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国粹激动种姓”
《訄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作者努力本着求真、求实的批判精神，对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系统地进行发掘和清理，企图在这一基础上，推进民族文化的近代化，即创建适应新的时代要求的近代型的民族文化，适应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发展需要的新型民族文化。
自苏报案发生后，他就开始将这个民族文化简要地概括为两个字：“国粹”。并将为这一新型民族文化奠定基础，看做自己责无旁贷的义务。他甚至认为，他在倡导革命、创建民族国家方面所能做出的贡献，别人也可以做出，而他在创建新型民族文化方面所能做出的贡献，则几乎无人可以替代或相比肩。因此，他在著名的短文《癸卯狱中自记》中非常自负地写道：
上天以国粹付余。自炳麟之初生，迄于今兹，三十有六，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惟余亦不任宅其位。聚素王素臣之迹是践，岂直抱残守阙而已？又将官其财物，恢明而光大之。怀未得遂，累于仇国。惟金火相革欤，则犹有继述者；至于支那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斩其统绪。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
出狱东渡以后，在1907年7月15日东京留学生召开的盛大欢迎会上，章太炎发表了长篇演说，演说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在演说中，他对什么是国粹，为什么要提倡国粹，做了一段通俗的解释与说明。他说：
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学，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灭。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
这里，他明确地指出了提倡国粹，就是要求人们尊重自己民族的历史，熟悉自己的国情，了解中国自身的长处，而绝不要人们信奉那断不可用的孔教，也绝不要人们去忠君、尊孔、宗经、明纲，死死抱住那些已经成为历史的糟粕的东西不放。而之所以要人们这样做，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人们抛掉民族虚无主义，去掉民族自卑感，增强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坚信中华民族完全能够自立于世界文明民族之林。
主持《民报》编辑工作以后，章太炎除去通过《民报》宣传自己的主张外，还同其他一些革命党人联合于1906年7月创设了“国学讲习会”。从以“国学讲习会发起人”的名义发表的《国学讲习会序》中，可以看出这一小团体宗旨之所在。
为什么要“讲习国学”？序文说：“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序文又说：“夫一国之所以存立者，必其国有独优之治法，施之于其国为最宜；有独至之文辞，为其国秀美之士所爱赏。立国之要素既如此，故凡有志于其一国者，不可不通其治法，不习其文辞。苟不尔，则不能立于最高等之位置，而有以转移其国化。此定理也。”这里，将文化看做国家之所以成立的源泉，明显地是一种颠倒了的世界观。然而，民族语言、民族文化、民族共同心理状态，以及民族传统，在近代民族国家兴衰存亡中的重要作用，却就在这一立论形式中被尖锐地提了出来。而这一问题，却正是冯自由、胡汉民、汪精卫等人阐述“三民主义”特别是“民族主义”含义时所忽略了的。
讲习“国学”，绝不同于封建顽固派或洋务派官僚们的宗经尊孔。国学讲习会“其科目分预科、本科。预科讲文法、作文、历史，本科讲文史学、制度学、宋明理学、内典学”。章太炎亲自“临席宣讲”。今存日本秀光社1906年9月出版的《国学讲习会略说》一册，收录了他的三篇讲词：《论语言文字之学》、《论文学》、《论诸子学》，其中都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做了淋漓尽致的嘲讽和批判。《国学讲习会序》说：“夫国学之所以不振，既非有纯一相对之障碍物，而所障碍之者，或即出于同一之本原。拘墟者辄用以自戕本可资为消长，而剽妄者乃浅尝以忘其本。以此诸种复杂之原因，则谋所以整齐收拾之道，非有人焉，精通国学，能合各种之关键而钩联之，直抉其受蔽之隐害，层层剔抉，而易之以昌明博大之学说，使之有所据，而进之以绵密精微之理想，使之有所用，无冀幸焉！呜呼！此岂非吾人之日夕梦想者乎？”讲习国学，就是要通过“层层剔抉”，而“易之以昌明博大之学说”，“进之以绵密精微之理想”，这正可看做章太炎与其他国学讲习会发起人给他们自己提出的主要使命。
