断用人权力，维护既得利益，为谋私利，不顾国家利益，甚至打击别人，排斥异己，捏造罪名，置人于死地。
荐贤制度化始于西汉武帝时董仲舒建议朝廷通过推荐和考核选贤，在实践中检验，选优汰劣。荐举制度举孝廉、贤良、明经之士，把孝子、廉吏、明经士子推荐给朝廷考察，由皇帝命题考试，认可者加以任用。荐者和被荐者负连带责任，所荐者立了功，荐者也因此受奖；所荐者不称职或犯罪违法，荐者也因此受罚。荐举制至东汉时弊端丛生。魏晋时代实行九品中正制，朝廷用人唯世族门第取录。隋唐有鉴于前朝旧制难以为继，遂创科举制取而代之。
在隋唐创立科举制之后，直至明清一千多年普遍实行考试方式选拔录用官员的文官制度。这一文官制度为西方英国等国借鉴形成它们的文官系统。科举制的优点在于它的公平竞争，选优汰劣。科举考试面前人人平等，不问出身门第高低。哪怕是一个穷秀才，只要他考试称优，可以一举成名，进入统治集团在政府里担任要职。戊戌变法中废除了科举制，设立新学堂进行近现代新式教育。从20世纪初至21世纪初，百年来批判科举制的声音迄未止息。这是非历史主义的哲学思考。科举制创立时是中国古代人事制度的成功改革，欧美人士评价它是“中国人的第五大发明”。科举制在中国持续实行一千多年，说明它具有历史的必然合理性。它通过考试体现公平竞争的精神的方式方法已为现当代国家公务员制度继承发展。至于科举考试和现代考试中出现一些弊端，那不是考试制度本身衍生出来的，也不是考试制度本身的漏洞带来的。考试舞弊，其原因在于考官和应试者造假谋私，不能也不应该追究考试制的责任。
4.勿求全责备
中国古代人事制度的一大优势是任人唯贤，并成为沿用至今、未来也会坚持下去的政治文化传统。所谓任人唯贤的贤是指贤人，贤人就是德才兼备或德艺双馨的人才，而且德才兼备不是德与才对等的平衡关系，德才兼备，以德统率才，无德或德弱，才再高再大也不能认为是贤人。德才兼备是人才理想要求，但实际生活中德才均无疵，都没有缺点，都不会出错误的人是没有的，古语“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也是事实。即使伟大人物、英雄模范也够不上“完人”。既然“人无完人”，那么按德才兼备这一基本标准选人用人，就不要求全责备，而应在品德良好基础上量才录用，根据人才特点用其所长，避其所短。一般可以采取某些措施制约其短处作祟，保证其长处得以充分发挥。这种用人艺术，是领导者的重要本事，也是领导者的基本功能和职责。如果说用人失策、不当会导致事务办不成反贻误工作，损害事业发展，用人求全责备，贤者心冷，领导者会误贤，自己成为孤家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