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边域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的某些汉族人民生活区域，还存在着原始的婚姻习俗，从而使汉代的婚姻关系呈现出多样化的状况。
边域婚习
在汉王朝的周边，分布着匈奴、羌、西域诸族、西南夷诸族、越族、乌桓族、鲜卑族、夫余族以及高句丽等众多的少数民族。下面，把它们的婚姻状况扼叙如次。
匈奴族。匈奴婚俗的突出特征是：“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①。（①《汉书·匈奴传上》。）西汉元帝朝，宫人王嫱出嫁韩邪单于。呼韩邪死后，王嫱又改嫁其大阏氏子。此外，匈奴统治阶级中还盛行贵族之间的联姻。《后汉书·南匈奴传》记载，与单于通婚的中名族“有呼衍氏、丘林氏、须卜氏和兰氏四姓国。”
（2）羌族。羌族婚姻状况接近匈奴。《后汉书·西羌传》载：“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寡嫂”。此外，还有“饶妻妾”的情形：“羌与北狄同，其人……饶妻妾，多子姓，一人生子十或至数百人。”
氐族。氐人之俗与匈奴、羌族大同小异：“其嫁娶有似于羌”。“其妇人嫁时著衽露。”
（4）西域诸族。西域诸族婚姻习俗是妻后母和纳寡嫂，但实际情形并不限于同辈或上下两辈。孙子辈可以上娶庶祖母。西汉宣帝朝，中央政府以江都王刘建之女细君公主出嫁乌孙昆莫猎骄靡。后昆莫年老，欲让其孙岑陬军须靡娶细君公主，“公主不听，上书言状。天子报曰：‘从其国俗’”。岑陬军须靡以细君公主为妻。细君死后，汉政府又把楚王刘戊之女解忧公主嫁给岑陬。岑陬死，其表弟翁归靡复娶解忧公主。翁归靡死，军须靡之子狂王泥靡再娶解忧公主。①（①参见《汉书·西域传下·乌孙》。）此外，从考古发掘看，西域土著民族中已广泛存在着比较稳定的一夫一妻制。②（②如新疆民丰东汉墓葬发现了男女合葬墓。夫妻均是高鼻梁、深目，显系当地民族的成员（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疆考古三十年》，67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
（5）西南夷诸族。“西南夷”是汉代内地人对生活在今川南、云南、贵州一带少数民族的称谓。冉夷，其俗“贵妇人，党母族”。“啖人国”，《后汉书·西南夷传》云，交阯以西的西南夷地区有人国”，“生首子辄解而食之，谓之宜弟。味旨则以遗其君，君喜而赏父。取妻美则让其兄。”
（6）越族。苍梧地区越族。自先秦以来，苍梧越族中就盛行让妻和妻嫂的婚习。《淮南子·氾道训》云：“昔苍吾绕娶妻而美以让兄”。及至汉代，这里依然是“娶妻而美好，请与兄易”③。（③《说苑·逮本篇》。）
交阯地区越族。史载这里“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阯’”①；（①《后汉书·西南夷传》。）“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②。（②《后汉书·循吏列传·任延》。）在珠崖一带，“除州县嫁娶，皆须八月引户。人民集会之时，男女自相可适，乃为夫妻，父母不能止”；在麇冷周回，“皆兄死弟妻其嫂，世以为俗”③。（③④《三国志·吴书·薛综传》。）
日南地区越族，史载这里“男女裸体，不以为羞”④。（③④《三国志·吴书·薛综传》。）还有“野女觅夫”的习俗：“日南有野女，群行觅丈夫……裸袒无衣服。”⑤（⑤《博物志》卷二。由于这些地区原始婚姻习俗十分流行，汉代以后，在人们的传闻中，还有许多关于这里“乱俗”的逸事：“邕宣以西南，丹绪蛮皆居穷崖绝谷间，有兽名‘野婆’，黄发椎髻，跣足裸形，俨然一媪也。……其群皆雌，无匹偶，每遇男子，必负去求合。（周密：《齐东野语》卷七）。）
