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中军为庾公长史，下都，王丞相为之集，桓公、王长史、王蓝田、谢镇西并在。丞相自起解帐带麈尾，语殷曰：“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既共清言，遂达三更。丞相与殷共相往反，其余诸贤略无所关。既彼我相尽，丞相乃叹曰：“向来语，乃竟未知理源所归。至于辞喻不相负，正始之音，正当尔耳。”明旦，桓宣武语人曰：“昨夜听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时复造心。”
殷浩与桓温、谢尚等人也清谈。丞相王导聚集他们一起共同讨论玄理，直至三更。王导与殷浩交锋，等到双方理尽言穷、勘破道理时，方恍然大悟。王导不禁感叹重新掌握了玄理，得到正始之音的妙谛。可见真理越辩越明的道理在古人那里也已明了。桓温为此兴奋不已，赞叹王导与殷浩玄谈之美，而嘲笑同座的王述、王胡之的表现不如人意。
通过清谈，名士的才辩优劣得到彰显，如“裴成公作《崇有论》，时人攻难之，莫能折，唯王夷甫来，如小屈。时人即以王理难裴，理还复申”（《世说新语·文学》。）。裴成公作《崇有论》，时人攻难莫能折服，只有王衍能够使他折服。甚至因为某人专擅玄学中的某个命题而成了此方面的权威，他人莫能染指。殷浩为才性四本论的专家，言及此时便无人可与争锋。《世说新语·文学》中记载：“殷中军虽思虑通长，然于才性偏精。忽言及四本，便若汤池铁城，无可攻之势。”甚至连支道林都不是对手，《世说新语·文学》中记载：
支道林、殷渊源俱在相王许。相王谓二人：“可试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渊源崤、函之固，君其慎焉！”支初作，改辄远之；数四交，不觉入其玄中。相王抚肩笑曰：“此自是其胜场，安可争锋！”
这一段记载也说明殷浩简直成了才性论方面的专家。才性四本论本是正始玄学的论题，然而到了东晋经过清谈的加工，则成了一门专门的辩论艺术，内容与形式有了新的升华。此亦可见，东晋名士固然对正始之音十分敬佩，但是他们通过对话与讨论，对正始之音进行了发展，而不仅仅是承袭。《世说新语·文学》记载：
《庄子·逍遥篇》，旧是难处，诸名贤所可钻味，而不能拔理于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马寺中，将冯太常共语，因及逍遥。支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后遂用支理。
《庄子·逍遥游》是魏晋名士清谈的题目之一，也是最难的论题。正始与西晋时的向秀与郭象为之注释与演绎，成了后人经常难以超越的思想与论题。东晋时，名僧支道林与冯太常讨论庄子的逍遥论，用佛教的“空无”学说来体会庄子所说的逍遥。支道林不同意魏晋时向秀与郭象对庄子逍遥论的解说，认为逍遥论如果真是像向秀、郭象之说，以适性为美，那么夏桀与盗跖也可以称作逍遥了，因为他们以适性为乐，不顾他人。他认为，逍遥应是一种人生的自由与完善相一体的精神之境。《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支道林《逍遥论》中说：“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庄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鹏。鹏以营生之路旷，故失适于体处，以在近而笑远，有矜伐于心内。至人乘天正而高兴，游无穷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则遥然不我得；玄感不为，不疾而速，则逍然靡不适。此所以为逍遥也。”在支道林看来，斥与大鹏都是顾此失彼，追求外在功利，或以小自得，或恃大妄傲，没有得到内与外的统一，而唯有至人才能“乘天正而高兴，游无穷于放浪”，达到自由无待的精神之境。支道林援佛释庄，虽然旨趣与庄子有所不同，但在以兴为美上，还是有相通之处的，即他们都将理想人格建构在不受礼法拘束的自由人性基础之上。“兴”的缘起，从人生伦理上来说，正是以此为依据的。支道林通过与诸名贤的对话和讨论，终于超越了前人，达到了新的高度。同时，他演说《庄子》，还使名士的文辞创作得到兴发，激活了文学创作的灵感。比如《世说新语·文学》中记载：
支道林、许、谢盛德，共集王家，谢顾诸人曰：“今日可谓彦会，时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怀。”许便问主人：“有《庄子》不？”正得《渔父》一篇。谢看题，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于是四坐各言怀毕。谢问曰：“卿等尽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谢后粗难，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拟托，萧然自得，四坐莫不厌心。支谓谢曰：“君一往奔诣，故复自佳耳。”
许询、谢安、王濛诸名士在聚集清谈时，随意感发，以庄子的《渔父》为题，即兴发挥。支道林轻车熟路，作七百语，才藻华美，得到众人的称善。而谢尚不甘示弱，另作万语，才峰秀逸，洋洋洒洒，更胜一筹，使人们得到更多的感慨，而支道林也加以称道。思想对话与清谈之中，往往能够迸发出书面文章中不曾有过的思想闪光。在层层对话与诘问之中，对古老的哲学命题可以作出新的阐释与发明。《世说新语·文学》中记载：“谢安年少时，请阮光禄道《白马论》，为论以示谢。于时谢不即解阮语，重相咨尽。阮乃叹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白马非马之类是先秦时代名家的命题。阮光禄作《白马论》，而谢安加以追问，其思想智慧在一问一答中迸发出来。不仅可以见出作者之可贵，也可以看出问者之高明，乃至于作者佩服问者之善问，索解人之不可得的形而上学精神。玄学与清谈通过这种对话与反诘，使得哲学思想得以生成与发展。