讲习国学，与研求新学，并非互不相容。《国学讲习会序》明确指出“真新学者，未有不能与国学相挈合者也”，同时，“今之言国学者，不可不兼求新识”。这篇序文反对“以科举之道”从事“新学”，反对把研求新学视为“利禄之途”、“利禄之阶梯”，尤其反对“略识西字”，便“奴于西人，鄙夷国学为无可道者”，反复强调了研求新学时，必须摆脱几千年来治学“仅为世主之所利用”的“劣根性”，明了真正的学问正在“科举之外”，也只有不再成为“利禄”的敲门砖，才能真正发挥这些学问的作用。研求新学与讲习国学相结合，绝不能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一套。序文非常明确地指出：“……主张体用、主辅说者，而彼或未能深抉中西学术之藩，其所言适足供世人非驴非马之观，而毫无足以餍两方之意。”根据国学讲习会发起人的自述，他们所主张与倡导的，是真正掌握新学的精髓，用来清理中国传统的文化遗产，经过认真的剔抉扬弃，创造出“有所据”亦“有所用”的新型民族文化来。
《国学讲习会序》是很具有代表性的一份文献。事实证明，20世纪初的中国，一批热心倡导“国粹”、“国学”的革命党人，思想大都非常激进，而且原先几乎都曾热心地宣传和介绍过西学或新学。比如，1905年2月在上海创办《国粹学报》月刊的刘师培、邓实等人，以及这一刊物的主要撰稿者，便是这样的代表人物。邓实先于1902年2月创刊了《政艺通报》，这一刊物一直延续到1908年，列有政学、政史、艺学等专栏，“撰论译论，专发明东西政治大家、科学大家最新绝精学理，以激扬爱国精神，兴起国家政治思想”。以“政学”而言，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以至无政府主义学说的介绍与鼓吹，便是这一刊物的一大特色。邓实本人撰写的《论社会主义》发表于1903年2月癸卯第二号，是中国最早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论著之一。继邓实任《政艺通报》主编的、国粹主义的又一积极鼓吹者马叙伦，1903年8月至9月，在这一刊物癸卯第十四至十六号连载的长文《二十世纪之新主义》，则是中国最早讴歌和宣传无政府主义的论著。至于刘师培，作为社会主义讲习会的主要发起者、无政府主义的热心鼓吹者，更是人所皆知。国粹主义，在他们那里，与其说是西学或新学的对立物，不如说是企图将西学或新学中国化的最初尝试与努力。1902年12月30日出版的《政艺通报》壬寅第二十二号发表的黄纯熙《国粹保存主义》，在解释“国粹”这两个字的含义时，就已明确指出，并非本国所固有的东西都属“国粹”，“夫执一名一论、一事一物、一法一令，而界别之，曰‘我之国粹’，曰‘我之国粹’，非国粹也”。那么，什么东西才真正属于“国粹”的范围呢？“发现于国体，输入于国界，蕴藏于国民之原质，具一种独立之思想者，国粹也；有优美而无粗粗，有壮旺而无稚弱，有开通而无锢蔽，为人群进化之脑髓者，国粹也。天演家之择种留良，国粹保存之主义也。……是故本我国之所有而适宜焉者，国粹也；取外国之宜于我国，而吾足以行焉者，亦国粹也。”黄纯熙即黄节，1905年2月他在《国粹学报》第一期上发表的《〈国粹学报〉叙》，又重申了这一观点。国粹主义，在他们眼中，是指优美、壮旺、开通、进化而“宜于我国”的那部分文化遗产，形式是民族化的，内容则是近代化的。这显然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顽固派、洋务派官僚政客、没落文人所鼓吹的“保存国粹”恰好针锋相对。
国学讲习会开办不久，章太炎又在这一基础上，创办了“国学振起社”，担任社长，并亲自编辑、发行《国学振起社讲义》。刊登在《民报》上的《国学振起社广告》说：“本社为振起国学、发扬国光而设。间月发行讲义，全年六册。其内容共分六种：一、诸子学，二、文史学，三、制度学，四、内典学，五、宋明理学，六、中国历史。”今存日本秀光社1906年12月出版的讲义第一册，收录有章太炎的讲义两篇《诸子系统说》、《管子余义》，汪震的讲义一篇《中国最近世史讲义》。
1906—1908年间，章太炎一边主编《民报》，撰写了大批战斗的政论，一边利用全部空余时间，寒寒孜孜，含辛茹苦地从事文字、音韵、伦理、逻辑、文学、史学等等方面的研究，在他所涉足的许多领域里，做出了既具有总结性又有开拓性的贡献，以他一部部、一篇篇精审的著述，在这些领域里树建了一块块丰碑。
