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上海工人、学生和广大民众的极大愤怒。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第32号通告，紧急要求各地党组织号召工会等社会团体一致援助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19日，中共中央又发出第33号通告，决定在全国范围发动一场反日大运动。28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为中心口号，发动群众于30日在上海租界举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游行示威。同时，为加强工会组织的力量，决定由共产党人李立三、刘华等主持，成立上海总工会。随后，刘少奇到达上海，参加上海总工会的领导。
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学生在租界的繁华马路进行宣传讲演和示威游行，租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先后逮捕100多人，并突然向密集的游行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3人，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
当天深夜，中共中央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和刘华等组成行动委员会，具体领导这次斗争，组织全上海民众罢工、罢市、罢课，以抗议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兽行。
帝国主义的屠杀，点燃了中国人民郁积已久的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仇恨怒火。从6月1日起，上海全市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从6月1日到10日，帝国主义者又多次开枪，打死打伤群众数十人。英、美、意、法等国军舰上的海军陆战队全部上岸，并占领上海大学、大夏大学等学校。上海人民不惧怕帝国主义的武力镇压，相继有20余万工人罢工，5万多学生罢课，公共租界的商人全体罢市，连租界雇用的中国巡捕也响应号召宣布罢岗。
6月1日，上海总工会成立，李立三任委员长。这标志着，上海工人运动从分散的状态开始转向集中的、有组织的行动。上海工人阶级在总工会领导下，成为一支组织严密、纪律严格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力军，在斗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6月4日，上海总工会与全国学联、上海学联、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共同组成的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宣告成立，上海各界民众结成了反帝联合战线。
为打破帝国主义的舆论封锁，推动反帝爱国运动，中共中央于6月4日创办了《热血日报》，由瞿秋白任主编。《热血日报》及时向广大群众传达党指导运动的方针、政策，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6月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书》，指出“全上海和全中国的反抗运动之目标，决不止于惩凶、赔偿、道歉等”，“应认定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其主要目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五卅运动的狂飙迅速席卷全国，从工人发展到学生、商人、市民、农民等社会各阶层，并从上海发展到全国各地，遍及全国25个省区（当时全国为29个省区），约600～700个县，各地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了运动。北京、广州、南京、重庆、天津、青岛、汉口等几十个大中城市和唐山、焦作、水口山等重要矿区，都举行了成千上万人的集会、游行示威和罢工、罢课、罢市。6月11日，汉口参加游行示威的群众行至公共租界时，英国水兵向人群开枪射击，打死数十人，重伤30余人。“汉口惨案”进一步激起全国民众的愤怒。全国各地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驻华的海陆空军”、“为死难同胞报仇”的怒吼声，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怒潮。
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得到了国际革命组织、海外华侨和各国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援。在莫斯科举行了50万人的示威游行，声援中国人民的五卅运动，并为中国工人捐款。在世界各地，有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举行集会和发起募捐，声援五卅运动。6月7日，日本30多个工人团体举行盛大演讲会，决议声援中国工人团体，同时向日本政府和资本家提出抗议。英国工人阶级积极行动，阻止船、舰、车辆运输军火到中国。五卅运动成为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五卅运动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揭开了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序幕。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五卅运动的斗争中受到很大锻炼，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干部，党组织也得到极大发展，在斗争实践中总结了宝贵的经验，为以后党领导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奠定了基础。
