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提出并贯彻“富国非一道”的改革原则。富国是改革的目标，贤良文学之士坚持以农为本的单一路径，认为“衣食者民之本，稼穑者民之务也”。他们借古非今，说“古者尚力务本而种树繁，躬耕趣时而衣食足”。因此，他们主张“理民之道，在于节用尚本，分土井田而已”。桑弘羊支持汉武帝改革政策，提出“富国非一道”，即有多种路径选择，除发展传统农业经济，同时也大力发展工商业，以大幅度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桑弘羊试问：“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发展可以多向进行，“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轻我重”，还可以“以末易其本，以虚荡其实”《盐铁论·本议》。桑弘羊之论，坚定了汉武帝改革的决心和信心，推进改革的深化，取得很大成绩，得到民心的赞誉和支持。
四、王安石变法为主调的政治改革理论
北宋初，赵匡胤鉴于唐末五代的诸多政治弊端，即已开始全面改革进程。但改革有矫枉过正的缺陷，如权力过分集中，机构设置重叠，军队将帅无权，等等。至仁宗时，弊端未除，冗兵、冗官、冗费“三冗”现象泛滥，造成北宋中期全面社会危机。“天下之势，岁危于一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六。为了解决危机以安定天下，朝野上下都要求“更改求治”。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实施庆历新政，经一年多便废止了。此后危机益重，神宗即位后痛感改革是摆脱危机的唯一途径。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宋神宗任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以理财为中心的变法改革。王安石在改革实践中形成并不断充实丰富改革理论，其改革理论指导了改革运动的深化与发展。王安石主持变法改革在保守势力的攻击下最终失败，但其改革理论、改革精神传至后世，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1.王安石变法——王安石改革理论之源
王安石是庆历初进士。他博学多才，文章传世，素怀改革之志，“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宋史·王安石传》。仁宗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上万言书，建议朝廷进行政治改革。他有坚定不移的改革志向，明确的改革目标，行事果敢，不为人言浮议轻易动摇。
王安石进行的富国强兵，振兴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的全方位改革得到了宋神宗的支持，却屡遭守旧势力的激烈反对，他在克服重重阻力中坚持推进改革。保守官僚集团攻击王安石变法“未逾数月，中外嚣然”，“变祖宗法度，掊克财利，民心不宁”《宋史纪事本末·王安石变法》。熙宁五年（1072年），华山崩裂，枢密使文彦博借机反对市易法，胡说“市易与下争利，致华岳山崩”。熙宁六年（1073年），各地发生旱灾，饥民四处流亡，反对派胡言天怒，反对变法，叫嚷：“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宋史·王安石传》。司马光也上书陈说朝政六缺，全面否定新法。相信天命的神宗，面对自然灾害和守旧势力的喧嚣，游移不定。王安石面对自然灾害和朝臣中反对派的双重压力，作为大臣主持改革必须顶住压力，得皇权的支持，为此，努力构思改革理论，借以以理服人。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下，王安石逆流而上，酝酿、构思的改革理论，自然带有委婉说服皇上、尖锐批判反对派的反改革谰言和坚定自己改革信心的特征。
2.王安石以变法富国为核心价值追求的改革理论的基本内容
为说服游移不定的宋神宗，力排反对派的恶议，也为安定民心，为改革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并提高自己对改革的理性认识，王安石在繁忙政务中，进行改革理论探讨。熙宁六年（1073年），神宗接受王安石建议，下诏设“经义局”，由王安石主持，重释儒家经典，反对因循守旧的俗学，建构改革理论。王安石撰《周礼新义》22卷（后辑《周官新义》）。“安石之意，本以宋当积弱之后，而欲济之以富强，又惧富强之说，必为儒者所排击，于是附会经义，以钳儒者之口，实非真信周礼之可行。”《四库全书〈周官新义〉提要》。王安石是不会轻易被吓倒的具有独立见解的卓有建树的哲学家、政治家和后来受到列宁赞许的改革家。他对改革理论的思考，视野宽阔，思维深广，颇有创新研究力度和丰富的内容。
其一，王安石回击“旱由安石致”谰言，论证“天人不相预”。王安石从哲学上探究自然界的变化规律，认为天是以元气为本体的自然界。元气分阴阳二气，二气交合为冲气，阴、阳、冲三气运动变化生成五行（水、火、木、金、土），这五种元素构成宇宙万物，“五行，天所以命万物者也”《王文公文集》卷二十五《洪范传》。具体事物生成毁灭，复归于元气，周而复始，“万物一气也”。
