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都主张贤人政治，举道德高尚又有才能的人从政。孔子期望德才兼备的人才，有智慧、有仁德、有勇气，“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智仁勇三种道德品质并重。孟子希望完美的人性具备仁、义、礼、智四种善端，也是四德并重。见《孟子·公孙丑上》。孔孟都同意用人以德才兼备为标准，但更看重道德品质对行为的决定作用，如果一个人才智很高、道德低下，不堪信用。孔子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泰伯》。已经很富裕的季氏，冉求还要帮助他聚敛财富，孔子对这样的学生极表义愤，动员弟子们：冉求“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这表明孔子虽然认为冉求才智高超，但在道德品质上有问题，其帮助季氏搜刮民脂民膏的恶行是遭到众人声讨的。孟子也认为如果作为重臣不能引导国君走正路，以歪门邪道为国君私利效力，那就是“为虎作伥”、“助纣为虐”之徒，非“良臣”，是“民贼”。《孟子·告子下》。孔孟这样的人才观为后世的用人政治哲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汉代武帝时按董仲舒建议“独尊儒术”，恢复了德才兼备的任人唯贤人才观。董仲舒主张用人“必仁且智”，“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春秋繁露·必仁且智》。如果既不仁又不智，那就可能助长他的恶性发作，危害自己，也危害社会。翼奉也认为：“人诚向正，虽愚为用；若乃怀邪，知益为害。”《汉书·翼奉传》。就是说诚实正派的人，稍微愚钝点还可以用；心术不正的人，即使智力水平很高，干起坏事来罪恶深重。当时民谚有云“巧伪不如拙诚”，是普遍共识。翟方进说：“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国之患也。”《汉书·翟方进传》。不仁者不能用，不仁而鬼点子多，是国家的大患。董、翼、翟三人的见解于今日亦为至理，应深思慎行。
北宋司马光继承、发展了儒家的任人唯贤、德才兼备人才观。他将德与才的关系，喻为掌舵和划桨的关系，亦如射箭与射力的关系。即德是政治方向，才是技能。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国家人事管理、公务人员的选拔任用问题多有卓见。他按照德才的比重，把人才分为四类：一类为德才兼备者，是圣人；二类为无德无才者，是愚人；三类为德胜才者，是君子；四类为才胜德者，是小人。他认为，这四类人中，最理想的是德才兼备的圣人，不过圣人较少，连孔子都认为自己不够格。较为理想又较现实的是用君子。如果有时有的地方找不到圣人和君子，在小人和愚人中选小人还是选愚人？司马光主张宁要愚人，不要小人。因为，小人无德，用其才可能尽干坏事；愚人可能干蠢事，想干坏事却打不出鬼主意，愚人可教、易受指点，不做坏事和蠢事。小人巧言令色鲜仁，才能越高，干坏事危害越大。
孔子对弟子们讲述这样一个故事：“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论语·微子》。无求备于一人就是用人时不能要求一个人全是优点，没有缺点。按常理，“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对人观察过细，优缺点了解得太具体，大家都怕他、远离他，他的朋友、弟子就少，甚至没有。政治家要成就大事业，没有人不行，人少也不行，因此，无求备于一人，是政治主宰、领导者应掌握的一个原则，它的基本精神和不求全责备是一致的。反观历史，如果主政最高领导人用人求全责备，那么，管仲、吴起、陈平、魏徵这些人就不能被录用，因为他们的优点缺点都很明显，不被录用，这些人的本事就不能施展，王者也就没有辅佐他监督他的左膀右臂，所谓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也不会出现。重德轻才、重才轻德是不对的，求全责备，求备于一人，更是不现实的。日常生活中，不犯错、看不出明显缺点的人，要么他不干事，要么他没本事干事，这种平淡不彰者，很难说德才兼而有之。只要德行基本合格，才能不高可以在工作中练达提高。德才基本兼顾，任用之后可以考核监督他努力提升道德水平和业务水平。如果一开始就求全责备，人才无可选矣。
三、文武百官：封建国家机器的主要成分
列宁指出：“国家机构首先指的是常备军、警察和官吏。”《列宁选集》，3版，第3卷，2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这一论断适用于各种历史类型的政治国家。国家机构又被形象地喻称为国家机器。文武百官是国家机器的主要成分，是国家组织机构的官员主体。在我国古代，历朝历代各级文武官员作为国家机器的各个部件被配置在一部国家机器上，相互协调配合统一运作，以保证这部国家机器的正常运作运转。为了这一共同目标，历朝历代思想家都提出了许多类似当代公务员理论的思想理论，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完善理论和政治设计，使中国这个伟大民族国家长期保持统一安定的政治局面，并在国家官员管理上对世界作出了贡献，直至今日令世界赞叹。文武百官在封建国家中如何分工合作又发挥各自职能作用，这是被称作“吏道”或“为臣之道”的理论问题和制度原则问题。这个问题既需要历史反思，也需要探讨现实如何借鉴。这里扼要论述官员的分类、官员对君主的态度、官员的职业素质、相的特殊地位几个问题。可以总称为中国古代国家职官研究的哲理思考。
1.官员的分类
