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期望人人有仁爱之心，复以礼治秩序作为外在制度保障。《管子》一书则论述了培养民众具有礼义廉耻四种道德品质（四维）是治国之本，而义廉耻三德以礼之德规范之。书中说：“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启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避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避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管子·牧民》。礼既作为治理方法，作为制度，是从外部约束人，礼也是内在品德，礼内外机制一体化，促进、保障义、廉、耻三种规范就礼一个轨道做人做事，肩担道义，行廉洁、有羞耻心，人人如此，或绝大多数人如此，国家还担心不能长治不能久安吗？
中国古代几千年讲究的三纲五常之论理中，特别注重倡导家庭伦理关系中子女对父母的孝，皇室政治伦理与皇族伦理一体的臣子对君父的忠。理想境界是忠孝两全，忠孝一致，侧重养成民众孝顺父母的道德品质，打造国家治理的社会、群众的思想道德基础。如《吕氏春秋》所言：“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纲纪也。夫执一术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从者，其惟教也。”《吕氏春秋·孝行览·孝行》。
古圣先贤之所以倡导孝与忠一致，期望人们树立忠孝两全观念，其目的是将血缘亲情伦理关系与君臣间的政治伦理关系融为一体，鼓励人们像孝敬父母一样忠于君主。孔子弟子有若论说孝与忠的关系：“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楚为人之本与？”《论语·学而》。历史上，一般孝子在政治上都是忠顺良民。统治者领悟到这一点，在庶民道德教化中便大力以孝促忠。武则天在其主编的《臣轨》中宣称：“欲求忠臣，出于孝子之门。夫非纯孝者，则不能主大忠。”《臣轨·至忠》。汉代已举孝廉为臣，其理在此。
期求孝与忠一致，但孝的对象是父母，忠的对象是君主，孝与忠有别。孝是父母子女间血缘亲情，发于内心；忠是君臣关系的单方面对臣的要求，是外在强制性政治关系规范。人们期望忠孝两全，事实是两全者极少。儒家为调和两者，竟将一切行为都归结为尽孝，《礼记》中说：“居处不在，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灾及于亲，敢不敬乎……仁者，仁此者也。礼者，履此者也。义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乐自顺此生，刑自反此作。”《礼记·祭义》。这样一来，居处庄、事君忠、朋友信、战斗勇敢、做官谨敬，就都成为孝行了。所谓“明王以孝治天下”就不难理解其良苦用心了。
2.三纲五常论理的政治理想诉求
中国古代思想家、学者论证、宣扬的三纲五常是现实生活中处理人际关系要遵循的准则，也代表一种政治理想诉求。三纲五常论理对政治领导人（在古代即帝王及高官）的道德素质、统治方式、政治价值追求提出了理想境界目标，总的期求是天下德治，筑起道德高地。三纲五常作为社会政治生活的意识形态，其指向即以三纲五常整合社会，治理天下。三纲五常有维护封建统治的主旨，同时也预设了帝王将相的行为戒条。具体地说，三纲五常的政治理想诉求主要有圣王人格期望、道德治理治国方略、社会和谐政治价值理念、政府纲常教化之义务。以下分别简论。
其一，三纲五常论理的可圈可点之处首要在要求君主塑造君子那样的圣王人格。这是中国古人从贵族到平民的普遍人格追求。如果我们把君主转换为一国最高政治领导人，我们希望赞扬他的高尚人格，不希望他爆出人格缺损丑闻。儒家开山始祖孔子答子路问君子时提出了圣王人格的基本要求。“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宪问》。对君主的内在道德要求“修己以敬”和外在政事诉求“修己以安百姓”二者统合起来，就是内圣外王的圣王人格。历代君主都以成圣王人格为理想，虽未尽至，此理想至今亦可应期。三纲五常，三纲有偏君父夫之虞，五常则无可挑剔。就人格论与制度论统一而言，三纲五常要求人们在道德品质、伦理关系、政治关系三方面顺而不逆、正而不邪，且三合一体，在君主、高官人格素质要求上，一要道德高尚，二要依伦理道德而治世治国，这两点，永远是正确的。其作用在树立供人效仿的人格榜样。孔子有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又言：“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作为一种政治文化传统，自董仲舒始，即以此人格标准批评君心之非，劝说君主正心、诚意，务民本务，限己私欲，把这看做国家政治头等要务。
