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李伯时兄弟（李伯时：李公麟，字伯时，舒城人，北宋画家、书法家。舒城与桐城古代也同为庐江郡。），以诗词翰墨，名播千载。及明三百年，科第、仕宦、名臣、循吏（循吏：旧时指遵理、守法的官吏。）、忠节、儒林，彪炳史志者，创敬义书院，不可胜书。潜山与桐城为邻县，古代同属庐江郡，所以作者以曹松为桐城文学始祖。然是时风气初开，人心醇古朴茂，士之以文名者，大都尚经济，矜气节（矜(jīn)：注重，重视。），穷理博物，而于文则未尽雅驯（雅驯：讲究文采修辞。），以复于古。郁之久，积之厚，斯发之畅。逮于我朝，人文遂为海内宗，理势然也。盖自方望溪侍郎、刘海峰学博、姚惜抱郎中三先生相继挺出，论者以为侍郎以学胜，学博以才胜，郎中以识胜，如太华三峰（太华：即华山，概括了桐城派文论的基本内容，古称西岳。），矗立云表。虽造就面目各自不同，而皆足继唐宋八家文章之正轨，与明归熙甫相仲伯。乌呼！盛哉！然余又尝总观桐城先辈文，三先生外，其前后及同时者，无虑五六十家。虽不足尽登作者之堂，而其各有所得，堪以名家者复数人。其余或长经术，或优政事，或论学论文，记忠记孝，亦足以广见闻，备掌故（掌故：前人事迹传说。）。
今夫言天文者，以日月为明，而恒星之熹微，保存了桐城乡土文献。
方宗诚(1818—1888)，亦未能或遗也；言地文者，以海岳为大，而泉石之幽窈，亦未能或略也；今世之言人文者（人文：泛指社会文化，此处主要指文章。），以唐宋八家、明归熙甫为斗极矣（斗极：北斗星与北极星，有时专指北斗星。），而李翱、皇甫湜、孙樵，晁无咎、唐顺之、茅坤之撰著（李翱：字习之，唐朝散文家，曾从韩愈学古文。皇甫湜(shí)：字持正，唐散文家，也曾向韩愈学古文。桐城派后期作家写了不少爱国忧民的文章与“经时济世”的创作思想有重要关系。孙樵：字可之，唐末散文家。晁无咎：晁补之，字无咎，北宋散文家，受苏轼赏识，强调了桐城派的文统之所在。本文论选文标准，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唐顺之：字应德，人称荆川先生，明散文家，与归有光同为“唐宋派”作家。茅坤：字顺甫，号鹿门，明“唐宋派”散文家。），亦未尝不流布于后世也。然而，文胜则质表，巨帙重编，而于事理无关切要，徒乱学者之耳目，纷后人之心志，则又不可不精别慎择，以定其指归。
曩者，康熙间何存斋、李介须辑《龙眠古文》数十卷（《龙眠古文》：桐城文人文集名，桐城县有龙眠山，为方东树从弟。诸生(秀才)。曾任枣强(今河北枣强县)县令，故有此称。），大抵多明人之文也。咸丰壬子春（咸丰壬子：咸丰二年(1852)。），余与友人戴存庄论吾桐之文，以我朝为盛。然物胜则必反其本，然后可以久而不敝。天地之气运，流行不能自已，畜久则必盛，盛久则必靡，亦理之势然也。去其靡以救其弊，岂非乡后进者之责与？因相与取诸先辈文，精选得数卷，大约以有关于义理、经济、事实、考证者为主，而皆必归于雅驯。本文对太平军充满了仇视，则是其固有立场使然。其空文无理论，或虽有事理而文鄙倍者（鄙倍：浅陋悖理。），不录。按时代以分卷次，其大家或数卷至十余卷，其足名一家者，安徽桐城人，或数卷至一卷，而杂家则数人一卷以附之。自城陷后（城陷：指太平天国农民军1853年2月攻克桐城。），藏书之家，多被焚掠，心所知者，尚有数人，无可访问。存庄又被贼祸，客处怀远。自伤孤陋，无同力者，深恐此书中废，使数百年文献无征，则亦古之网罗放失保残守缺者之罪人也。避地鲁谼（鲁谼(hóng)：在桐城县境。方宗诚先人有享堂在此。），友人方宗屏为访得数人文补入之；今年授经东乡（东乡：在桐城县境内。），萧生敬孚又为访得数家集，皆为补选，于是遗逸者盖鲜矣。
夫学问之道，官至安徽学政。曾从学于方东树，非可囿于一乡也。然而流风余韵；足以兴起后人，则惟乡先生之言行为最易入。而况当兵火之后，文字残缺，学术荒陋，使听其日就澌灭（澌(sī)灭：毁灭净尽。），而不集其成，删其谬，俾后之人有所观感而则效焉，其罪顾不重与？昔者，孔子编《诗》而附《鲁颂》（“孔子”句：相传《诗经》为孔子编成，“鲁颂”是《诗经》中“颂”的一部分，共四篇，内容都是歌颂鲁僖公的。孔子是鲁国人，因而特地把它编入《诗经》中。经时济世的思想，方、刘、姚的文论中已经涉及，但加以强调则是从曾国藩开始，后期桐城派作家都较重视，这是因为鸦片战争后，字存之，中国社会的矛盾十分尖锐复杂，要求作家为现实服务。），删《书》而附《费誓》（《费誓》：《尚书》中关于鲁国的一篇历史文献。是周初周公旦长子伯禽封于鲁地，为进攻淮夷、徐戎的一篇出师誓词。），因《鲁史》以作《春秋》（“因《鲁史》”句：相传孔子作《春秋》是以鲁史官编的《鲁史》为基础写成的。《春秋》是一部周朝史书，桐城文录序《桐城文录》：戴钧衡与方宗诚合编的一部桐城县文选，用鲁国史编年。），其胘胘于宗国文献如此（胘胘：同“拳拳”，用意恳切。宗国：原指同性诸侯国，此处指孔子本国。），是亦学者所当法也。今纂初成，将有山左之行（山左：旧指山东。因山东在太行山以东。），因以稿本归敬孚而属其益加搜访校订以成之，爰书其义例于左云（爰(yuán)：于是。该文后附有“义例”，本书未录。）。