另一方面，在越族上层成员中，出现了阶级社会中的贵族联姻等婚习。《史记·南越王传》载，南越王的相的家庭成员，“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兄弟宗室”。西汉南越王墓也出土了“右夫人玺”、“左夫人印”、“泰夫人印”以及“□夫人印”等器物⑥，（⑥参见广州象岗汉墓发掘队：《西汉南越王墓发掘初步报告》，载《考古》，1984（《三国志·魏书·鲜卑传》。4）。）反映了南越王妻妾成群的实际状况。
乌桓族。“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其嫁娶则先略女通情，或半岁百日……随妻还家。妻家无尊卑，旦旦拜之，而不拜其父母。为妻家仆役，一二年间，妻家乃厚送其女。居处财物一皆为办。其俗，妻后母，报寡嫂，死则归其故夫。计谋从用妇人”。《三国志·魏书·乌丸传》裴松之注引《魏书》说的更为明确：“父兄死，妻后母执嫂。若无执嫂者，则己子以亲之次妻伯叔焉（。死则归其故夫。”其语言习俗与乌
（8）鲜卑族。鲜卑人婚嫁习俗与乌桓相同：“丸同。”⑦（⑦⑧《后汉书·东夷传》。）
（9）夫余族。夫余族在汉代居住在玄菟郡中，其婚姻习俗是“兄死妻嫂”⑧。（⑦⑧《后汉书·东夷传》。）
（10）高句丽族。高句丽人亦居住在玄菟郡中。《后汉书·东夷传》载其婚俗是：“其俗淫，皆洁净自憙，暮夜辄男女群居为倡乐。……其昏姻皆就妇家，生子长大，然后将还。”《三国志·魏书·东夷传》也说：“其俗作婚姻，言语已定，女家作小屋于大屋后，名‘婿屋’。婿暮至女家户外，自名跪拜，乞得就女宿，如是者再三，女父母乃听使就小屋中宿，傍顿钱帛。至生子已长大，乃将妇归家。”
（11）东沃沮族。同乌桓、鲜卑一样，东沃沮族亦是东夷族的一支。“其嫁娶之法，女年十岁，已相设许。婿家迎之，长养以为妇。至成人，更还女家。女家责钱，钱毕，乃复还婿。”①（①《三国志·魏书·东夷传》注引《魏略》。）可见，东沃沮族婚俗与高句丽有相似之处。由以上叙述可见，两汉时期边域少数民族的婚姻关系中，存在多种原始婚姻习俗。其所涉及的时间范围，上可至杂婚时代，下可及对偶婚阶段。这些婚姻习俗是：
（1）妻后母、纳寡嫂和娶弟妇妻后母是家庭形态出现前杂婚习俗的遗迹。杂婚特征是：“整个一群男子与整个一群女子互为所有，很少有嫉妒余地的婚姻形式”②。（②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30页。）当然，匈奴、乌孙、羌族、乌桓、鲜卑等少数民族中妻后母（或庶祖母）的现象，同不分辈分的原始杂婚状况已有很大不同。在这里，排除了上下直系血亲之间的婚姻关系，只是允许间接的上下辈分之间的婚姻关系。尽管上述的少数民族，大多数尚处于原始社会阶段，但无疑都已脱离原始群阶段。所以，存在于他们婚姻关系中的、与原始群阶段相适应的上下辈分的通婚行为，也应是与其社会形态不相一致的、更早阶段婚姻状况的孑遗。
娶寡嫂和弟妇的婚俗，在民族学上称“寡妇内嫁制”或“逆缘婚”。按照婚姻形态的发展顺序，“寡妇内嫁制”是群婚阶段的产物。
由于匈奴等族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尽相同，娶寡嫂、弟妇习俗，对于它们的意义也不尽相同。这里，存在两种基本情形。羌族、交阯越族、乌桓族和鲜卑族都处在原始社会阶段。除去羌族在汉代已进入氏族公社外，其他各族均处在母系氏族发展时期。③（③史载，乌桓、鲜卑族的社会状况是：不肯害母，计谋从用妇人，“有勇健能理决斗讼者，推为大人。无世业相继。邑落各有四帅，数百千落自为一部。大人有所招呼，则刻木为信，虽无文字，而部众不敢犯。”（《后汉书·乌桓传》）而南方交阯越族，则“人如禽兽，长幼无别”（《后汉书·西南夷传》），较之乌桓族与鲜卑族的发展阶段更为久远。）收寡嫂和弟妇的习俗对于这些民族来说是常态。匈奴族、乌孙族和夫余族，则已迈入了奴隶社会①，（①匈奴族和乌孙族在西汉前期就有了奴隶制国家组织机构（见《汉书·匈奴传》和《汉书·西域传》）。夫余族在地属于汉前，也已初步形成政权组织：“以六畜名官，有马加、牛加、狗加”；且有“宫室、仓库、牢狱”，出现了城市建筑；有专门“断刑狱，解囚徒”的法律条文；还出现了罪人奴婢和殉葬现象：“其俗用刑严急，被诛者皆没其家人为奴婢”，甚至“杀人殉葬，多者以百数”（《后汉书·东夷传》）。）这种风俗在它们中间的存留，便是原始社会婚姻关系的遗存了。