10、1925年：觉醒
光华大学是20世纪中叶上海的一所私立民办大学，诞生于“五卅运动”的反帝怒潮中，1925年6月由退出美国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的数百名师生所创建，培养了大批有为学生。1951年在全国院系调整中被撤校。原校址位于上海市大西路（今延安西路东华大学校址）。
创办伊始，学校设文、理、商、工4科。1927年工科停办。1929年学校经教育部批准立案，改文、理、商3科为文、理、商3个学院。文学院设国文系（内分国学组、国史组）、英文系（内分文学组、西史组），政治社会系（内分政治组、社会组）、教育系（内分教育组、哲学心理组）；理学院设数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商学院设经济系、工商管理系、会计系、银行系。学校还设有光华附中，附中为当时沪上三大知名中学之一。
1925年，“五卅惨案”在上海爆发，各界纷纷走上街头。英国巡捕血洗南京路那天的黄昏，有个原圣约翰肄业、曾目击惨案真相的交通大学学生聂光樨奔至圣约翰报告这一事件，全校的空气顿时震荡。圣约翰大学及附中的师生也组织罢课抗议，但遭到校方阻挠，美国校长卜舫济竟当着学生面降下并撕毁了中国国旗。于是6月3日，愤慨的553名学生以及全体华籍教师19人，集体宣誓脱离圣约翰大学，10余名应届大学毕业生声明不接受圣约翰大学颁发的毕业文凭，最后他们被校方列名开除（只有同是教会学校的沪江大学表示同情，愿意收容他们）。这一日便定为光华的校庆日。6月4日，离校学生教师集会商议另起炉灶，自行设校事宜，他们的举动受到社会各界和学生家长们的支持，出钱出地。
经过各方协助，在短短3个月内就成立了新的“光华大学”。“光华”二字取自《尚书大传·虞夏传》里的《卿云歌》：“旦复旦兮，日月光华。”此语象征着复兴中华、反抗帝国主义割宰和奴役的革命精神。与复旦大学同一出处。以日月卿云为校旗，红白为校色，“格致诚正”（以及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为校训。租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杜美路（今东湖路）房屋为大学校舍，租新西区枫林桥房屋为中学校舍。1927年，光华大学搬到沪西法华乡（旧大西路底）王丰镐所捐的新校舍，还盖起了图书馆、实验室，可谓创业艰难，筚路蓝缕。其中出力、出资最多的是张寿镛（当时正出任北洋政府任命的淞沪道尹）和王丰镐两位先生，还有许秋帆。
从圣约翰大学辞职的19位中国教师作为光华初期的教学骨干，另有许多博学人士纷纷前来光华任教，以表示对爱国斗争的支持。当时的校长是张寿镛，大学教务长是朱继农，文学院长是张东荪，中国文学系主任是钱基博，政治学系主任是罗隆基，教育系主任是廖世承，社会学系主任是潘光旦。胡适、徐志摩、吴梅、卢前、蒋维乔、黄任之、江问渔、吕思勉、王造时、彭文应、周有光、钱钟书等专家、学者都曾在光华大学任教，是当时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云集的一所私立大学。当时社会舆论认为，上海各大学的师资以光华为首。教员多用英语授课。
张寿镛（1875～1945年）：教育家、藏书家、财政经济家。浙江鄞县人，为明末抗清就义的民族英雄张苍水（煌言）的后裔。时任江苏省财政厅长、财政部次长等职，但很快辞退。张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呕心沥血，坚持不懈地把光华大学办好，以实现其“百年树人”的理想。他把光华成立称为“生平第三快事”（第一是中举人，第二是娶贤妻）。他常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
张寿镛办学“贵在实行，不尚空谈”，要“说得出，做得到”。从光华当时开设的专业看，除政治、社会、教育、文学和历史等系科外，很大一部分是有关发展实业的，包括土木工程、经济、会计、银行、工商管理等。他反对在培养人才上“闭门造车”，以致“车不合辙”。他主张光华毕业的同学应当力求使自己所学的知识能“合辙”，这就是他所说的“知行合一”。
光华大学的学生，也像当时所有大学一样，有左、中、右各派。当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很有影响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光华大学有个小组，组长是苏灵扬。1933年冬，蒋介石的白色恐怖越来越残酷，上海各大学的进步学生80多人，并有1位教授，于12月21日同时被捕，其中有光华大学学生14人，包括诗人田间、作家周而复等。张寿镛出于对青年学生的爱护，向当时上海特别市市长吴铁城力保。张校长主持正义，对校中进步教师也力加保护。1930年，他还保护过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文章，主张维护人权，批评国民党专制的罗隆基教授。这是很需要勇气的。
光华大学在张校长专心擘划下发展得很快。校基扩大了，又陆续兴建了科学馆、体育馆、健身房、疗养院、实习工场，丰寿堂等。可惜在抗战中，“八一三事变”爆发后，日军入侵上海，光华的校舍全部为日军炸毁。但学校转入租界，仍坚持赁屋上课，未曾间断。
同时，张寿镛校长和校董事会商议，决定将一部分学校内迁入四川，成立“光华大学成都分部”，他自己还于1938年亲自入川办学。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公共租界。张校长毅然决定，在上海的本部不再公开招生，对外改为两个学社，一名“诚正文学社”，即原文学院；一名“格致理商学社”，即原理学院和商学院；“壬午补习班”，即原附属中学，弦歌不绝。此外，他在自己家里开办“养正学社”，亲编讲义，讲授史学大纲、诸子大纲等课。
