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旧家
1869年1月12日，一个新的生命在浙江余杭东乡离城约十里的仓前镇诞生了。
这就是后来闻名中外的章太炎。
太炎是其别号，初名学乘，后改名炳麟，字梅叔、枚叔，其他别名、别号甚多。余杭，是一座古老的小城。重重峰峦，从浙江西北部的天目山迤逦东来，环伺和拱卫着余杭。这些峰峦，有的层峦叠嶂，有的绝壁千仞，有的为葱茏秀密的翠竹青松所掩映，有的为萦回百转的溪流所环绕，景色十分秀丽。然而，当章太炎在襁褓中睁开他的双眼时，城外的这些山水，却不复是一片锦绣，相反，竟是荒凉凋敝，满目疮痍。
这时，震撼中国大地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刚被血腥镇压下去。连年战乱，湘、淮军阀们骇人听闻的屠杀政策，使号称“富甲天下”的杭、嘉、湖地区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洗劫。就拿余杭来说，这个富庶的地方，据当时报纸报道：“人民离散，田野荒芜，克服之际，地方几无人焉。经多方招徕，而后城中稍有铺户。然四郊荒漠，田不能耕，即有孑遗，难复旧业。”仓前镇地临苕溪，舟运畅达，是漕米集中的地方，素称繁华，可是当时车破舟疏，人民流离失所，镇街百孔千疮，与往昔不可同日而语。
那些用太平军和许多平民百姓的鲜血染红了自己顶子的达官贵人，陶醉在“同治中兴”的歌宴之中。但是，陡然暴发起来的新贵毕竟寥寥可数，剧烈的社会大动荡给更多的世家旧族带来的结局，却是急剧瓦解、没落和衰败。章太炎的家庭便经历了这么一番由盛而衰的变动。
章太炎的家，先前确实很阔气过一阵。那是在他曾祖父手上。他的曾祖父叫章均，字安溥，号治斋，生于1769年，死于1832年。章均经历了乾隆、嘉庆、道光这一段大清王朝由极盛而中衰的转折时期。他呕心沥血，惨淡经营数十年，房产、田地、牲畜，累计起来，“赀产至百万”。为了表示自己乐善好施，1828年章均捐出三万缗巨款，在余杭东门桥北首白塔寺前建了一座苕南书院，“创建讲堂、考棚、官厅、卧室，以余资存典生息，作为按月朔望考试生童膏火，并置院前田六亩作院役工食”据《章氏家谱》记载，章均还捐田千亩，建立章氏义庄，“凡族中孤寡废疾老弱者，月赡粟米，贫者婚丧给费。开义塾以课合族子弟入学，补廪中式，皆给资”。这是章家最富足也是最神气的时候。
好景不长。到章太炎的祖父章鉴掌家的时候，章家已经走下坡路。章鉴，字晓湖，生于1802年，死于1863年，弟兄六人，数他最小。章鉴因妻子生病为庸医误诊丧命，发愤攻读医书，“自周、秦及唐、宋、明、清诸方悉谙诵上口。以家富，不受人饷糈，时时为贫者治疗。处方不过五六味，诸难病率旬日起，1860年，太平军占领余杭，他率领全家逃亡，“不得已，行医为活”。后来，他一度被指定担任太平天国的乡官。一次，给太平军的一位将领治好了病，他乘机“浼言辞职”，获准后，便在乡间专门为人治病，“拯贫而病者”，“凡医资足一日用，辄分润邻族”。
章太炎的父亲叫章濬，字轮香，一作楞香，生于1825年。当太平军进驻仓前镇时，他匆匆忙忙夹着一本家谱出门逃难。1863年，左宗棠率清军反攻入浙，他专程赶到余杭县东南十八里的闲林镇，“献地图，并陈善后策，颇见用”在结束了流亡生活返回家园时，他的家已经破落了：“家无余财，独田一顷在耳。”1867年，原翰林院编修谭锺麟接任杭州府知府，章濬被荐入幕。章太炎出生后不久，谭锺麟擢授河南按察使，章濬不愿长久离乡远出，谢绝了谭锺麟的邀请，辞职返归故里。在余杭，他担任县学训导，成为余杭缙绅中的一个头面人物。