王安石强调，天是由物质性的元气构成的，是自然之天，非有意志的人格神，没有好恶，不会干预人事。自然界有自己的运行规律，人的行事、意志也不会对天产生任何作用。说旱灾是由我王安石变法惹天怒降下的，是一派胡言。“夫道之自然者，又何予乎。”
《王文公文集》卷二十七《老子》。“夫天之为物也，可谓无作好，无作恶，无偏无党，无反无侧。”“阴阳代谢，四时往来，日月盈虚，与时偕行，故不召而自来。”《道德经集注》卷七十三。但，自然界有时也出现一些偶然的、暂时的、脱离常轨的反常现象，如日食、地震，很快会恢复常态。这种反常自然现象和常态自然现象，都不是人为引起的，“水旱常数，尧舜所不免”《宋史·王安石传》。以自然界的变化攻击改革“蔽而葸”《王文公文集》卷二十五《洪范传》。，非理也；人君治理人类社会，“所信者人事而已”《宋史·王安石传》。他劝神宗不顾忌天命，重在辨人言人意之是非，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王安石对自然规律求真务实的认知和阐释，使“天变不足畏”的改革精神立足于理性思维基础之上，“言天下不相干，虽有灾而不足畏也”《郡斋读书志》卷一上。改革事在人为，应对灾异亦在人意变害为利。
其二，王安石以新天道观支持变革，确认“天道”尚变。他出自改革变法立场，对事物的运动、发展、变化深刻认知和理解，认为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处在不断运动、发展、变化之中。运动、发展、变化是万物的根本属性，“尚变者，天道也”《王文公文集》卷七《河图洛书义》。而万事万物运动、发展、变化的原因在于事物内部存在的对立面矛盾斗争，他将其称作“耦”。他指出：“盖五行之为物，其时、其位、其材、其气、其性、其形、其事、其情、其色、其声、其臭、其味，皆各有耦，推而散之，无所不通。一柔一刚，一晦一明，故有正有邪，有美有恶，有丑有好，有凶有吉，性命之理、道德之义，皆在是矣。耦之中又有耦矣，而万物之变遂至于无穷。”王安石认为，五行构成的万事万物，都存在对立面的矛盾运动，多种多样的对立面矛盾运动，使整个宇宙变化千姿百态，无穷无尽。
王安石的变化无穷的天道观肯定世界变化的普遍性、客观性，基于“天道尚变”而承认以“变”为核心价值追求的改革的合理性、正当性，以及改革为动力促进发展的辩证逻辑。他说：“天下事物之变，相代乎吾之前，如吾知恒而已，则吾之行有时而不可通矣。是必度其变而时有损益而后可。故君子不可以不知损益。”《王文公文集》卷二十五《洪范传》。
其三，把握“新故相除”的事物发展、变化趋势是王安石改革的重要哲学理论支点。王安石指出，新故相除，即新事物诞生，旧事物灭亡，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大趋势。“有阴有阳，新故相除者，天也。有处有辨，新故相除者，人也。”《杨龟山先生集·字说辨》。人应顺应新旧事物交替变化的规律，不失时机地进行变革，送旧迎新，否则就会出现“不通”局面——政衰、财匮、兵弱、德败。王安石有一首贺岁诗讴歌改革：“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人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王文公文集》卷七十二《之日》。他的改革激情今犹在我辈心中回荡。
以“新故相除”为政治思维指向，王安石冷对守旧势力的攻击，理性地批驳他们反对改革的
谰言，向司马光代表的守旧势力鲜明地表达了改革的立场和信念：“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化，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罪怨者，亦不改其度。盖度义而后动，是以不见可悔故也。”《王文公文集》卷八《答司马谏议书》。司马光批评王安石变法改革之过：侵官、生事、征利、拒谏，王安石义正辞严，一一予以驳斥：“盖儒者所重，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至天下怨谤，皆不足问也。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除旧布新的改革遭到守旧势力反对、攻击、诽谤是意料中事，旧法既得利益者，为维护私利，依位高权重而恶语施压，亦必然者。改革往往经不起这样的攻击、施压而落败。王安石对此有清醒认识：“治道之兴，邪人不利，一兴异论，群聋和之，意不在于法也。”《王文公文集》卷八《答司马谏议书》。维法是表象，其真意在维护其既得利益。因此，要顺应事物发展规律进行除旧布新的改革，就必须勇排众议，立足于理性认知的基础。他向皇帝坦诚相告：变法改革不会为那些“流俗侥幸之人”所左右，必要时将行“征诛”之法“得意于天下”，于变法改革“可以有为”《王文公文集》卷一《上皇帝万言书》。
其四，王安石针对守旧势力的复古论调，坚持进化、发展、变革之论。王安石以“天道尚变”、“新故相除”观念观察历史、把脉现实，相信历史进化、变化。夏商周三代历来为人所盛赞，然而，三代制度不完全相同，有“损益”，代有变化。“夏之道岂不美哉，而殷人以为野，殷之道岂不美哉，而周人以为鬼。”《王文公文集》卷二十六《三圣人》。因此，“夏之法至商而更之，商之法至周而更之，皆因世就民而为之节”《王文公文集》卷三十《策问十道》。政治史亦循常变之轨迹。
