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主义作为中国传统执政哲学至今历三千余年而未衰、未中断，且转换为现代化指导发展的世界观、方法论的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以人为本在政治上执政为民的新民本主义政治哲学理念。中国人的政治智慧来自先民，后有继者。可以自豪，绝不自骄。从思想史上考察民本主义的来龙去脉，认知其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学界之使命，政界之责任，至重至要，谨肃为之。
民本主义的核心关怀是对民众力量在民族国家振兴中作用的肯定。中国古代自西周之后，统治者即已认识到民众是国家之本，民本主义在中国传统治国理政之道中始终处于重要地位，思想家们政治家们对之不断沉思研讨。在自周秦至明清的中国古代政治史上，先民构造出君主专制集权和中央集权一体于大一统的政治体制政治格局，因有民本主义执政哲学指导，君主专制为开明专制，中央集权尊重地方兴革事务的自主性。民本主义执政哲学支持政府努力为民谋福祉，制约违民心、伤民力的政治行为。
中国传统民本主义执政哲学源远流长。始有周公对民力的清醒认识与珍惜，“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的政治认知，继有孔孟荀三大创始儒家的鼓吹和宣教，自秦汉至明清历代帝王和政要高官的认可，以及数以百计的思想家、学者的研讨论证。民本主义乃构成既有政治价值理性又有政治实践理性的思想理论体系，光耀中华政坛，亦为世界有识之士所赏识。当然，作为传统政治文明之遗产，瑕瑜互见，我们本着实事求是原则，探寻其长，规避其短，略陈浅见。
一、民本主义执政哲学发生之缘由及表现
民在中国古代是指庶民，其主体和多数是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农民，也包括工商人士和非官僚的地主，以及从事其他职业的平民。在政治意义上，民占一国居民的大多数，是民族国家的主体要素，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基础，是决定国家荣辱兴衰继废的决定性力量和根本。“民为国本”是民本主义的核心思想和理念，由于它认识到民众在国家中的根本地位和决定历史发展的伟力，成为民本主义执政哲学的精要内容和关系现实政治命运的关键所在。也正为如此，关怀民命，助民谋利，是民本主义执政哲学和以民为本执政实践的基本目标。在这个意义上，民本主义执政哲学有现代继承发展的必要，为此我们可以从源头上弄清以民为本执政的缘由，明确民本主义执政哲学和理念在政治实践上的表现。从两处着眼，思考其现代如何借鉴问题。
1.民本主义执政哲学发生的缘由
民本主义执政哲学发生的缘由即求解民众何以为国本的理由。从政治学理论说明，因为民众是民族国家构成的主体要素，民众是一个民族国家中最广大的人群，是社会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基本力量的源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政治统治高层少数人掌握强势国家权力，但最终决定他们的政治命运的是社会基层的广大民众。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对此已有所体悟和认知，并从多角度讨论、论证了执政何以必须以民为本的问题。
对于广大民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从西周时起，历代思想家都承认这一事实并深知其理。他们感悟到：社会、国家、君主、百官离开民众提供的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资料，一天也存活不下去。周宣王时的文公说：“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庞纯固于是乎成。”《国语·周语上》。他确认民众创造了基本物质生活资料，因此，国家才能举办祭祀这等大事，民众各项事业才能发展。春秋时楚灵王的大臣伍举明确指出国君的财富取之于民，民富则国君富，民贫则国君贫，认为：“夫君国者，将民之与处，民实瘠矣，君安得肥？”《国语·楚语上》。春秋战国时，儒家积极鼓吹民本主义，孔子肯定民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指出：“百姓足，君（主）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主）孰与足？”《论语·颜渊》。孟子也同样认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孟子·滕文公上》。对百姓是君主衣食父母，百姓生产劳动成果养育了统治者的事理，举国上下普遍认可。
秦汉之后，许多贤士也都认可民众创造了社会财富这一点，民力强国力壮，国家赖民所养，是关注治国理政依赖民众供给的学者的共识。西汉贾谊指出：农夫织妇养育了国家，没有农夫织妇创造的物质生活资料，天下受贫困之苦。他说：“古之人曰：一夫不耕，天下必受其饥者；一妇不织，天下必受其寒者。”《论积贮疏》。三国时吴国名臣陆逊也认为：“国以民为本，强由民力，财由民出。夫民殷国弱、民瘠国贫者，未之有也。”《三国志·吴书·陆逊传》。就是说，国家富强由民众财、力支持促成，民富国弱、民贫国强的情势是不存在的。清代著名爱国政治家林则徐对民众养育国家、朝廷更体认颇深，他说：“国计与民生实相联系，朝廷之度支与积贮无一不出于民，故下恤民生正所以上筹国计。”《江苏奏稿》卷二。林是清代鼓呼恃民心民力之最力者。