这时，余杭县的知县为刘锡彤，章濬与他经常往还，过从甚密。正因为如此，当刘锡彤挟嫌报复，一手制造了轰动朝野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时，他也被深深地卷了进去。
杨乃武系余杭县的一名举人，因出面反对粮吏在百姓完粮时浮收舞弊，得罪了为官贪暴的刘锡彤。“小白菜”本名毕秀姑，是余杭一个豆腐作坊的伙计葛品连的妻子，夫妇两人曾一度租过杨家一间屋子居住，与杨家相识，一些好事的市井无赖乘机散布流言，说“羊(杨)吃白菜”。为了避免嫌疑，葛氏夫妇即搬出另居。1873年秋，葛品连突然染上急症，不到三天即亡故。时正值十月小阳春，连日气温较高，葛品连又体胖多脂，停尸一昼夜后口鼻内有淡血水流出，葛母等人怀疑，以为死因不明，赴衙喊告。刘锡彤接状后，即前来验尸，未仔细查验辨认，即断定葛品连系中毒身死，于是将毕秀姑收监，逼问她曾与何人通奸，毒药从何而来。刘锡彤的儿子刘子翰让其亲信入狱诱迫毕秀姑诬栽杨乃武，以免凌迟处死。在严刑胁逼之下，毕秀姑熬刑不住，按刘子翰所教的招供。刘锡彤立即将杨乃武收监刑讯，硬说他与毕秀姑通奸，用毒药害死葛品连。杭州府复审此案时，偏信刘锡彤一面之词，用跪钉板、跪火砖、上夹棍等办法逼使杨乃武服诬，并判处杨“斩立决”，毕“凌迟处死”。章濬因与杨乃武旧有嫌隙，这时非但没有为杨乃武辩白申冤，反而站在刘锡彤一边。在杭州府复审时，杨乃武乱供，说毒死葛品连的毒药系从仓前镇一家药铺店主钱宝生那里买来，刘锡彤受命传讯钱宝生。钱宝生的药铺很小，铺中根本没有备置毒药砒霜，更没有卖给过杨乃武。事实本不难查清，章濬见刘锡彤为难，便出面写信给钱宝生，要他大胆承认，说如不承认，有杨乃武亲口供词为凭，反而要加重治罪；若承认了，则可不受拖累。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立即哄传浙江全省。杨乃武家属为营救杨氏，分别向浙江省臬司、藩司、抚台衙门投状告冤。但是，浙江按察使署与巡抚衙门并未细审，即草草维持原判。杨乃武的姐姐带着他的妻子两次上北京，分别向都察院、步军统领、刑部等衙门投递冤状，并遍叩浙江在京的三十多名官员，请求主持公道。朝野舆论因之哗然，侍郎翁同龢力主平反，事情一直闹到慈禧太后那里。慈禧太后下令浙江巡抚杨昌濬会同有关衙门亲自审讯，后又专派钦差会审，最后将全部人犯提到北京，由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会审，真相得以辩白。1877年2月，由清廷发布谕旨，为杨乃武、“小白菜”平反，并处理此前承办此案的人员。刘锡彤被发往黑龙江充军，不准收赎；杨昌濬等即行革职。章濬因曾写信给钱宝生叫他承认卖砒霜，这时也受到处分，被革去训导一职。
这番遭际，对章濬本人，对章氏一家，都影响很大。章濬被革职后，便闲居在家。他有时给人看点病，有时为修复余杭东乡水利而开点荒，修些塘。为了规复章氏义庄，他千方百计收回了田地七百多亩，岁收租米，按照旧例供给族学等各项费用。这时，章家固然仍可以维持颇为安适的温饱生活，然而与往昔终究不可同日而语了。经济地位的下降，仕途中的坎坷，使章濬胸中也渐惭郁结了不平与怨愤。
章濬有《长夏偶成》诗一首，其中写道：
我有一间屋，不共热客逐，
松棚生阴凉，柴门少剥啄。
清风徐徐来，枕书还倦读，
把卷自科头，微吟便坦腹。
课儿居其中，犹之牛舐犊，
所忘在岩阿，余情乐轴。
不种曼倩桃，不植陶潜菊，
屋后四围桑，门前千亩竹。
汲鲜奉高堂，横经启家塾，
能却户外喧，时散炉中馥。
高卧侣羲皇，静坐休贪沐，