章太炎的讲学活动，原先并不经常，也没有固定处所。1908年4月开始，他应一批留学生的要求，系统讲授《说文解字》及段玉裁注，地点先是在社会主义讲习会经常借用开会的地方牛赤城元町清风亭，旋即改在日本帝国教育会，从4月11日起，固定在神田地区的大成中学讲堂，每周二次。前往听讲的人非常踊跃。光复会的重要活动家龚宝铨，后来成为著名史学家的朱希祖，成为著名文字学家的钱玄同，这时正在早稻田大学学习的同盟会会员、1936年投玄武湖自杀以抗议国民党反动卖国政策而知名于世的杜羲等等，便都是大成中学讲堂上学习非常认真的一批听众。根据今存《朱希祖日记》及《钱玄同日记》所记，从4月4日至7月25日，章太炎讲授《说文解字》共二十五次，8月1日讲了一次音韵，8月5日至20日讲了六次《庄子》，8月26日至9月5日讲了四次《楚辞》，9月9日至10月28日讲了六次《尔雅疏证义疏》，10月31日开始讲授《广雅疏证》。
其时，周树人(鲁迅)、许寿裳等人对章太炎革命、学识都十分景仰，急切希望能到大成中学听讲，可是，讲学的时间与他们的课程正好冲突，便由周树人倡议，托请龚宝铨向章太炎说明，请他在星期日为他们另开一班。章太炎慨然应允。从1908年7月11日起，章太炎便在《民报》社他的住所内，每星期花一至两个上午的时间，给诚意前来受业的周树人、周作人、许寿裳、钱家治以及由大成中学跑来再听讲授的龚宝铨、钱玄同、朱希祖、朱宗莱八人讲课。“一间八席的房子，当中放了一张矮桌子，先生坐在上面，学生围着三面听。用的书是《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的讲下去。……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学生却极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样。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着一点泥须，笑嘻嘻的讲书，庄谐杂出。”每次讲课，“八时至正午，历四小时毫无休息”。
章太炎从他的为人、思想、学业等方面，深刻地影响了他的这些学生，许多学生在他的熏陶教诲下，后来卓有成就。他自述：“弟子成就者，蕲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朱希祖逖先。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韵文辞。逖先博览，能知条理。其他修士甚众，不备书也。”这里所述的钱夏，即钱玄同。他的其他一些学生，如汪东、马裕藻、沈兼士等，也都学有专门，卓然成家。
后来成长为新文化运动伟大旗手的鲁迅，这时便从多方面接受了章太炎的影响。鲁迅很早就已对章太炎非常景仰，他在著名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写道：“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他之所以专门赶到《民报》社听讲，也“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他从章太炎那里接受的主要影响，也正是章太炎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思想。发表于1908年8月出版的《河南》第七期上的《文化偏至论》，发表于1908年12月出版的《河南》第八期上的《破恶声论》，是鲁迅早期的两篇力作，也是鲁迅当时在思想上紧紧追踪章太炎的最有力的证明。
《文化偏至论》的中心是所谓“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为什么要“掊物质”、“排众数”呢？出于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严重失望。这篇文章承认：“至十九世纪，而物质文明之盛，直傲睨前此二千余年之业绩。……久食其赐，信乃弥坚，渐而奉为圭臬，视若一切存在之本根，且将以之范围精神界所有事，现实生活，胶不可移，惟此是尊，惟此是尚。”作者认为，这固然是好事，但又有严重的弊病，这就是：“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其黯淡。”怎样才能根治这一弊病呢？文章提出两大原则：“曰非物质，曰重个人。”而其核心，则是“渐悟人类之尊严”、“顿识个性之价值”，“或崇奉主观，或张皇意力”。“崇奉主观”，“一谓惟以主观为准则，用律诸物；一谓视主观之心灵界，当较客观之物质界为尤尊”，这就是敢于“抗俗”，敢于“于客观之习惯，无所盲从，或不置重，而以自有之主观世界为至高之标准”。“张皇意力”，就是“知精神现象实人类生活之极颠”，“张大个人之人格”为“人生之第一义”，表现于行动，就是“刚毅不挠，虽遇外物而弗为移”，“排斥万难，虽勉上征”，“所当希求，能于情意一端，处现实之世，而有勇猛奋斗之才，虽屡踣屡僵，终得现其理想”。作者展望20世纪之文明时，断言必与19世纪之文明异趣，它的主要特点就是“内部之生活”将“愈深且强”，“精神生活之光耀”将“愈兴起而发扬”，“主观与自觉之生活”将“由是而益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