“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509、5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这一著名论断，公元前六百多年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就对此已有明确认识并作为一项政治原理加以运用。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史上群雄并峙、相互争战，试图武力征服他国、统一天下而争城略地的年代。这时的统治者对民众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力量的认识最深刻，有意借助民心民力战胜对手的意念最执著。公元前647年，晋国发生饥荒向秦国求救，秦国有支持反对两派，支持派子桑说：“重施而报，君将何求？重施而不报，其民必携。携而讨焉，无众必败。”《左传·僖公十三年》。子桑认为借救灾之机博取晋民欢心，以后与晋国战争中易胜。次年，秦国发生饥荒向晋国求救遭拒。再一年，秦晋战争，秦国因得民心，大败晋军，并俘获晋惠公。对此，思想家们大力阐发兵民是胜利之本的道理。荀子指出：“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荀子·议兵》。荀子以商汤、周武王依靠民众力量打败夏桀、商纣的事例说明：“故有社稷者而不能有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民之不亲不爱，而求其为己用，为己死，不可得也。民不为己用、不为己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荀子·君道》。荀子意谓，统治者爱民、利民、靠民，则无往而不胜，反之则必败无疑。
唐太宗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有为、有道的开明君主，他在建立大唐王朝争战中屡建战功，体会到胜利来自民众力量的支持。他在总结唐胜隋亡的经验教训后指出：“饬兵备寇虽是要事，然朕唯欲卿等存心理道，务尽忠贞，使百姓安乐，便是朕之甲仗。隋炀帝岂为甲仗不足，以至灭亡，正由仁义不修，而群下怨叛故也。宜识此心。”《贞观政要》卷五《仁义第十三》。武器精良固属战胜对手的重要因素，但更重要的乃是决定胜负的根本因素：民心向背、民力支持与否。
民众不仅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力量，而且是一切事业成败的决定性力量。政治家政绩的取得依靠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条件的综合作用，但“人和”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条件，因为“人和”可以更好地运用天时、地利，也可以克服气象、地理环境的不利方面。所以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君子为政成功，依靠人民之力。“昔之君子，其所以为功者，以其民也。”《鬻子》卷上。战国秦汉之际，综合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两部代表性著作《管子》和《吕氏春秋》，摘取诸子百家精华，深刻论及民众在建功立业中的决定性作用。《管子·五辅》中说：“古之圣王，所以取明名广誉，厚功大业，显于天下，不忘后世，非得人者，未之尝闻。”《吕氏春秋》亦有同样之论：“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成。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吕氏春秋·季秋纪·顺民》。
明清世变之际的思想家唐甄也视民众为国家、民族一切事竟成的根本力量。他认为：“国无民，岂有四政！封疆，民固之；府库，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职，民养之。奈何见政不见民也！”《潜书·明鉴》。唐甄忠告统治者，国家的经济、政治、军事有力，都源于民众的固、充、尊、养，离开民众的支持谈什么政治管理之功啊！切不可只“见政”而“不见民”。
得民失民是王朝兴亡的决定性因素。它是一切政治得失究本溯源的关键原因和要害所在。得民者昌，失民者亡，这是国家政权历史更替的基本规律，是思想家政治家最主要的政治认同。
西周初，统治集团总结商王朝灭亡之教训，念殷鉴不远，执政特别重视民众的推动历史前进作用。及至春秋战国历史大转折时势下，一些诸侯国灭亡，一些诸侯国勃兴，旧制衰退，新制继起，政治变迁的原动力在民众。当新兴楚国灭蓼、六二国时，鲁国大臣臧文仲发表这样的感言：“德之不建，民之无援，哀哉！”《左传·文公五年》。指蓼、六二国被灭的原因，主观上不自修道德，客观上得不到民众的援助，真可悲哀啊！孟子的总结、荀子的论证，更为深刻。孟子指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孟子·离娄上》。孟子此论传诵至今尤为当代执政者所重视。荀子更侃侃而论：“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筐箧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则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荀子·王制》。他又言：“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荀子·王霸》。