在清谈对话中，因为种种原因的激发，谈者往往机锋迭出，表现出一些新的思想，颇为类似于后世的禅宗机锋。这是文字书写时往往比不了的。《世说新语·文学》中有许多这样的记载。比如：“殷中军问：‘自然无心于禀受，何以正善人少，恶人多？’诸人莫有言者。刘尹答曰：‘譬如泄水注地，正自纵横流漫，略无正方圆者。’一时绝叹，以为名通。”“人有问殷中军：‘何以将得位而梦棺器，将得财而梦矢秽？殷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将得而梦棺尸；财本是粪土，所以将得而梦秽污。’时人以为名通。”这里所说的名通，其实正是机锋创造的感悟，是正常思维下往往得不到的。对话中思想突发，感兴相接，已开禅宗顿悟之先河。而文艺批评在这种情境下，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桓征西治江陵城甚丽，会宾僚出江津望之，云：“若能目此城者，有赏。”顾长康时为客，在坐，目曰：“遥望层城，丹楼如霞。”桓即赏以二婢。（《世说新语·言语》。）
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世说新语·言语》。）
通过当时被称作画痴的顾恺之的两则逸事，可以看出，一些妙言隽语是在特定情境下被感发出来的，是感兴的产物。这也表明六朝文艺批评注重对话性与感兴的特点。再比如《世说新语·文学》中记载：
庾子嵩作《意赋》成，从子文康见，问曰：“若有意邪，非赋之所尽；若无意邪，复何所赋？”答曰：“正在有意无意之间。”
这是记载了庾敳与从子庾文康关于自己所作《意赋》的一段颇为风趣的对话。庾敳（字子嵩）是东晋人，西晋末年的永嘉年间为石勒所害。据梁代刘孝标注引《晋阳秋》曰：“（庾敳）永嘉中为石勒所害。先是，敳见王室多难，知终婴其祸，乃作《意赋》以寄怀。”庾敳作《意赋》不是文字游戏，其中蕴藏着难言之隐，弦外之音。这“有意无意之间”恰如其分地说明了审美之意是一种微妙复杂的情感意绪。庾敳写了《意赋》后，侄子庾文康就用当时言不尽意的观点来反诘他，意谓若有意则赋之所能道尽，若无意则何必为之。表面看来，可谓问倒了庾敳。但是庾敳却通过对话巧妙地回答“正在有意无意之间”。这灵机一动的回答，针对诗赋之特点，说出了其中的玄奥之处。如果没有对话则无法带出这些机锋。据《晋书·庾敳传》，庾敳本是一位名士，“雅有远韵。为陈留相，未尝以事婴心，从容酣畅，寄通而已。处众人中，居然独立。尝读《老》、《庄》，曰：‘正与人意暗同。’太尉王衍雅重之”。梁代钟嵘在《诗品序》中强调“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在钟嵘看来，真正的艺术作品，都是在意蕴深远与文采精美上达到了高度的融合。钟嵘盛赞《古诗十九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阮籍的《咏怀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蕴涵着魏晋之际诗人的忧思感慨，意在言外，故而“可以陶性灵，发幽思”。清代叶燮《原诗》上也说：“可言之事，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诗人之言之？可征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诗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无不灿然于前者也。”叶燮认为诗人之所以为诗人，就是要将那种难以言说的诗意与诗情抒写出来，而这种意象的营造，不可依赖于语言符号系统，只能靠诗人的默会意领。
§§§第三节清谈对话与文艺批评
名士们的清谈对话有一个特点，便是经常围绕着社会人生与经典来进行，其中文艺方面的题目也是对话中经常涉及的对象。《世说新语·文学》中固然不乏独语式的妙言隽语，道出名士对于文艺作品的看法，其中渗透着思想的光彩与理性的批评精神。比如：“孙兴公云：‘《三都》、《二京》，五经鼓吹。’”这段评论说得是孙绰对左思与张衡的《三都赋》与《二京赋》的批评，认为这些作品尽管名气很大，但实质上不过是五经之鼓吹，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相反他对当时的名士的创作，却大胆予以很高的评价，体现出魏晋六朝人进行文艺批评时不薄古人爱今人的历史观。《世说新语·文学》记载：
孙兴公云：“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陆文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宝。”
简文称许掾云：“玄度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
桓公见谢安石作简文谥议，看竟，掷于坐上诸客曰：“此是安石碎金。”
第一则故事说的是孙绰对西晋两大著名文士陆机与潘岳的作品的评价，说得相当到位，认为潘岳的文章处处可观，而陆机则要披沙拣金，显然潘文胜于陆文。第二则是说东晋简文帝称赞玄学家许询的五言诗妙绝时人。现在看来，许询之诗主要以玄取胜，无人能比。第三则是桓玄评论谢安为简文帝所写谥文，“碎金”则是肯定的评价。这种独语式的批评可以见出思想的智慧，妙言隽句，令人解颐，但是也易于流于武断。因而当时的清谈对话领域中的评论更为出彩。六朝通过对话，彰显出文艺的内在意蕴，在批评方式上作了很大的拓展。两汉时代的文艺批评，缺少对话，大多是通过注经与论说的方式进行的，采用独语的形态来建构。而魏晋南北朝年代开始的思想对话与日常对话，则将对话的触角深入文艺领域，从而使文艺批评有了新的交流平台，使思想智慧与美学之果结得更为丰硕。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讲究雅化的贵族当道的年代。雅人深致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文艺的修养。而中国古代自先秦以来就开启的诗书礼乐教育，则为他们提供了家学渊源。特别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些名士世家对子弟的教育往往是较为宽松的。比如谢安是东晋名士的领导人物，他在高卧东山、隐居不出时，以教育家族子弟为乐趣。其中有一项就是对子弟的诗文启悟。《世说新语·文学》记载：
谢公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称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曰：“‘谟定命，远猷辰告。’”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