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月，清华50余人联合燕京、辅仁等校学生一起组成南下宣传第三团，蒋南翔与燕京的黄花为团长。在近1个月的时间里，宣传团的团员们一方面向农民群众宣传抗日和革命的道理，一方面也从农民群众那里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思想感情发生了重要变化，使许多同学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在中共中央1935年11月发布的《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的精神指引下，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林枫与姚依林等人在“清华同学会”举行会议，决定成立“民族解放先锋队”。于1936年2月1日在北平正式成立，它是抗日民主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后来改名为中国民族解放先锋队，清华成立分队。
3月31日，为北平第17中学学生郭清死于狱中，北平各大中学生举行抬棺示威游行。
1936年初，广西省学生救国联合会举行抗日示威游行。
5月28日，北平举行示威游行，游行的口号是：“拥29军抗日”、“发扬29军抗日传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
5月30日，宋哲元发表谈话，表示：“若日本仍然增兵华北，余将与29军将士实行抗日。”
6月13日，北平学生举行第4次示威游行，反对日本继续向华北增兵。沿途军警对游行队伍不加干涉，并予以同情。
12月12日，北平学生举行第5次示威游行，高呼“援助绥远抗战”、“各党派联合起来”等口号。
同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对蒋介石采取“兵谏”，劝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终于取得成功。
1937年春天，民先队建立了全国总队部，清华大学的李昌当选为总队长。民先队的成立及发展，把“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民先队日益成为党在这一时期开展抗日救国活动的得力助手，有力地推动了抗日全国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民先队清华分队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广大清华同学，战斗在抗日救亡的各条战线上。
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大力配合了红军北上抗日，广泛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抗日主张，得到了全国学生的回应和全国人民的支持，掀起了全国人民抗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潮，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一二九运动”公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吞并华北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显示了中国人民誓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气魄，大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教育和锻炼了中国整个的年轻一代。在党的领导下，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广大青年积极投身于抗日战争，为民族解放与独立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青年学生同工农相结合，经历了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二九运动“是抗战动员的运动，是准备思想和干部的运动，是动员全民族的运动”，“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19、1936年：“浙大保姆”
上
竺可桢(1890～1974年)，我国著名爱国教育家、地理学家、物候学家和气象学家，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人，在相关领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浙江上虞人。1910年赴美留学，1915年参加赵元任、杨杏佛等发起的中国科学社，1918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回到祖国，1920年应聘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次年创办东南大学地学系并担任主任，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在此前后又曾执教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南开大学和中央大学。1934年与翁文灏、张其昀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地理学会。1936年出任浙江大学校长直至新中国成立。为婉拒蒋介石赴台湾的邀请，而辞去浙大所有职务。建国后，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等职。
