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光明日报》，20100810，《中国文化报》2010年9月28日转载。
——光绪三年天津粥厂大火纪实光绪三年十二月初四日（1878年1月6日），天津发生一场特大火灾，造成了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巨大震动，也为人们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近两千灾民葬身火海这天清晨，天津东门外一处地方，突然浓烟滚滚，火光烛天。这时正值寒冬腊月，凛冽的西北风呼啸狂掠，火趁风势，风送火威，顷刻间熊熊烈火，将一座大悲庵及旁边搭建的一百几十间席棚统统吞没在火海之中。
被灾的原来是专门收容饥民的一处粥厂，名为“保生粥厂”。所谓“粥厂”，是清代极其稀缺的社会救济机构中的一种。每到冬天，在一些城市中，由官府划拨或民间捐助，筹集粮款，收容流落街头无衣无食的灾黎和贫民，煮粥施赈。正如一些荒政书所说，一粥之微，虽然无异杯水车薪，但“得之尚能苟延残喘，不得则立时命丧沟壑”。光绪三年，正是清代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旱灾“丁戊奇荒”期间，由于山西、直隶等华北五省连年大旱，流入京津的灾民较往年要多得多。因此，直隶总督衙门特地把天津的粥厂增设至12处，总共收养灾民近六万人。这次发生大火灾的“保生粥厂”，就是专门收养妇女的粥厂之一，其中居住着妇女及幼童两千余人。
清代官德丛谈惨绝人寰的突发灾难这次突发性灾难造成的严重后果，是触目惊心的。当时的《申报》作了这样的报导：
初四日凌晨，煮粥方熟，各棚人等正擎钵领粥，呷食未竟，西北角上烟雾迷空，瞬息透顶。……一时妇女蓬头赤脚，拖男带女，夺门而走。……于是人众哭声震天，以挤拥门前，求一生路。回顾西北各棚，已成灰烬。焦头烂额，死尸枕藉。门靠大悲庵，系在东南，逾刻火乘顺风，直逼门前，各人被烟迷目，人多跌倒，俯首听烧。然虽死在目前，而姐弟子母，仍互相依倚，有以额颅触母，有以身体庇子，其死事之惨，实难言状。
是日之火，起于辰，猛于巳，厂系篾席搭成，拉朽摧枯，至午前则该厂一百余棚，烧毁净尽。以后火尚不息，或炙人肉，或毁人骨，或熬人油，或烧棉衣棉裤，故至酉刻仍有余焰。（《申报》，1878年1月25日）新闻报道开始说是“二千余众，尽付一炬”，“焚毙妇孺二千余名”，后来经过清点收殓，大体弄清约有三四百人获救，“所有尚具人形之老妪少妇孩童幼女，共收得尸一千另十九口”，此外还有“烧毁尸骨无存及四肢散失”者若干。罹难者惨不忍睹，“将近头门之处，尸约积至五尺高”。“尸均烧毁焦黑，其形残缺，俯伸不一。所完整者，大都皮绽骨枯，较常人缩小，上下衣裤毛发，一概无存。最惨者……余如张口露齿，卷手屈足，面目模糊，肢体灰败者，难以殚述。”（《申报》，1878年1月26日）我们把描写得最惨酷的部分文字略去，以减少读者在阅读时的情感刺激。即使这样，也足以使我们对这一场突发性灾难，带给人们何等难以言状的痛苦，有着刻骨铭心的深刻印象了。
惨剧是怎样酿成的？
这场巨灾，事发突然，却并不偶然。在这个看似偶然的突发事件背后，其实隐藏着许多必然。酿成这样的惨剧，是由各种因素所促成的，是有深刻的社会根源的。
面对大量灾民和城市贫民的存在，封建统治者为了避免政治动荡，维护社会稳定，不能不采取一些救济措施，这当然是一件好事，是值得肯定的。但封建政权毕竟不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他们不可能思虑周详地顾及贫苦群众的安危。因此，好事并不一定能办好，甚至可能引来一场灾祸。就拿“保生粥厂”的建筑来说，本来是借用大悲庵的房舍，后来灾民众多，不敷应用，便在旁边搭盖一片临时“蓬寮”。《申报》对此作了如下的描写：
上系篾席盖成，外墙范以芦苇，里面彼疆此界，仍以篾席间之。计厂一所，内分百数十棚，南向六十余棚，北向数与相埒。南北棚后，各留一通道，以为进出之地，计一人独步则宽，两人并行则隘。（《申报》，1878年1月25日）对于这样一种居住条件，有记者责问说：“毫无纪律之难民妇孺反聚之六营之众，共为一棚，而棚又以芦席为之，其尚欲望其不烧也，有是理乎？”（《申报》，1878年1月29日）谁都可以想到，如此地狭人稠，通道窄隘，四处全是席片芦苇，加之床板上垫的又是稻草，一旦发生火警，后果可想而知。可是，如此隐患四伏、危如累卵的生存环境，主事者既无任何预案，也不采取起码的防范措施。这不能不说是对于人的生命的漠视，是封建官僚政治的本质表现。
粥厂的管理十分混乱。火起时，竟然看不到一个委员、司事的身影，除了煮粥、分粥的工役以外，当时只有一个看门人在场。可是，当人们踉踉跄跄地挤到这扇唯一可以逃生的大门边时，这个看门人竟然做出了一个绝对无法饶恕的举动：坚决不让人逃出门外，而且“将门下钥”，用锁把门关死了。这一来，也就彻底切断了一部分本可以逃离火海的人的生路。