抢劫婚抢劫婚产生在群婚向个体婚姻形态过渡时代。在人类婚姻发展史上，抢劫婚曾普遍存在。②
②有的学者提出抢劫婚“只是一种例外的婚姻缔结形式，它决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普遍”（[苏]柯斯文著：《原始文化史纲》，142页）。我以为这是误解了恩格斯关于抢劫婚的论述，而且也不符合历史事实。恩格斯指出：“随着对偶婚的发生，便开始出现抢劫和购买妇女的现象，这是发生了一个深刻得多的变化的普遍迹象，不过只是迹象而已；但是苏格兰的学究麦克伦南，却根据这些仅仅是有关求妻方法的迹象，虚构了他所谓的‘抢劫婚姻’和‘买卖婚姻’这两种特殊的家庭。”（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43页）细读论述，不难看出，恩格斯只是批评了麦克伦南把抢劫婚当做一种特殊的家庭形态，并未否认抢劫婚在对偶婚阶段的普遍性。历史事实和民族学资料，均证明了恩格斯判断的准确性。在处于原始社会的尼泊尔马嘉族中，存在合法与非法两种抢亲形式（《马嘉族的婚俗》，载《南亚研究》，1981（3—4））。在土耳其的山区中，青年男子往往由其同伴协助，把女子抢而为己妻。法兰德斯画家卢本斯（1577—1640）的《罗西普的女儿被劫》，形象地表现出抢劫婚的画面。中国先秦的婚礼中，也可看到抢劫婚的遗迹。《易经·屯卦》：“六二，屯如，遭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上九，先张之弧，后脱之弧，匪寇婚媾。”梁启超说：“夫寇与婚媾截然二事，何至相混，得无古代婚媾所取之手段，与寇无大异也。”（《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编》）其推测是有见地的。这种在举行婚礼时，男方家中的来人手持兵器，跨马而行，赳赳昂昂的景象，正是原始社会抢劫婚的遗留。
它有两种类型。一是男方用暴力手段将女方掠走，强迫其为妻。另一种则是“形式的抢”，即男女当事人或男女双方氏族事先已联系好，用“抢”的方式来娶新娘。后者比前者更为普遍，直到现在，世界上的一些落后地区，还存在着这种“形式上”的抢婚习惯。据上引史料，乌桓等族男女婚前先私通，然
中国南方地区少数民族长期保存此俗。《太平广记》卷四八三引《南海异事》云：“妇民喜他室女者，率少年持白挺，往趋墟路值之。俟过，即共擒缚归。一二月，与其妻首（缚）罪，俗谓之‘缚妇’也。”及至近代，景颇、傣、苗、白族亦有这种风俗。景颇族称抢婚者为“迷鲁”，抢婚前举行占卜仪式，挑选男女双方村落主持抢婚的人员。经女方同意后，抢婚即可开始。云南德宏地区傣族的抢婚，先是男方结伴执刀，按约定时间抢亲。女方则假装呼救，其家居属邻佯示营救。抢亲之人向人们抛撒铜钱，然后携女逃走（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与云南民族所合编的有关调查报告）。后男子掠女而去，半岁或百日后再送财礼至女方家中。史书虽未言“掠去”是强迫抑或事先约定，但从抢亲之前男女双方即已私通来看，只能是后者。
