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光明日报》，2006.05.29。
尽管封建政治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专制统治，同人民群众存在着根本的对立，但封建帝王为了追求皇权的永固，王朝的长治久安，也往往努力使自己的政治运作更有效率、吏治更加清明。——虽然这种努力的成效如何，在很大程度上要受着王朝兴衰周期律的制约与支配。
清朝的顺治皇帝曾经“钦定”过一部《御制人臣儆心录》（以下简称《儆心录》），这部书被收进了最近出版的由乔立君主编的《官箴》中。读一读这部作品，对我们了解一位封建帝王心目中的好官（书中称为“纯臣”）标准，很有好处；其中有些议论，在今天也并没有失去它的历史借鉴意义。
顺治帝首先并且始终着力强调的，是皇帝至高无上的独断权威，以及人臣对君主的绝对服从和无限忠诚。《儆心录》反复说：“夫万乘之君，至尊也。百官兆民，罔不从令。”（277页。以下凡引自此书者只注页码）“人君执八柄，以驭其臣。人臣持一心，以事其主。此千古不易之常经也。”（281页）“臣之事君，一切智术，皆无所施，而惟以区区之衷，可相得而罔间者无他，曰诚而已矣。”（279页）“君为臣纲”本来是封建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和封建伦理道德的最高准则，顺治帝在对百官们讲为臣之道时，着重强调这一点，当然是毫不足怪，完全可以理解。但这种“愚忠”思想，同传统文化中的民主性精华相对立，正是封建政治观念的糟粕所在。
清代官德丛谈顺治帝论为官四戒为了整饬吏治，提高行政效率，顺治帝对臣工们提出了一些戒律，目的是“教忠奖善，励天下人臣之心”，使各级官吏对那些“有玷官德”的现象能够“慎思之”、“明辨之”、“深戒之”、“力改之”，免得“毒酿一时，秽流万世；势权有尽，唾笑无穷”（274页）。那么，《儆心录》对官吏们提出了哪些告诫呢？
一曰戒贪。贪黩之徒，往往营私而害公，循利而枉法，所以，“古来人臣之败名、丧德、亡身、覆宗，蔑不由此”（276页）。贪欲是腐蚀灵魂的毒剂，对个人，它可以使人变得鼠目寸光，寡廉鲜耻。“嗜欲胜，则神智昏。昧久大之图，而计不出乎眉睫。其始也，亦未尝无砥砺之志，而一为利夺，即顿丧其所守，不惜寡廉鲜耻以求之。”（277页）对他人，则冷漠无情，锱铢必较，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循利之徒，其处心积虑，昕夕图维者，惟利而已。大则纵其溪壑之欲，而细不遗夫锱铢。念一注于丰腴，而遂不复有及人之惠。”（276页）对老百姓，则百计搜刮，巧取豪夺，“或机械巧设，欺世以遂其侵渔；或残虐横加，戕物以行其饕餮”（277页）。《儆心录》特别强调高官贪婪的危害性：“大臣不廉，无以率下，则小臣必污。小臣不廉，无以治民，则风俗必坏。层累而下，诛求勿已，害必加于百姓，而患仍中于邦家。欲冀太平之理，不可得矣。”（277页）也就是说，高官如果贪黩，一会败坏社会风气，二会破坏社会稳定，后果极为严重，是决不可以掉以轻心的。