至于君主要依据伦理关系实行政治统治，早在西周即有此论，而讨厌六亲不认的刻薄无情政治。《尚书》记载圣王尧治国理政的情形时说：“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尚书·尧典》。它指明尧自身“克明俊德”，提升道德境界，“以亲九族”达致“协和万邦”的事功，合二而一即尧在人格上为内圣外王。
圣王人格的终端追求是通过君主修身进而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对此，儒家经典《礼记》综述为“大学之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礼记·大学》。
其二，三纲五常向往的理想政治是伦理道德政治，它要求具有圣王人格的君主实行道德治理统治方式。先秦时期从春秋至战国，法家的法治主张和儒家的德治主张争论不休，类如今日硬权力与软权力理论之争。战国至秦统一，认法治为上策，儒学被压抑，人遭坑、书被焚。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德主法辅被奉为上策，以孔子德治论指导治国理政，实为实行德、政、法、礼治者综合治理，以德为统帅。孔子当年有一段经典表述：“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孔子的意思是以德治为主导，兼以政治、礼治和法治，实行德、礼、政、法的综合治理，礼、政、法均以德为导向。这样全面体现了三纲五常论理的理想统治方式。孔子的这一治国方略思想理论，至战国时被孟子和荀子分别继承、发展为仁政和礼治的治国理政理论，为后世兼而用之。
以史为序，孔孟荀分别论述了德治、仁政、礼治，将道德、伦理、政治构造成和谐统一体，特别重视道德教化、伦理习俗和礼仪典制在治世治国中的作用，重在教育民众道德自律。孔子有言：“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论语·尧曰》。又说：“立爱自亲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长始，教民顺也。教以慈睦，而民贵有亲；教以敬长，而民贵用命。孝以事亲，顺以听命，错诸天下，无所不行。”《礼记·祭义》。可见，孔孟荀德治、仁政、礼治三位一体统治方式被后世称道为王道政治，体现纲常导向的政治实践上的治世业绩。
其三，三纲五常论理追求人际和谐、社会安定，奉行重义轻利政治价值观。义本写作谊，其基本意义是适宜，在政治上指权力和利益分配的合理性。什么样算合理，不同人有不同理解。三纲五常论理指符合三纲五常要求的即合理，合于天理，与之悖反者即为非理。利、功利合于义可取，见利忘义则受谴责，因为忘义就是放弃了伦理道德，就是乱伦，乱伦即大逆不道，大逆不道就不只是一般的忘义了。
儒家崇仁贵义，义离不开仁，常仁义并称。仁义并称有正义、道义的蕴含。孟子认为，去仁义而一切唯利是图是不可取的。为正义、道义而舍生忘死才是大丈夫。孟子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孟子认为，崇仁贵义之士，“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孟子还告诫执政者，如果去仁义而求利，必定败亡；相反，去利而怀仁义理政，行仁政、王道，就会成功。三纲五常论理政治价值观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维护了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天下一统局面，即使在暂时分裂情势下，终归会众望所归为一统。当然，重义轻利政治观有其偏颇，应以义统率利，义利兼顾，因为轻利会影响文化、科技和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每一个人得到合情合理的利益分配，是应该被尊重的。
其四，对民众进行三纲五常教育是政府应尽的职责和不可推卸的义务。整个封建国家机器依赖讲三纲论五常的社会基础系统运行运作，因此，政府有责任、有义务利用国家政权之力广泛地向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人们进行三纲五常伦理道德教育，批判、抵制、摒弃各种反纲常名教的谬论和邪说，把人们的道德意识、道德观念、道德理念统一到三纲五常轨道、规范上来。孔孟都主张对民众进行道德教化，同时主张将三纲五常以礼入法，对严重违背纲常的行为进行惩戒。亚圣孟子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孟子希望建构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在当时争战不已、生灵涂炭的形势下，发出如此大声，以民为贵，民德归厚为高，义不容辞，不辱亚圣之名。今日视之，当引为深省。