（3）服役婚服役婚一般出现在母系社会的后期。是时婚姻形态已由群婚演变为对偶婚。男子的求婚方式是上门到妻方家中居住。但随着男子社会地位的逐渐提高，他们要求带走妻子，改变从妻居的处境。同时，女方家庭也要求男子付出一定的补偿。因而，男子便要在女方家中服一定时期的苦役，为妻家进行无偿劳动。这种婚俗在远古时代颇为普遍，在欧亚地区的希伯来人、古代希腊人、罗马人、雅利安人、条顿人、斯拉夫人中相当流行；在南美洲印第安人中更盛。①（①参见[德]缪勒利尔（F.Mülller-Lyer）著，叶启芳译：《婚姻进化史》，157~158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在服役期间，丈夫的地位是很低下的，乌桓族男子对妻家尊卑老幼之人，要“旦旦拜之”，其形迹与仆役无二。②（②参见《后汉书·乌桓传》。）男子为妻家劳动年限，各地区和各民族都不完全相同。
可见，服役婚男子服役期间除个别十余年外，多在三至六年间。与之相比，乌桓族和鲜卑族只为妻家服役一至二年是较短的。这或许与乌桓族和鲜卑族中男子地位已经上升有关。③（③据《后汉书·乌桓传》，乌桓族和鲜卑族虽然极重妇女；但是“有勇健能理斗讼”的男子，则“推为大人”。）
（4）让妻同抢劫婚相同，让妻本身不是一种单独的婚姻形态，弟让妻与兄长的婚俗，可以出现在兄弟共妻的普那路亚婚制时代，也可能出现在不稳定的对偶婚时期。汉代边域少数民族中，只有西南夷“啖人国”和苍梧地区越族人中有这种婚习。
从种种迹象判断，是时苍梧的越人业已进入原始社会后期。其婚姻主流是对偶婚，而让妻之习，也是这个阶段的一种婚姻形式。“啖人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要早于越人，大致属母系氏族繁荣阶段，因此，它的婚姻关系中展露的让妻之俗，可能反映了群婚情况。
（5）歌舞对会，就婚妻家高句丽人有此婚习。歌舞相会是青年男女缔结婚姻关系的一种方式，多出现在母系氏族繁荣阶段。我国云南永宁纳西族“阿注”婚即是通过歌舞相会后，男子就婚妻家。日本《古事记》描述八千矛神与沼河比卖缔结姻缘，也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①（①参见[日]安万侣著，邹有恒、吕元明译：《古事证》，30~3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又据《后汉书·东夷传》，当时高句丽人中既无牢狱，也无法律，“有罪，诸加评议则杀之”，这是按照原始社会的习惯法习事。而且，“其昏姻皆就妇家”，是典型的从妻居。不过，从“生子长大，然后将还（男家）”来看，高句丽人这时已向父系家族过渡了。这预示着它的婚姻关系也将发生重大变化。
（6）群行觅夫女子以主动“觅夫”为手段与男子建立婚姻关系，只见于日南地区的越族中。日南越人的生活水平很低，史载其“裸体无别”，可见这一地区人们的衣饰是非常缺乏的。在母系氏族的繁荣期，人们的衣饰已能被盖全身。这表明，日南地区越人大约处于母系氏族繁荣之前的社会阶段。因此，“群行觅夫”可能是群婚反映，也有可能是更早阶段的血缘婚姻家庭的征象。
此外，还有某些少数民族的婚姻状况史无明载，但寻循已有线索，我们仍能作出有根据的推测。如史载冉夷中“贵妇人，党母族”，显然，这是母系氏族社会的特征。因此，冉夷的基本婚姻形态必定是与这个阶段相适应的群婚或对偶婚。
归纳起来，汉代边域少数民族地区的婚姻关系，比内地要原始和古老。在十几个少数民族当中，北方地区保留的原始婚俗又少于南方地区。它们中有的在进入阶级社会，出现一夫一妻婚制后，仍然保留着浓郁的原始社会时期的婚姻结构，如匈奴族、乌孙族；有的则是存在着与其本身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原始婚俗：如羌、乌桓、鲜卑、高句丽以及日南和交阯地区的越族等。
中原古风
从总体上把握，内地人民的婚姻关系已达到稳定的一夫一妻制阶段，其发展水平，远较边域地区诸少数民族为高。但同时也保存着某些原始社会的婚姻习俗，从而使婚姻习俗呈现出多彩缤纷的格局。
内地遗存的原始婚俗，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其一，在内地某些地区，还存在着原始社会共妻制的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