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寄辞于瘁音，言徒靡而弗华。混妍蚩而成体，累良质而为瑕。象下管之偏疾，故虽应而不和。”陆机以音乐上的和之美，来比喻诗文的和之美。诗文中华美的言辞与用得不当的言辞混在一起，美丑难辨，如同过于急促的管乐，虽有呼应却不和谐。陆机同时提到了“体”与“质”。联系《文赋》中的“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碑披文以相质”，这里“体”引申指诗文的体貌风姿，“质”指表现出作者情感的诗文内容。《与兄平原书》云：“《扇赋》腹中愈首尾，发头一而不快，言‘乌云龙见’，如有不体。”陆云指出陆机《扇赋》中“乌云龙见”用得不当，与作品的整体风貌不符。“二陆”都强调诗文和谐的艺术特征，重诗文精确的语言风貌。与陆机不同的是，陆云亦重练字。《与兄平原书》云：“‘彻’与‘察’皆不与‘日’韵，思维不可得，愿赐此一字。”句工只在一字之间，练字有助于抑制文辞繁缛。如他对陆机之文的评价：
兄文章之高妙绝异，不可复称言。然犹皆欲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为病耳。若复令小省，恐其妙欲不见，可复称极，不审兄犹以为尔不……云今意视文，乃好清省，欲无以尚，意之至此，乃出自然。（陆云：《与兄平原书》。）
在陆云看来，陆机文有“高妙绝异”与“清新相接”的优点，文辞新颖华美，文情自然真挚。但陆机文也有“皆欲微多”的缺点，绮语颇多、文辞繁芜，不符合陆云重练字的“布采鲜净”的审美标准。陆云正是注意到在创作中抒发情感与“布采鲜净”并重之难，所以对被“张公叹其大才”的兄长之文存矛盾之见。刘勰对此有着准确的判断。《文心雕龙·熔裁》云：“及云之论机，亟恨其多；而称‘清新相接，不以为病’，盖崇友于耳。”“清新相接”是陆云文学观念里理想的审美境界，重在强调诗文的清丽之美。陆云虽对陆机的作品有所赞赏，但认为比之“以情动人”的作品，这类作品显然有着明显的不足。诚如其所云：“兄《园蔡诗》清工，然犹复非兄诗妙者。”
明代张溥有云：“士龙与兄书，称论文章，颇贵‘清省’，妙若文赋，尚嫌‘绮语’未尽。”（张溥著，殷孟伦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175页。）在“二陆”的文学对话中，陆机追求文辞繁富，陆云崇尚文风“清省”，两人表现了各具特色的“形文”观念。《文心雕龙·情采》云：“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刘勰以虎豹犀兕作比，精妙地概述了诗赋华采之美的重要陆机对“绮”美的理想观照应有“文徽徽以溢目”之妙、“惊采绝艳”之效。陆云虽没有着重强调“绮”美，但他偏重诗文的“清丽”之美也有这种倾向。“二陆”的“形文”观念都为南朝“辞绮句工”的文风奠定了基调。
四、“得意忘言”与“美文”观念
玄学的发展，给文学批评以哲学方法论的指导。汤用彤先生说：“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之重要问题实以‘得意忘言’为基础……而‘得意’（宇宙之本体，造化之自然）须忘言忘象，以求‘弦外之言’、‘言外之意’，故忘象而得意也。”（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209页。）王弼援引《庄子·外物》筌蹄之言，作《周易略例·明象》曰：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与象，故可寻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然则，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象者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王弼引入“象”，认为“象”与“言”一样都是世情外物，所以要“忘言”、“忘象”，确立“得意忘言”的审美哲学。由王弼的阐释解说，晋人形成了得意忘言的思辨智慧。王弼的阐释智慧影响了郭象的哲学思想。“郭象给老庄所说之‘无’以新意义，亦用‘得意忘言’。”（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185页。）“得意忘言”作为哲学方法论的准则，启发创作者不能拘泥于有限的语言，要以有限寓无限来传达诗文的言外之意。《文赋》指出了文学创作中的“得意忘言”现象，“若夫丰约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适变，曲有微情……譬犹舞者赴节以投袂，歌者应弦而遣声。是盖轮扁所不得言，故亦非华说之所能精”。陆机认为在创作时要学会适宜地处理一些情况，此中的种种微妙情景象如“舞者赴节以投袂，歌者应弦而遣声”一样难以“言”传，只有为至文者才能体会得到，真正得“言外之意”、“弦外之音”。陆机探讨了“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问题，直接受到了“得意忘言”的影响。陆云在《与兄平原书》中把“清”作为文学批评的标准之一，不仅与当时玄学熏染形成的鉴赏人物的社会风气有关，也与“得意忘言”的阐释方法相关。（姜剑云认为陆云“文贵清省”的创作思想受到了王弼倡说的玄学“言不尽意”的影响。参见姜剑云：《论陆云“文贵清省”的创作思想》，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年7月，第31卷第4期。）由对“二陆”文学对话的分析可知，陆机的“缘情绮靡”与陆云关于“清”的审美准则，都推崇情、声、色兼备的文学之作。在“得意忘言”的哲理层面，陆机的“缘情绮靡”与陆云以“清”为主的审美准则，真正的内蕴应该是通过具象的声、色描绘来完美地传达抽象的情感。“二陆”情、声、色并重的文学思想，也是他们的“美文”理想。
魏晋六朝，在士人生活的各个领域（诸如琴、棋、书、画、诗、文）流行着一种明显审美化的批评风气，反映在文学上就是批评形式的美化，即以具有审美价值的语言阐发批评者的观点。如钟嵘《诗品》云“谢诗如芙蓉出水，颜诗如错采镂金”，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云“茂先摇笔而散珠，太冲动墨而横锦”。这种批评语言追求美化的倾向，更有一股内在的驱力促使批评者对作品“美”化的追求。梁启超先生在《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中，把诗、赋、词、曲等韵文称为“美文”。陆云在与陆机的书信往来中，言及最多的是诗赋。“二陆”的一系列诗赋的审美标准，也是他们的“美文”观。