司马光代表守旧势力鼓吹复古，谓“使三代之君常守汤禹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宋史·司马光传》。王安石以历史进化、发展论驳斥了这一复古论调：“太古之道果可以行之万世，圣人恶用制作用于其间？必制作于其间，为太古之不可行也。顾欲引而归之，是去禽兽而之禽兽也，奚补于化哉？吾以为识治乱者当言所以化之术，曰归之太古，非愚则诬。”《王文公文集》卷二十八《太古》。在王安石看来，不仅太古之道不可复，而且三代之法亦不可复。悖历史进化、发展之规律而动，败于事，有害于人。
其五，改革要贯彻“变通趣时”原则。王安石遵循自然界与社会“常变”的规律，提出改革要贯彻“变通趣时”原则。他认为这是古圣先贤治世思维的精髓。制定法因时势变迁而成为历史陈迹，“变通趣时”的改革原则却经久常用。“盖圣人之心不求有为于天下，待天下之变至焉，然后吾因其变而制之法耳。”《王文公文集》卷二十八《夫子贤于尧舜》。因此，后人应效法圣人的改革精神，坚持圣人的改革奉行的“趣时合变”原则，“讲先王之意以合当时之变”。“视时势之可否，因人情之患苦，变更天下之弊，以趋先王之意。”《王文公文集》卷一《上皇帝万言书》。
王安石提出改革要有指导方针，这个指导方针就是不变之“道”与可变之“迹”结合，因时因势而变革。不变之“道”指改革基本原则，可变之“迹”指基本原则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不同表现形式。“道”与“迹”结合是儒家变革思想基本特征之一，亦当为改革的指导方针。有时，王安石又将“道”称为“本”，将“迹”称为“末”，以本末关系说明不变与可变的关系：“圣人治世有本末；其施之也，有先后。今天下因敝不革，其为日也久矣！故治教正令，未尝放圣人之意而为之也！失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天下靡靡然入于乱者，凡于此。夫治天下不以圣人所以治，其卒不治也；则为士而不闲圣人之所以治，非所以为士也。”《王文公文集》卷三十《策问十道》。王安石以为，富国强兵是改革所循之“道”、“本”，所采用的各种举措为改革所趋之“迹”之“末”。时代虽有不同，“道”、“本”不可变，因处于不同时代，改革之“迹”之“末”是可变的。变革之“道”坚持不懈，变革之“迹”必须因时势而变。
在深刻明晰的改革理论、原则、方针指导下，王安石以明确的改革思路，主持了有现实意义和历史影响的规模庞大的改革运动，为后世鉴戒。其对中国古典政治哲学所作的重大贡献，令后世学界景仰并穿过时间隧道乐与对话。
五、张居正以改革实践丰富改革理论
张居正是嘉靖进士，神宗首辅大臣。任内为挽王朝末世社会危机，重振富国强兵雄风，主持改革大政，以坚定不移的改革志向，锐意进取的改革精神，高明睿智的改革策略，稳步前进的改革部署，成功实现了他的改革主张，在改革实践中丰富了中国古代的改革理论，以其改革理论有效地指导了改革实践。这里在简要分析张居正改革理论生成的时势背景的基础上，着重介绍、理析张居正改革理论的基本内容。
1.张居正改革理论生成的时势背景
任何理论都来源于实践，反过来服务于实践。张居正改革理论的生成亦然。其所处特殊时势背景是其改革理论生成的客观社会政治实践基础和动力条件。明朝武宗朱厚照在位（1506—1521）以后，明朝社会呈现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危机，末世衰败征兆明显地表露出来。政治腐败愈演愈烈，法纪松弛十分严重，“纪纲不肃，法度不行”《张太岳文集·陈六事疏》。朝野惊惧，国家机器运转失灵。正统（1436—1449）之后，宦官专政，其权势至重，弄权于朝中，搅乱了朝廷政治秩序，加速了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危机。经济上，“府库久虚”《明史·陈吾德传》。，入不敷出，嘉靖朝（1522—1566）财政，年亏空达银400万两，隆庆元年（1567），太仓银仅存量135万两，只够三个月支出，政府财政已至山穷水尽，濒临绝境。王朝财力不支，形成空虚的“鼠壤”。军事上，情况也糟糕。武备严重废弛，外患连年不断，北方遭鞑靼袭扰甚至兵临北京城下，万顷良田变为废耕荒芜之地，人民流离失所，陷于水深火热之境。京师为此震惧，为之戒严。东南沿海地区，屡遭倭寇侵扰，财物被抢劫，居民遭杀戮掠掳。外患接踵而至，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入侵澳门，建立了欧洲殖民主义者最早的据点。明朝的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朝廷却束手无策。
明王朝的内乱也威胁到王朝命运。明中叶以来，土地日益高度集中，许多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饥寒交迫，却仍须负担沉重的徭役、赋税、地租，为了逃避这三重重压，农民被迫背井离乡，不得不沦落为流民。受生计所迫，农民纷纷起义，起义军甚至直逼北京，直接威胁明王朝政治统治中心的安全。明朝处在风雨飘摇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