对于官员类别的划分，中国老百姓有一个以品德为标准的两分法：忠臣和奸臣。这种划分，在京剧等戏曲中有特定的脸谱，至今人们从脸谱就可以辨出忠奸。不过，从学术上对官员作分类，就是另一种视角了。官员分类，不同朝代有不同的分法。周代，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高官既有爵级又有职级，爵级分公侯伯子男五等，形成等级制的礼制；职级按文武两个系统分工负责的工作，有不同职务职级的朝廷命官。汉代官制，中央政府有三公（太尉、司空、司徒）、九卿（太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少府）等。魏晋时官分九品，每品分上下、正从。隋唐及其后，有六部（吏、户、礼、兵、工、刑）尚书或侍郎，上有丞相，下有各种属官。地方官员，由于行政区划各朝有变动，郡县长官基本不变，中央派驻地方官员，名义不一。清末同光新政时中央部门多变为现代称谓，职能也有变化。至于临时性机构改革而设职官，情形比较复杂，因非常制，于此不论。
值得格外重视的是荀子作为兼容道、法两家学术的儒家学者和中国古代社会哲学、政治哲学思想家，对官员从品性上区分，除也认同忠奸两类对立性分类，他在《臣道》一篇中专题分析了态臣、篡臣、功臣和圣臣：“内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难；百姓不亲，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说，善取宠乎上，是态臣者也。上不忠于君，下善取誉乎民；不恤公道通义，朋党比周，以环主图私为务，是篡臣者也。内足使以一民，外足使以距难，民亲之，士信之，上忠乎君，下爱百姓而不倦，是功臣者也。上则能尊君，下则能爱民；政令教化，刑下如影；应卒遇度，齐给如响；推类接誉，以待无方，曲成制象，是圣臣者也。”应该说，荀子的分析是具体而深刻的，对四类臣的特点的分析可谓鞭辟入里。
荀子认为苏秦（齐）、州侯（楚）、张仪（秦）是典型的态臣。所谓态臣，没有能力做成任何一件事，内部不能号召、组织人民，在民众中没有威信，对外不能解决各种矛盾，也不能处理争端。内外都没有朋友。只是能说会道，吹牛皮拍马屁，骗取国君一人信任和欢喜。态臣应该属于奸臣一类。
荀子指出，张去疾（韩）、奉阳（赵）、孟尝（齐）是篡臣的代表。篡臣的突出特点是对国君不忠，却千方百计讨人民的喜欢。其目的并非为人民谋利益，而是利用人民力量为自己篡权服务。篡权就是以阴谋诡计给国君造成麻烦，使之陷入困境，乱中夺权。假公济私，以权谋私是篡臣的最本质特征。
荀子视管仲（齐）、咎犯（晋）、孙叔敖（楚）为功臣。他认为，功臣对内能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做成一些事情。对外坚持原则，不辱使命，解决难题。上忠君、下爱民，团结同事，做成一些有益于民众的事。功臣在官员群体中占绝大比重，他们在大政上能公而忘私，其他一般事务亦公亦私，私为小私不害大公。
荀子认为圣臣是极少的，如伊尹（商）、姜太公（周）可以称得上圣臣。圣臣尊君爱民，能制定可行的规章制度，遇有突发事件应对自如。圣臣的最大特点是不断推动社会改革并有理论创新，对所处时代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有所贡献。荀子时只举出伊尹、姜太公二人。与他们相比，商鞅、李斯（秦）、陆贾、董仲舒（汉）、魏徵（唐）、王安石（宋）、耶律楚材（元）、张居正（明）也应该称为圣臣。
功臣和圣臣都不是天生的，他们除了善于在干中学，从政治实践中总结经验，升华为理论，还勤于读书，独立思考，勇于创新。过去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被痛批斥责，其实，此话是对精神文明高品位的追求，它提倡政府官员要读书，要知识化，要提高精神文明政治文明水平，是鼓励人们上进向前的，其精神应予肯定。鼓吹“读书无用”，谬说“读书越多越愚蠢”才是愚妄之见。
2.按对君主的不同态度进行官员品格和行为分类
荀子在《臣道》篇中，还按对君主的不同态度，从品格和行为上将官员分成好几类。他在一段发人深省的论述中这样说：“从命而利君谓之顺，从命而不利君谓之谄，逆命而利君谓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谓之篡；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禄养交而已耳，谓之国贼。君有过谋过事，将危国事，殒社稷之惧也，大臣，父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少，不用则去，谓之谏；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少，不用则死，谓之诤；有能比知同力，率群臣百吏而相与强君矫君，君虽不安，不能不听，遂以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成于尊君安国，谓之辅；有能抗君之命，窃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国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国之大利，谓之拂。”荀子这里概括了几种对君主采取的不同态度：顺、谄、忠、篡、国贼、谏、诤、辅、拂，共九种品格和行为表现，分别指出其行为特点，启发人们的政治思考，有利于增长政治智慧。比照历史，想想当代政务官员做一个什么样子的公务员。
其一，说“顺”。当君主决策正确时，顺着他是顺着决策的正确性；当君主决策不正确时，也顺着他，这种顺是昏误，就是“谄”了。顺上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免有献媚之嫌，问题在于不要顺延至谄媚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