刘勰是魏晋南北朝“美文”观的集大成者，《文心雕龙·情采》云：
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若乃综述性灵，敷写器象，镂心鸟迹之中，织辞鱼网之上，其为彪炳，缛采名矣。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性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刘勰把文分为“形文”、“声文”、“情文”。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说：“诗者，艺之取资于文字者也。文字有声，诗得之为调为律；文字有义，诗得之以侔色揣称者，为象为藻，以写心宣志者，为意为情。及夫调有弦外之遗音，语有言表之余味，则神韵盎然出焉。”（钱锺书：《谈艺录》，110页，北京，三联书店，2007。）可以说，这是对刘勰理论的最佳注释。“声文”指“韵律”之文，“情文”指“缘情而发”之文，“形文”指“描摹物象”之文，如果三者调配适当，就能形成有“弦外之音”、“言外之味”的“神韵”之文。从纯文学的角度来看，“情文”主要指文学的思想情感层面，“形文”重在强调文学的语言文采层面，“声文”主要突出文学的音乐美感层面（参见陶礼天：《刘勰的经典视域与理论建构——〈文心雕龙〉之“文德”与“神理”诸范畴考释》，见殷善培、周德良主编：《叩问经典》，245页，台湾，学生书局，2005。），而“神韵”之文当指情、色声三者皆俱的“美文”了。从审美意义上来说，“情文”、“形文”、“声文”在概念内涵上相互联系，“形文”、“声文”从属于“情文”，而“情文”需借助“形文”、“声文”来彰显。刘勰在吸取前人理论的基础上系统地概述了“美文”的特征，这与西晋以“二陆”为首的诸位文人的“美文”观念一脉相承。
《文心雕龙·情采》云“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认为情性与文采并重的诗文才是美文。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比之曹丕的“诗赋欲丽”更强调了诗歌的“美文”性特征，并得到了后世文论家的响应。如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云：“《九歌》、《九辨》，绮靡以伤情。”梁萧绎《金楼子·立言》云：“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郭绍虞、王文生：《历代文论选》，34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陆机的“缘情绮靡”开启了后世对“错采镂金”之美的审美追求。《与兄平原书》中反复出现了“清工”、“清新”、“清美”、“清约”等以“清”为主的审美准则，表明陆云已自觉地将清新自然作为一种审美风趣来倡导，以区别于当时华艳雕藻的文风。在我国传统的重清新自然的审美源流中，陆云主“清”的审美理想对“芙蓉出水”之美起了先导作用。宗白华先生认为，“芙蓉出水”与“错采镂金”代表了中国美学史上两种不同的美感或美的理想。（参见宗白华：《美学散步》，34页。）
然而，西晋文人由于时代的局限，在创作上渐渐踏上了清绮靡丽之路。虽然陆机、陆云在文学对话中情、声、色并重，但具体到实际的文学创作中却不能完全“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文心雕龙·通变》。）。这是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对话后还不能会通的结果。通观《全晋文》、《全晋诗》，其中不乏陆机《述思赋》那样感情抒发自如的名篇，但与描摹刻画物色的诗文相比，这类作品的确显得单薄。与“二陆”同时代的批评家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云：“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情义为主，则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为本，则言当而辞无常矣。文之烦省，辞之险易，盖由于此。”（严可均：《全晋文》，819页。）对西晋的描摹雕琢的文风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辨体意识的局限也影响到了诗文的艺术审美，西晋的辨体意识虽然走向了自觉，但还不够成熟圆融。刘勰在《文心雕龙·总术》中云：“昔陆氏《文赋》，号为曲尽，然泛论纤悉，而实体未该。故知九变之贯匪穷，知言之选难备矣。”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既是受时代审美主潮的影响，也是文笔差异的自觉反映。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更容易被模仿。“缘情绮靡”在后世演化成偏重声色的批评观念，除了西晋文学本身的原因外，也是艺术审美渐变的结果。总之，“二陆”的文学对话与文学批评都反映了这个任情任性时代新的审美视角与审美追求。从中国古典美学的审美源流来看，“二陆”的美文观念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补充。
西晋文学的繁盛正得益于思想对话的展开与文学批评的发展。文人交流之风的盛行提供了思想对话的氛围，而思想对话在文学层面的展开更是促进了“轻绮”、“浅而绮”的文学风貌。陆机、陆云在美文层面对情文声文、形文的探讨，在反映西晋哲学思潮与文学思潮的同时，共同丰富发展了古典文学的“美文”观念，在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上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