如果脱离历史环境，人们是很难想象这个看门人为什么会采取如此丧心病狂的做法的。原来，官府对待灾民，一直存在着严重的戒备心理，很怕灾民为争取最低生存条件而闹事。他们的信条是，“驭饥民如驭三军，号令要严明，规矩要划一”（汪志伊：《荒政辑要》）。在这样的指导方针下，粥厂灾民是不能随意出入的，出入有定时，或鸣锣为号，或击梆为记。看门人不让人逃出门外，大概就是根据这个规定。所以当时的报纸批评他是“守常而不达变”，就是说在这样的大灾面前，竟然仍按照平时规矩办事，从这个批评中就可以透露出上面所说的消息。当然，这个举动，不仅极其荒唐，而且可以说到了泯灭人性的程度，令人发指。
大火烧了一阵之后，分管粥厂的筹赈局会办、长芦盐运使如山，津海关道黎兆棠等终于赶到了现场，二人“睹二千余人死状之惨，泣下如雨”，“相与莫可如何而已”（《申报》，1878年1月25日）。也就是说，除了伤心落泪之外，完全是一筹莫展。稍后，当时称作“火会”的消防队赶来救火，救出的三四百人大概就是他们的功劳。这时恰好有一只兵船经过，士兵用船上的“洋龙”救火，不料因为取水问题，“火会”与士兵发生冲突，相互“追奔逐北”，士兵“遗弃洋龙各器而逸”（同上）。也就是说，面对灾难，“火会”与士兵不是同心协力，尽力施救，而是相互争斗，置危难于不顾。这虽是一个小插曲，却十分典型地折射出那个社会所特有的时代特征。
灾后官方的应对之策一方面确实感到事态严重，责任重大；一方面也是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于事件发生后的第九天，向朝廷上了一个奏折，报告了这件事情。奏折虽然讲了“竟被烧伤毙多命，足见委员漫不经心，非寻常疏忽可比”，请求对直接责任人该厂委员吕伟章、丁廷煌“一并革职，永不叙用”，对包括自己在内的负领导责任人员像前面提到的如山、黎兆棠及天津道刘秉琳等，“分别议处”。但又强调官员们“飞驰往救”，“救出食粥大小人口甚多，其伤毙者亦复不少，一时骤难确计”（《津郡粥厂起火事故分别参办并自请议处折》，见《李鸿章全集·奏议》）。显然使用的还是官场惯用的“弥缝搪塞”的故伎，用含糊的文字把灾难严重程度掩盖起来，以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朝廷迅速作出反应，立即发布谕旨，除责令李鸿章等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外，声色俱厉地指斥地方官员“平时漫不经心，临事又不力筹救护，致饥困余生，罹此惨祸，实堪痛恨”，要求对包括李鸿章在内的相关官员一律“交部议处”（《清德宗实录》，卷64）。上谕的用语是颇堪玩味的。既没有对李鸿章的掩饰之词公开反驳，给他留了面子，又指出了并未“力筹救护”的事实，表明朝廷并不相信李鸿章称官员们“飞驰往救”谎言的欺蒙，维护了皇权的尊严，也间接地给了李鸿章一个警告。李鸿章的奏折和皇帝的上谕，深刻反映了封建官场政治博弈的曲折和微妙，其中的微言大义，是不加注意就很难察觉的。
这时的李鸿章，正是“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清史稿·李鸿章传》）的时候，是朝廷的“股肱之臣”，所以，所谓“交部议处”云云，只不过是应付社会舆论而做的表面文章，以后就再没有下文，不了了之了。李鸿章的官位依然稳如泰山，不仅如此，相传因黎兆棠是慈禧太后的干女婿，在下旨“交部议处”后不久，就发布了升任直隶按察使的消息。对这件重大事故负有直接责任者在“严办”名义下不降反升，典型地反映了封建政治的黑暗与腐败。所谓责任追究，就在惩处了两个厂务委员后偃旗息鼓了。
平心而论，灾难发生后，地方政府也确实做了一些善后工作。例如，组织慈善机构“泽济首局”收殓罹难者的尸体，盛于薄木棺内，加以掩埋。发动社会捐助，十余日内共募得银三万九千余两，洋银一百二十元，津钱一万六千余吊，棉衣裤三万四千余件。对受害者给予抚恤，规定“当场烧死者每口恤银六两，烧后因伤而死者每口三两，伤重者二两，伤轻者一两，中分四等，由死者亲属及受伤本人报明给领”（《申报》，1878年3月22日）。这些做法，当然是救灾的题中应有之议，但毕竟是应该肯定的积极措施。
但是，也有一些做法，是未必恰当的。例如，“保生粥厂”大火后，为了害怕发生类似事件，竟全部关闭了天津的所有粥厂，饥民发给高粱一斗五升，统统遣散。这种因噎废食之举，立即引起了社会的强烈震动。原来借粥厂勉强度日的数万饥民，再度流落街头，“鹄面鸠形，目不忍睹”。不少人贫病交迫，冻饿而亡。又如，官府在抚恤受害者的同时，还大做佛事，“（十二月）初八日延僧众放瑜伽焰口，并盖大棚于被灾处，诵经至二十一日。复请城隍神出城赦孤，都魁老会随驾”（《申报》，1878年2月11日）。这种今天看来似乎十分可笑的举措，固然包含着浓厚的迷信成分，但仅仅这样看问题还未免有点过于简单，其实其中还有相当的政治作秀的作用。目的在于告诉大家，官府对于罹难者是关心的，虽然未能保护生命于生前，还是要虔心地超度亡灵于死后。对于一个迷信盛行的社会，这种姿态无疑对他们挽回失去的民心不无小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