浙大学生对民主、科学的追求深深植根在“求是”学风之中。“五四”以来的历次学生运动中，他们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1935年冬，“一二九运动”爆发，很快波及全国，浙大学生最早响应。他们于12月10日召开全校宣誓大会，并发动杭州各校学生近万人，于11日冒雪上街举行抗日示威游行，并准备赴南京请愿。
当时，浙大校长郭任远竟秉承国民党省党部旨意，招来军警镇压学生，逮捕12个学生自治会代表。此举非但没有阻止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反倒使广大学生积压已久的愤怒如火山一样迸发出来。他们当即决定罢课，发表驱郭宣言。学生的行动得到大多数教职员的同情和支持，要求撤换校长，成了浙大全体师生的共同呼声，罢课斗争持续了1个月。
为了平息家乡的学潮，蒋介石于1936年1月12日亲自到校训话，但形势并没有得到缓和。不得已，蒋介石只得同意更换校长。在陈布雷、翁文灏等人的推荐下，蒋介石最终将新校长的人选圈定为竺可桢。个中原因，除了竺可桢学术成就卓著、富有人望以外，同为浙籍的身份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后来，蒋还想让他出任中央大学校长，为他婉拒。）
1936年1月28日，在一次私人宴会上，竺可桢碰上了地质学家翁文灏。翁文灏透露，浙江大学校长郭任远已经辞职，有人主张派他前往；对此，竺未置可否。2月11日，翁又登门造访，说陈布雷想提议让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竺在表达了相反的意愿之后，又补充道：“若能于浙大有所补益，余亦愿竭全力以赴之。”2月16日，陈布雷托人给竺可桢捎来口信，说蒋介石约他见面。竺可桢随即去蔡元培处请教。蔡言，最好不去浙大，但蒋不可不见，可见面时予以婉拒。所以，当2月21日蒋介石召见他时，竺可桢并没有马上允诺，只说要与蔡元培商议后再定。
竺可桢之所以犹豫不决，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他放不下气象研究所的工作，自1928年气象所创办以来他一直任所长，刚有起色，他不愿分散精力；其二是他担心“大学校长其职务之繁重十倍于研究所所长”，而自己又不善于也不屑于繁杂琐碎的官场应酬，他更愿意将时间花在科学研究上。因此，接任校长一职，意味着要在某种程度上牺牲自己献身科学的理想。
正在竺可桢踌躇之际，其夫人张侠魂（中国第一个乘飞机上天的女性）却鼓励他出任校长；张的二姐、时任立法委员的张默君也如是言。她们认为，现在的大学教育问题很多，风气不正，若竺可桢任校长，正好可以为整顿教育、转变学风干一番事业。这时，陈布雷的弟弟陈训慈也来函劝他：“浙省文化近来退化殊甚，需一大学为中流砥柱。”这句话让竺可桢心头懔然为之一动。
经过再三考虑，竺可桢决定接任浙大校长职务。3月8日，他将此意告诉陈布雷，并提出3项条件：第一，财政须源源接济；第二，校长有用人全权，不受政党干涉；第三，时间以半年为限。4月7日，行政院政治会议正式通过由竺可桢担任浙大校长的决定。
4月25日，竺可桢正式走马上任，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历时13年，领导浙大在困厄中崛起。他上任后重点做了两件事情，一是改革学校管理，二是吸纳贤才。他以“求是”为校训，明确提出：中国的大学，必须培养“合乎今日的需要”的“有用的专门人才”的进步主张。
在任浙江大学校长之前和之后，竺可桢一直是以气象学者为人所熟知。因此，1936年受命担任浙大校长，被视为他人生路上一次意外的拐弯，而且“一出手，就如此漂亮”。
中
竺可桢是一位具有很深人文修养的人士，是真正把追求真理当作人生最大乐趣的知识分子。1936年4月25日，他在全校学生大会上第一次发表讲话，就表明了自己办学思想的主旨。他指出：“办中国的大学，当然须知道中国的历史，洞察中国的现状。我们应凭借中国的文化基础，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才能养成有用的专门人才；同时也必须根据本国的现势，审察世界的潮流，培养成的人才才能合乎今日需要。”
竺可桢明确提出大学教育的目标：“决不仅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而“唯有求真理心切，才能成为大仁大勇，肯为真理而牺牲身家性命。”“凡是有真知灼见的人，无论社会如何腐化，政治如何不良，他必独行其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大学生应发扬先哲为真理而斗争的精神，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他经常用孟子“天降大任于斯人”的名言，来激励学生担当起民族复兴的重任，去做各界的领袖。
他为“领导人才”提出了四项条件，即：
(1)肯牺牲自己，努力为国，以天下为已任的精神；
(2)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和深思熟虑，不肯盲从的习惯；
(3)明辩是非，而不恂利害的气概；
(4)健全的体格。
为了培养这样的人才，竺校长对学生要求严格，对新入学的学生注重人生观教育。他在和新生谈话时提醒大家：“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做什么样的人？”
竺可桢为这两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答案。他说：“诸君到大学里来，万勿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而是要为拯救中华做社会的砥柱。”
在竺可桢看来，当时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应该是能“转移国运”，要能担负起“拯救中华”的重任。“大学所施的教育，本来不是供给传授现成的知识，而重在开辟基本的途径，提示获得知识的方法，并且培养学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竺可桢教育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此。