得民者昌，失民者亡，这是中国古代政治历史的一条古训，一些朝代的明君贤相都深明其义理，自觉地以之鞭策、激励自己。唐太宗作为大唐建国英主对民众在王朝兴亡中的决定作用有深刻认识，且时刻警戒自己。贞观六年，一次他和侍臣讨论帝政兴衰时说：“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贞观政要》卷一《政体第二》。据《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载，唐太宗还讲过“国依于民”的道理，若失民则国危君丧。他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斃，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唐太宗这番来自实践体会的论说反映了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一切开明自警自重君主的心声。个中哲理，应为当代国家领导人心铭骨刻，踏实践行。
2.执政以民为本，重在实践之表现
民众是决定政治前途命运的力量是基于事实的实证价值判断，统治者能以高度政治自觉执法以民为本则是一个应然价值判断。应然价值期望不一定都能转化为实然价值笃定。这里边有一个认知通过力行（实践）落实和检证过程。从理论应然性而言，期望“民无不为本”，然而在政治实践上，政治主体虽知应以民为本，行动却不愿和不能以民为本，只有知行一致都落在以民为本上，执政以民为本才有实效。从历史进程来说，夏商周三代经历了崇拜天神到以民为本的明确认知，秦汉以后在政治实践上以民为本的切实表现是民无不为本。
首先我们看从崇拜天神到认知以民为本的过程。中国在距今四千多年前建立了夏王朝，成立部族国家形态的政治国家。那时人们对民众的力量尚无清醒认识，统治者把上天上帝的神灵看做决定自己命运的力量。夏亡商继，商王从夏亡教训中对民众力量有所认识：“重我民，无尽刘”《尚书·盘庚上》。，希望执政重民、保民，勿使民受伤害。但仍崇拜天、神而轻视民，不真正重视民。商纣王面对王朝倾覆竟惊呼：“呜乎！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勘黎》。天并未保住他的王位，牧野之战，商兵阵前倒戈，周王朝取而代之。西周初，统治集团从历史经验中感悟王朝命运取决于民众是否支持，开始质疑天命论，畏惧民心民力，将民意同天命相连，突出民视民听，确认“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中》。，毫不怀疑“民人所欲，天必从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这种将天命虚置，以民意为实的政治思维逻辑，间接地、委曲婉转地阐明了执政必须以民为本的思想、情理。
春秋时期社会剧烈变动，政治家、思想家们开始敬鬼神而远之，尽人事人道而为之，天神地位动摇，民众力量彰显，“民为神主”的认知更为清晰坚挺。公元前706年，随国大夫季梁与国君讨论治国之道，明确指出：“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虢国大臣史嚚将民与神在政治中的作用作了比较，对民为神本思想概括得更为精辟：“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这样，神意听从民意，执政从仰赖于神转向依从于民了。
神人关系由神上民下转化为民上神下，民主神从为消弭神意的过渡。西周末，神终于淡出，民成为君、国之本，“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成为天下公理，全民共识。至战国时，民为君、国之本思想更有进一步发展。《管子·小匡》认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管子·霸形》借用管仲名义阐发了民为君、国之本的道理：“齐国百姓，（桓）公之本也。人甚忧疾，而税敛重；人甚惧死，而刑政险；人甚伤劳，而上举事不时。公轻其税敛，则人不忧饥；缓其刑政，则人不惧死；举事以时，则人不伤劳。”管仲不仅要国君以民为本，而且指出了如何做到以民为本，从而将以民为本的应然价值取向在实践上落实为实然政治价值的实现。
秦汉帝国之初，民为邦本观念并未因各以法家、黄老政治思想为指导而舍弃。秦朝伊始，行解放黔首政策，置民于国本之位。西汉《淮南子》明确表达民为国本之意：“国主之有民者，犹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而本固，基美则上宁。”东汉末年道教经典《太平经》也将民为君、国之本的道理说得很明白：“君少民，乃衣食不足，令常用心愁苦。故治国之道，乃以民为本也。无民，君与臣无可治、无可理也。”民之所以为君、国之本，是因为民众通过生产劳动为君主、国家提供了基本物质生活资料，包括公共开支行政费用，没有民，君臣就没有衣食父母，生存就难以为继，何谈治世治国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