抗战时期，光华大学成都分部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抗战胜利后，该校交四川省地方接办，变更为“私立成华大学”。1952年9月，私立成华大学并入四川财经学院（现为西南财经大学），故西南财经大学光华校区所在地得名“光华村”，即光华大学成都分部旧址。
在西南财经大学校内耸立着一株挺拔的铁树。光华铁树是1939年由当时光华大学成都分部的师生们种下的。那一年正值抗日战争时期，为表达对抗战胜利的渴望，校长谢霖带领师生们筹资买来一棵双株的铁树幼苗在校园内种下。这株铁树树形奇特，为“V”型，师生们以此来象征对抗战胜利的祝愿。
光华上海本部于1946年复校，由于原大西路校址已被日军夷为平地，政府拨给欧阳路旧日侨学校为校址。
1951年全国院系调整中，光华大学被化整为零。商学院并入上海财经学院（现为上海财经大学），土木工程系并入同济大学，法律系并入华东政法学院（现为华东政法大学），而其它文、理科与大夏大学等的科系合并成立华东师范大学，光华附中则和大夏附中合并成华东师大附中。
光华大学和附中从1925年到1951年间，先后入校学生有14000余人，毕业4000余人。曾就读该校的学生中，著名人物有邓拓、张允和、穆时英、姚依林、尉健行、荣毅仁、董寅初等。
11、1926年3月18日：无花的蔷薇
“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三一八惨案”
“三一八惨案”即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政府在北京制造的枪杀请愿群众的流血事件。
1926年3月，奉系军阀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进兵关内，冯玉祥率领的的国民党军队同奉军作战。日本帝国主义公开援助奉军，派军舰驶入大沽口，并炮击国民军，守军死伤10余名。国民军开炮自卫还击，将日本军舰逐出大沽口。
事后，日本认为国民军破坏了《辛丑条约》，与英、美、法、意、荷、比、西等8国公使于16日向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等种种无理要求，并限令48小时内答复，否则以武力解决。同时各国派军舰云集大沽口，用武力威胁北洋政府。
16、17日，在北京的国共两党开会，中俄大学校长徐谦以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代表的身份，同李大钊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决定，组织各学校和群众团体在天安门集会。
18日，中共北方区委、北京地委和共青团北方区委、北京地委同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特别市党部、北京总工会、北京学生联合会、北京反帝大联盟、广州代表团等60多个团体、80余所学校约计5000余人，在天安门举行“北京各界坚决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示威大会”，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军舰侵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及英、美等8国无理通牒中国的罪行。
为了这次大会的召开，中共北方区委事先作了布置和安排。是日清晨，在李大钊的主持下，中共北方区委又召开紧急会议检查准备的情况。赵世炎、陈乔年、共青团北方区委书记萧子璋、中共北京地委书记刘伯庄，分别报告了群众的组织和发动情况，拟定了标语和口号，以及游行的路线等。
群众大会于上午10时开始。广场北面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和他撰写的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首先由大会主席徐谦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段祺瑞政府17日对请愿群众的暴行。大会议决：通电全国一致反对八国通牒，驱逐八国公使，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军舰；电告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战。最后大会一共通过了8条决议。
大会结束后，游行队伍由李大钊率领，按预定路线，从天安门出发，经东长安街、东单牌楼、米市大街、东四牌楼，最后进入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东口，在段祺瑞执政府（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门前广场请愿，要求段政府立即驳复八国通牒。
示威群众公推代表去向卫士长交涉，要求开门放队伍进去；并请段祺瑞和国务总理出来见面。段祺瑞担心局势失控，命令执政府内的预伏军警以武力驱散游行队伍。军警竟疯狂开枪扫射，当即打死47人，伤200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死者中为人们所熟知的，有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杨德群。后来军警在清理现场时，竟然将死者财物尽行掠去，甚至连衣服也全部剥光。
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陈乔年、赵世炎等人亲自参加了这次斗争。李大钊、陈乔年等由于掩护群众而受伤。
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