荀子讲纲常不厌其烦，主张人们就纲常话题讨论、交流，表示“若夫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则日切磋而不舍也”《荀子·天论》。汉代立纲常名教，陆贾为此不遗余力建言：“君子之为治也……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于是赏善罚恶而润色之，兴辟雍庠序而教诲之。”《新语·至德》。自秦汉以至明清，三纲五常之教成为帝国政治史的重要内容。
三、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三纲五常论理的多重影响
三纲五常的论理，无论作为政治意识、政治观念、政治理念，还是作为行为规范、指导政治实践的理论，都广泛深刻地渗透到政治、法律、文教等各社会生活领域，其影响的广度可谓无所不及，其影响的深度可谓无孔不入。考察其广深影响，不仅有利于从制度建构上理解中国古代的伦理政治结构，而且也有利于从三纲五常实行的利弊得失中探寻其历史和现实价值（重点在于古典忠孝观之现代转换），把握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意涵和民族文化的历史特色。
1.在政治体制方面的影响
中国古代社会政治体制，经历了三个阶段的转换：夏商西周是邦国联盟统一国家的贵族统治政治，战国时期是诸侯争霸割据的官僚政治，秦汉帝国至明清帝国是君主一统天下的专制集权和中央集权政治。三纲五常确立于西汉武帝时期，这里讨论其影响，时限在帝国时期。首先看其在帝国政治体制方面的影响：皇权传承之依据和制度化运作之论证，官吏选任之标尺，国家确认父权对社会基层之控制。
其一，中国帝制创始于秦朝，汉代及之后创立三纲五常之制渗透到皇权传承之中：一则以之为依据，二则为皇权运作作制度化论证。
中国古代皇权传承方式有法无定制的三种——禅让、诛伐、篡夺，禅让是尧舜时代遗迹，秦之后绝迹，诛伐和篡夺偶尔有之。合法方式只世袭一种，即一姓皇族世代袭承帝位，这种父子相传的世袭帝位制，从纲常论来说，是父子伦理关系结构的最高权力转移，而以名教而言，子袭父位，在太子皇储期间要接受政治教育，合格就正式立为太子，不合格则易人。所以这种世袭制并非完全由自然生理决定。它要遵守世袭规则，还需要皇权的保养。世袭规则是“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即皇权要交给家族中与现任皇帝血缘关系最近的男性子孙手中，伦理关系占首位，年龄长幼、品德贤否在其次，立储之后，再教育。皇权的保养即皇权不为皇帝一人所有，而为皇族群体共有，而且为养成皇帝的德性才能，通过太子教育让其继位后以五常——仁义礼智信五种品德保全皇权，指导皇权的动作符合“为政以德”传统的要求。
需要指出：三纲中的君为臣纲在政治权力等级制分配关系上表现为君主的绝对专制，臣必须片面顺从至高无上的皇权，臣对君只有绝对顺从、竭尽义务，没有任何权力上的可诉求。坊间有谚语“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君主是众臣的绝对主宰，生杀予夺全在君主一念之间。
其二，朝廷及地方各级官吏的选择任用都以三纲五常论理为依据，并以之为考核官德的标尺。皇权行使需要百官备用，以官僚政治机制辅佐皇帝进行国家治理、管理。秦帝国以来，帝国政治运行中，选择任用官吏以中唐为界分为两个时期，之前为荐举，之后为科举，两个路径，一个标准：三纲五常，并不因为选拔方式的变化而改动录用的标准要求。
荐举制盛行于中唐之前，汉惠帝时以“孝悌”、“力田”为选择人才标准，“孝悌”为德行标准，是三纲五常的核心要求。隋唐创行科举制，北宋加以定型、规范化，成为士人进入仕途的主渠道。科举选拔人才的根本标准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倡行的政治价值观，即选拔那些自觉遵循三纲、具备五常道德品质的人才任官。除荐举、科举两种选任官吏形式，还有荫庇制，一些拥有特权的高官在职或退休推荐自己子弟不经考察，直接依靠伦理关系进入官僚机构，荫庇制同样渗透有纲常论理精神。
被选任而获得权力的官僚保有权力的方式同皇权保有方式一样具有浓厚伦理关系色彩。封建官僚分配他的权利和利益时，首先考虑的是他的亲族、乡党人士，借伦理关系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他在行使自己的职权时，必须遵循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规范，不论是否心甘情愿，均须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