夜凉明月生，飞过几蝙蝠。
这里，章濬貌似闲适，实际上是一肚子牢骚。诗中画出的一幅耕读图，也正是章太炎从牙牙学语、蹒跚学步到开始识字、读书那段时期，章濬生活环境具体地写照。
汉学的启蒙教育
少年时代的章太炎一开始接受的启蒙教育就是汉学。汉学，又称朴学，中国封建社会学术中的一派。它所从事的，主要是对周、秦、两汉各种儒家经典、诸子著作、史学文学作品和其他古文献，进行深入细致的整理、诠释和考订。明清之际，顾炎武等著名学者，不满思想界、学术界居统治地位的理学家“束书不观，游谈无根”，力主治学应当“实事求是”、“无征不信”，要求学者们从宋明理学缘词生训、穿凿附会、空谈性理的学风中解脱出来，以训诂考据为立学之基。汉学最初是作为宋明理学的对立物而勃起的，并被统治者目为异端。清康熙、雍正以后，文字狱的恐怖，思想控制的严峻现实，使人们越来越不敢议论时政。希望有所作为而又厌恶道学说教的大批学者，便把他们的精力转到训诂考据上来。而清廷这时也逐渐发现，汉学的勃兴，可以使人们舍今而求古，舍本而逐末，埋首书斋，远离社会现实，因此转而大力提倡，鼓励学者们穷年累月到尘封垢积的故纸堆里去爬梳。乾隆、嘉庆年间，“人人许(慎)、郑(玄)，户户贾(逵)、马(融)”，学者们以汉代这几位考据大家为楷模，使汉学盛极一时。在此期间，学术界在逸书缺文的辑集、伪书异文的辩证、文字音韵的训诂、天文历算的考订、地理沿革的探求、名物典章制度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由于汉学逐步蜕变为名显于宫廷、身跻于豪门的阶石，成了封建统治阶级统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考据而考据的现象便愈来愈泛滥。在清王朝钳制思想的政策日益强化的情况下，学者们治学也越来越趋于烦琐，越来越脱离实际。鸦片战争前后，社会危机日渐严重，一批最先警觉的知识分子开始痛感治学不能不讲究经世致用。连年战争，社会动乱，也使人们逐渐丧失了长期在经书古籍中爬梳排比的安谧环境。汉学终于一天天没落。
在“同治中兴”的日子里，大清王朝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支持下，恢复了对全国的统治。在思想文化领域中，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中兴名将”们，把极力维护封建纲常名教的宋学，看做支撑“中兴”大局的主要精神支柱。道学家的说教一时又甚嚣尘上。这种说教和大力提倡“洋务”的“经世致用”结合在一起，统治了中国思想界几乎三十年。这时，一些“不共热客逐”的学者，于是又重操旧业，默默董理已经冷落的汉学。
就是在这种氛围中，章太炎接受了汉学的启蒙教育，并在成长过程中对汉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章太炎的家，算得上书香世家。曾祖父章均是县学增广生，做过海盐训导；祖父章鉴是县学附贡生，曾被选贡为国子监生；父亲章濬则是县学廪生，也做过训导。在汉学方面，他们都有一定的素养。章鉴年轻时，曾拜在苕南书院主讲的著名历算学家项名达为师，学习三角与几何。“自受学项先生，识诸耆旧，知百家学术。有奇羡辄以购书，蓄宋、元、明旧刊本至五千卷。”这些珍本后来都毁于兵燹，但留下的藏书目录，仍可使章太炎想见当年盛况。章濬与汉学渊源更深。他曾在当时培养青年汉学家的高等学府杭州诂经精舍担任监院多年，职掌精舍监察。在诂经精舍中，这一职务地位仅次于山长或院长，它们均由浙江巡抚委任。