一曰戒伪。这里所说的“伪”，也就是捏饰诓骗，弄虚作假。《儆心录》强调：“不诚则伪，不伪则诚”，诚、伪之间，“纤介之差，缪乃千里”。而对于为政而言，“一诚有余，百伪不足”，因为一有作伪之心，“小则挟术以文奸”，“大则藏欺以误国”。顺治帝警告说：“有臣如此，诚国家之大蠹哉！”（279、280页）那么，为什么有些人那么热衷于“作伪”呢？说到底，无非是为了希恩邀宠，沽名钓誉，用不正当的手段达到加官晋爵的目的。有的“身居枢要，而中怀欺蔽，欲以智巧，惑主上之聪明”；有的“素承优渥，而心惧衰替，思以迎合，永固其恩宠，遂乃颠倒是非”；也有的“外通请谒，而苞苴是徇，或有内庇知交，而互为掩饰，情殷私室，念薄公家，虽至身蹈欺蒙，而不遑自恤者”（279页）。特别是有些人“不崇实效，纯务虚名”，这种人“欺世盗声，匿情干誉”，“其行必矫，其意必浮”。顺治帝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如果大家都务虚名而不图实效，“则国家之实事，又将谁倚？”（274页）所以他说：“不崇实效，纯务虚名，上则误君，外则误世，内则误身。”（275页）一曰戒骄。《儆心录》认为，“骄”之一字，是为官之大忌，“盖骄则自盈，自盈则惰慢之气存于中，傲肆之形见于色，虽有善焉，莫之能盖矣”（278页）。书中归纳了导致骄傲的几种根源：有的是“恃夫勋劳者”，有的是“矜夫才学者”，还有的是“挟夫权势者”。不同的心态，造成不同的危害。居功自傲的人，“苟有侈然自诩之心，则恣意而行，鲜所顾忌。节制之，则觖望之念生；优而容之，则又渐滋其跋扈”。最后，终不免因“德不胜骄”，而落得个“功不胜罪”的下场。恃才矜己的人，自认为“天下之莫己若也，于是发论必以为嘉谟，创法必以为成宪。谀之则以为贤，而拂之即以为不肖”。对于别人的聪明才智，“自彼视之，皆无足取”。结果必定是“佞人日亲，正士日疏”，才学也就在自傲心理中变得荡然无存。仗势弄权者，自以为位高权重，“习为倨傲”，不免“颐指当世，凌轹百僚”，甚至一手遮天，指鹿为马，擅权枉法，胡作非为。总之，骄的根源在于“自盈”即自满自足，而其流弊，“岂第无益于身，抑将贻误于国”，实在是值得为官者时刻警惕的。（278页）一曰戒怠。百官之中，勤谨国事、克尽厥职者固然不乏其人，但“縻禄素餐，尸位溺职”，玩忽职守，敷衍塞责者，也所在多有。《儆心录》列举了这种庸官的几种类型：一种是“怠弛之人”，他们只知满足于高官厚禄，胸无大志，一味“玩愒岁月”，“耽于逸豫”；一种是“庸鄙之人”，他们“碌碌取充位，以为莫非王臣，我何独劳为？于是堕国事于因循，而泄泄然，曾无所表见于世”；一种是“邪曲之人”，他们“遐弃正业，若不相涉然，乃持智计以徇私，则弗遗力，逮王事埤我，惟苟焉塞责，不恤其他”；还有一种是“恣傲之人”，他们“虽材足有为，而高自矜诩，惬其意则殚力任之而不辞，少拂抑焉，即倦懈心生，而故为不克胜任之状”。这些人表现虽然不一，但共同之点，就是“以之治事，则多败事；以之图功，则鲜成功”。所以顺治帝认为，这类人是万不能用的，“得百庸臣，不如得一能臣；得百能臣，不如得一尽心之臣”（281、282页）。因为只有尽心尽责，才能有所作为。
除以上数端外，《儆心录》还针对官员们结党营私之弊，写了《植党论》；针对趋炎附势之弊，写了《附势论》，限于篇幅，不能详述了。
顺治帝钦定的《御制人臣儆心录》颁行于清初，到了晚清，李伯元的一部《官场现形记》，写尽了宦海百态，其中魑魅魍魉的种种鬼蜮伎俩，却大体跳不出“贪”、“伪”、“骄”、“怠”等几个字。这当然不是说顺治帝有什么先见之明，而只是说明，《儆心录》中所提出的种种弊端，确确实实是官僚政治的痼疾顽症，就像鲁迅所说：“官场伎俩，本小异大同。”（《中国小说史略》第28篇《清末之谴责小说》）不过，这些弊端，过去尚且为封建政治所不容，到了今天，当然更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方向相对立，是需要我们坚决予以摈弃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