这位校长，身材瘦削，举止优雅，戴一副圆圆的眼镜，看上去有点像苦行僧。但他留给人们的印象，却是“温厚光辉”的。
下
1937年，浙大为躲避战事、继续学业，举校西迁。竺可桢带领633人四度迁徙，途经浙、赣、湘、粤、桂、黔6省，行程2600多公里，最终于1940年初抵达贵州遵义（遵义地处黔北山区，远离炮火和敌机的干扰），史称“文军长征”。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他一面组织师生上课，一面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并为当地群众服务。
在民主爱国的学潮中，他始终站在进步学生一面，保护浙大师生的爱国正义行动。办学中，他十分重视学生的入学教育和毕业教育，注意培养学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广博的知识，注重学生的实践训和智能培养，注重师资队伍的建设。
教授费巩，极有才子气，曾一度对竺可桢不满，开教务会时，当面冷嘲热讽：“我们的竺校长是学气象的，只会看天，不会看人。”竺可桢却微笑不语。后来，竺可桢不顾“只有党员才能担任训导长”的规定，认定费巩“资格极好，于学问、道德、才能为学生钦仰而能教课”，照样请他做训导处长。
1944年3月5日凌晨，费巩前往复旦大学授课，在重庆码头失踪。9天后，一位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工作的浙大毕业生，将此事告知当时正滞留重庆的竺可桢。竺甚为吃惊，立即去找侍从室的陈布雷、教育部的朱家骅、监察院的程沧波以及救济总署的费巩留英同学高文伯，托他们打听费的下落。竺还和复旦校长联名，正式找重庆卫戍司令彻查费的下落。竺还带头浙大教授联名给教育部和蒋介石，要求维护人权，主持正义。然而，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咬定未逮捕费，费的下落始终未明。1950年，竺曾上书周恩来，建议查清真相，但由于种种原因，直至竺临终，此案仍未查清。文革之后，方才查证费已被害。
物理学家束星北，很有侠气，却脾气暴躁。浙江大学因战争西迁，他对竺可桢不满，于是一路跟在这位校长后面，数说其种种不是，竺可桢也总是一笑而过。后人回忆，竺可桢虽然并不欣赏束星北这种作风，与他私交不深，却力排众议，将他聘为教授，并经常为保护这位有才华的教授而费尽周折。
这名校长，曾在新年之夜，全家吃霉米，却把自己的工资分给教员们。难怪当时的数学教授苏步青，提到竺可桢时反复念叨：“他真是把教授当宝贝儿，当宝贝儿啊。”
这正如竺可桢在就任声明中所言。他认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培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地培植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竺可桢还曾反复强调，办好大学有3个关键要素：教授、图书仪器和校舍建筑，而在这三者之中，教授又最为重要。
结果，竺可桢手下，有一批“听听名字就令人神往”的教授。这些人大多性格独特，气度不同，却都对竺可桢服服帖帖。
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他的人品一如他老家绍兴的白墙黑瓦，一派日月山川般的磊落明静”。也有人认为，这得益于他作为科学家所强调的“只问是非”的科学精神。
当时时局动荡，学校内有各种政治力量。竺可桢坚持学术独立、教育独立，总是力排政治干扰，维护学术和教育的尊严，“以自己的人格、理想和才干为浙大营造了相对安定的学术、教育氛围”。就任校长时，他曾提出约法三章，第二条就是“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
他认为，学术独立、教育独立的重要一点，是学者、学生要有独立的思想；并经常提醒大学生“运用自己思想的重要”。他告诫学生必须有“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考、不肯盲从”的习惯，反对学生参加任何党派之争，也不主张各种政治派别在学校活动。他对左派学生组织的“学潮”十分反感，多次公开表示反对，认为学生的首要任务是读书。
不过，有一次，学生不顾学校阻拦，冲上街头游行。面对军警们荷枪实弹，竺可桢举起小旗，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虽然他不赞成学生的行为，但“既然年轻人上了街，我就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一旦有学生被捕，他总是极力营救，一定要到狱中看望他们；如果学生受审，他也一定要到庭旁听。在1949年夏国共斗争最激烈的时刻，他冒着生命危险，坚决反对了国民党特务在逃跑前对左派学生下毒手。
书评家马勇曾感叹，在当时流乱的时局下，中国的大学教育并没有就此垮台，相反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为民族复兴保留了难得的读书种子。毫无疑问，是因为，那时的中国还有一批有见解、有能力、有高尚人格的大学校长。
浙江大学迁址途中，每到一地，即结茅架竹，搭屋建棚，图书仪器一箱箱开出来，按时开课。学生黎明即起，朝阳之下，漫山遍野，朗诵默读。尽管当时物质条件极其贫苦，但这段时间，成为许多学生一生最难忘的时光。
而当时的竺可桢，总是以高尚的道德鼓舞学生。他的一名学生年迈时接受记者采访，有些陶醉地回忆这位老校长的话：“好似杏花疏影里响起的笛声，那样嘹亮与悠扬，将日月星辰都打开了。”
一位浙江大学毕业生曾说：“这种传薪播火、荜路蓝缕的学术使命感和文化责任感，远非职业精神、敬业精神所能涵括。它使我们体悟了竺可桢校长关于大学是‘社会之灯塔’之谓。”
1949年4月杭州解放前夕，竺可桢领导浙大师生，积极准备迎接解放。同时电告国民党政府，坚决拒绝迁往台湾。他一个人隐居上海，闭户谢客。
到竺可桢60岁时，浙江大学的学生送来锦旗，上写：“浙大保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