现存《诂经精舍课艺文》三集己巳年（1869年）上下二卷和《诂经精舍课艺文》四集十六卷，分别刊刻于1869年和1879年，校刊者就是章濬和相当有名的汉学家孟沅、高学治等人。晚年，在家中闲居时，章濬也未忘汉学，经常“检点《山经》读异书，闲披《尔雅》释虫鱼”。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章太炎理所当然地自幼就受到了汉学流风的熏染。而第一个严格按照汉学的治学方法对他进行汉学启蒙教育的，却要算他的外祖父朱有虔。
朱有虔，一名有泉，字秉如，一字左卿，浙江海盐人。朱有虔的祖父朱兰馨是乾隆辛丑年（1781年）进士，官至吏部稽勋司员外郎，著有《松乔诗钞》；父亲朱锦琮，先在国史馆为誊录，后来历任安徽、江西、山东等地知县、知府，潜心汉学，著有《治经堂诗文集》四十卷、《信疑随笔》十二卷和《治经堂外集》等。朱有虔的四个哥哥，也都做过官，大哥有源是教谕，二哥有常是广东盐大使，三哥辰煦是永嘉训导，四哥有穀是候选知州。朱有虔本人也是庠生，撰有《双桂轩集》二十卷和《读书随笔》若干卷。《双桂轩集》，或名《双桂轩诗文录》，又名《秋芳馆漫录》，手稿至今尚存。就家世、门第与汉学修养而言，朱家都胜过章家。
清代汉学家的基本信条，是说经必须先考字义，再通文理，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求义理。18世纪汉学大师戴震抨击宋学时说过：“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贤圣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情原委隐曲实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戴东原集》卷九，《与某书》。因此，汉学家一反宋学家所作所为，把精通文字音韵看做治学通经的首要条件。1876年，六十多岁的朱有虔来到余杭，就按汉学家的这一信条，对自己的小外孙进行启蒙教育。
章太炎后来回忆说：“外王父海盐朱左卿先生讳有虔来课读经。时虽童稚，而授音必审，粗为讲解。课读四年，稍知经训。”《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光绪二年。所谓“授音必审”，就是使章太炎自幼便在文字音韵方面接受严格的训练。章太炎后来在文字音韵学方面卓然成家，便是这时打下的基础。
章太炎十二岁的时候，外祖父回海盐去了，改由父亲亲自课读，而由大哥章炳森兼作辅导。
章濬起初曾希望章太炎进学中举，指定他读《四书》，学律诗，作八股文。这些东西，与外祖父所教授的大相径庭，引不起他的兴趣。他说：“年十四五，循俗为场屋之文，非所好也。喜为高论，谓《史》、《汉》易及。揣摩入八比，终不似。”1883年，他奉父命参加县试，癫痫症突然发作，没有考成。此后，章濬便不再强求他耗费精力去作八股制义，章太炎因此得以专心致志于学业。
章炳森又名章篯，比章太炎年长十六岁。章太炎出生时，他已是县学生员；章太炎由父亲亲自课读时，他已是县学训导；1888年，他又中试浙江乡试。对于这位求知欲极为旺盛的炳麟小弟，他十分热心地加以点拨引导。章太炎回忆说：“时闻说经门径于伯兄篯，乃求顾氏《音学五书》、王氏《经义述闻》、郝氏《尔雅义疏》读之，即有悟。自是一意治经，文必法古。”可以说，章炳森是对章太炎进行汉学启蒙教育的又一位严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