咸丰八年秋八月（咸丰八年：1858年。），柏堂逸民方宗诚撰（逸民：隐居之人。）。
桐城文学的兴起，自唐朝的曹松。
桐城文学之兴，自唐曹孟徵（曹孟徵：曹松，字孟徵，舒州(今安徽省潜山县)人，唐昭宗光化间进士，能诗。宋朝的李公麟兄弟，以诗词文章，名传千年。到了明朝三百年间，在科举功名、官职、名臣、循吏、忠节、儒林等方面，赫然写于史书的，书不胜书。但这时文学风气初开，文章指出：方苞、刘大槐、姚鼐“继唐宋八家文章之正轨”，人心淳厚朴实，读书人以文章出名的，大都崇尚经时济世，重视气节，穷研道理广识万物，但对于文采则没有很好做到优美，达到古人的程度。凝结久了，积蓄厚了，文学这才能发展得顺畅。到了我们清朝，文学才成为全国的宗尚，这是情理发展的必然结果。大凡从方苞侍郎、刘大鏪学博、姚鼐郎中三先生相继挺拔而出，评论者认为方侍郎以学问为长，刘学博以才气为长，姚郎中以识见为长，三个人如华山三峰，矗立云间，虽然创作风格各不相同，全书七十六卷，但都能承接唐宋八家的正确轨道，与明朝的归有光不相上下。啊！这是多么兴旺。但我又曾总览桐城先辈文章，方、刘、姚之外，在他们前后或同时的作者，大约有五六十家。虽然不足以都能登上作家之位，但他们各有所得，堪称为一家的还有数人。其余的人或擅长经学，或优于政事，或讨论学问文章，记述忠孝人事，亦都可以增加见闻，备作掌故。
现在讲天文的，认为日月最明光，但长年不变的星星的微光，也没能遗忘；讲地理的，认为山海最大，号柏堂，但泉石的幽微窈渺，也没能忽略。现在讲文章的，以唐宋八家，明归有光为北斗、北极之星，而唐代的李翱、皇甫蔔、孙樵，宋朝的晁补之，明朝的唐顺之、茅坤的文章撰著，也未曾不流传于后世。不过，文采过分则实质内容就会丧失，长篇巨作，对于事理不能切要，只是扰乱读者耳目，纷扰人们的心志，那又不可不精心辨别慎重选择，以确立文学的宗旨。
早先，康熙时何存斋、李芥硕编辑《龙眠古文》数十卷，大约多是明朝人之文。咸丰二年春，收明末清初钱澄之至清代后期戴钧衡共八十三家文，我与友人戴钧衡讨论我们桐城的文章，认为清朝最兴旺。但事物发达了就必须要回顾其根本，这样才能长久而不衰败。天地的生气运转，流动不能自控，蓄积久了就会必然兴旺，兴旺久了就会必然腐烂，这也是事理的必然趋势。即文章经时济世的作用。去掉腐烂以挽救其衰败，这不是同乡后进的责任吗？因此我们二人互相找来各位先辈的文章，精选之后得到数十卷，大都是以有关于义理、经济、事实、考证的文章为主，而又都是属于文字优美的。那些只有空洞文辞而无事理，或者虽有事理但文字鄙陋的，都不选录。按照时代先后分卷编排，属于大家的文章或编为数卷至十余卷，属于能成为一家的，或编为数卷至一卷，从事经学研究和古文创作。著有《柏堂文集》、《柏堂经说》等。
本文系统论述了桐城散文的发展源流，不能专门成家的则数人一卷附在成家者之后。自从桐城被太平军攻陷后，藏书人家，多数都被焚烧掠夺，心里知道的，还有数人，但已无从访问寻找。戴钧衡又遭受太平军贼人祸害，作客在怀远。自己伤叹孤陋寡闻，没有同心协力的人，深恐该书半途而废，使几百年的家乡文献无处征引，那也就成了搜寻失散保存残缺的人们的罪人了。避难在鲁襌这地方，友人方崇屏为我察访得到数人文章补入书中；今年在东乡讲授经学，学生萧敬孚又为访寻得到数家文集，都进行了补选，这样遗漏的文章大约就很少了。
研讨学问的途径，不可以局限在一地。但是前人的遗风余韵，足以振兴后人，即方苞的“义法”说和姚鼐的“义理、考证、文章”三统一的观点。此外又强调了“经济”，那么唯有同乡前辈的言行最容易接受。况且在兵火之后，文章残缺，学术荒陋，让它们日渐毁灭而不收集成书，删除谬误，使后人有所观览感知而效仿，这罪过岂不是很重吗？从前，孔子编《诗经》而收入鲁国的《鲁颂》，删修《尚书》而收入《费誓》，凭借《鲁史》而作周朝史书《春秋》，他对本国的文献深情如此，这也是学者应当效法的。现在编辑初成，即将出行山东，因此把稿本交给学生敬孚并嘱他进一步搜访校订以完成，于是写了该书“义例”在下面。
咸丰八年秋八月，柏堂隐居者方宗诚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