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经会议决定，分水陆两路前进，至江西玉山会合，途次虽备尝艰苦，幸一周以内俱安抵玉山，遂改乘火车到樟树，又由樟树乘汽车到吉安。彼时正值寒假期内，利用吉安中学及乡村师范校舍，上课2周，举行考试，以结束本学期学业。逗留2月，复迁泰和，设临时校址于上田村，借用大原书院、华阳书院、老村、新村四处房屋，大半是著姓萧氏旧宅，颇有池沼园林之胜。浙大师生在此安居，借以恢复长途之疲劳，弥补旷废之学业。
至1938年9月，凡八阅月，九江沦陷，全赣震动。浙大决定经湘入桂，迁广西之宜山，由校车分批运送，至10月底师生均已到齐。宜山县城虽不甚大，而街市整洁。浙大校舍以文庙标营为中心，又在标营新建草棚，作临时教室。师生于此，安心教学者，计一年又两阅月之久。自离杭后，沿途滞迹，以此地为最久，而所受惊险及损失亦以此地为最重。
先是上海电台广播：浙大抗日分子工作太多，应消灭它。果然，1939年2月5日，敌人用18架飞机，来浙大上空，环行四匝，轰炸3次，标营校舍，计落下爆炸燃烧弹121枚，彼时标营二、三、四年级宿舍，有寄居学生339人，又新建教室22座，大半皆在此上课。警报既发，师生奔避荒岩丛冢中，而轰炸数四，巨声震天，东宿舍着弹起火，体育课诸教师，俟机声稍息，率诸生扑救；及敌机复至，又走避。旋视前避匿处，则皆烟尘弥漫，已成巨穴。当地居民死者数十人，学生中幸无一人死伤。
又是年9月15日，敌机8架又来宜山轰炸。有一部分校舍被震毁，物理实验室尤甚，损失仪器多件，约值12万元。除此两次外，敌机虽不时来投弹，幸为害不大。
1939年11月，南宁沦陷，宜山警报，朝夕不绝；浙大又被迫北迁。翌年2月，校本部移驻贵州遵义。遵义为贵州第二大城市，物产丰富，交通便利，是黔省北方重镇。浙大在老城新城，共租赁18处房屋并新建一所规模宏伟、跨越城墙之工场实验室。为久居计，尚嫌局促，不敷展布；遂一面恢复上课，一面往湄潭经营新校址。同时在贵州青岩暂设一年级分校，以彭百川先生为主任。我抵青岩不久即衔教育部命，于6月、9月间，两度往贵阳查看文澜阁四库全书；及竣事回青岩，又准备迁移分校于永兴场。10月18日，一年级开始在永兴入学，注册上课。
彼时在湄潭之校址已借用文庙为办公室，又修葺城内外之祠堂庙宇，为各学系之办公室及研究室；更在北门外建筑宿舍、膳厅、操场、游泳池，于东门外开辟广大农场。旋经校务会议决定：以文学院、工学院设在遵义；以理学院、农学院设在湄潭，旋又增设师范学院。国文向为一年级必修科。嗣因新生国文，类多根基浅薄，改为两年必修，一年级仍住永兴，二年级则移居湄潭，我又由永返湄。
当时浙大除本部驻遵义外，于湄潭、永兴各设一分校。从此布置粗定，应有尽有，教者学者，得能埋头努力，安心工作，成绩遂逐年进展。其最足以鼓舞人心、激励士气者，实由于当时竺校长拟定“求是”二字为本校校训。回忆浙大同学会印行第4期会刊时，向我征文，曾写“浙江大学之回顾”一文，中有一段文字，颇足以阐明此点，兹摘录如下：
“……综计此3年之中，周流5省，间关万里，当局之焦神苦思、师生之流离颠沛，虽历尽险阻艰难，而仍不稍馁其教学之志。不特庋藏依然，弦歌不辍，抑且规模弥广，造就弥宏，良以创办求是之动机，实缘中日甲午之一役，固将赖以陶铸群材，恢宏学术，储国力，雪国耻，靖诸夏而戢寇氛，举于是乎在。故虽处播迁之中，犹倦倦不望揭‘求是’以为校训，是足觇浙大精神之所寄，凡我新旧校友，允宜共喻而力行之者也。”
3、1938年～1946年A：“中兴业须人杰”
上
在民国大学的茫茫海洋里，这里要说的是一所空前绝后的神话般的大学——
她存在于20世纪中国人民遭受最大苦难的时期，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抗战烽火中集合于昆明而创办。她集结了中国学术精华，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为中华崛起而奋斗，培育了无数具有国际声望的学者、专家。她的许多毕业生，在后来都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所以，她被称为“中国20世纪影响最大的10所大学”之一。
西南联合大学是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设于云南昆明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全国发动侵华战争。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精华免遭毁灭，华北及沿海许多大城市的高等学校纷纷内迁。抗战8年间，迁入云南的高校有10余所，其中最著名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是由北大、清华和南开联合而成。
1937年抗日战争发生，北大、清华、南开先迁至湖南长沙，10月25日在岳麓山下组成长沙临时大学，教师148人，学生1452人，11月1日正式开学。开学1个月后，上海、南京先后陷落，日军沿长江一线步步紧逼，武汉震动，危及衡山湘水。长沙遭遇空袭，硝烟弥漫……
虽然湖南方面极力挽留，广西方面热情邀请，但学校最后还是决定去云南昆明，那里位于大后方，气候优良，且有铁路通往国外，是战时办学的最佳处所。
1938年2月学校开始搬迁入滇，250名师生（学生244名）组成“湘黔滇旅行团”，由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派一名中将为团长护送，徒步穿越3省，行程3000余里，披星戴月，风雨兼程，经过68天艰苦跋涉到达春城（另一路是女生和体弱的师生、职员及家眷，则乘火车经粤汉铁路到香港，再从海路取道越南入境），4月2日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11月1日为校庆日。5月4日开始上课，设立文、理、法商、工、师范5个学院、26个系，另有两个专修科、一个选修班、一个体育部。期间，于1938年春在蒙自建立分校，1940年8月在叙永建立分校。
西南联大行政有两个机构，一个是校务委员会，一个是教授会。
校务委员会是权力管理机构，其委员由教授会民主推荐，校长批准任命。校长为校务委员会当然主席。校务委员会通过民主讨论和决议，全面主管全校重大事务。
西南联大有3位校长担任校务委员会主席：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前两位老教育家为支持校长负责制一元化领导，公推年青的梅贻琦校长主持校务，他们二位退居二线，留守重庆，从国民政府教育部方面谋求对西南联大的实力支持。故西南联大自始终至终都是由梅贻琦主政，实行了“校长负责制”。而梅贻琦又提出了“吾从众（即教授），无为而治”的口号。
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中主管管理的职能部门领导人，全都是知名教授，其中包括常设的校务委员会秘书长、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建设长等，全部由教授担任，由教授会民主推荐，校务委员会讨论通过，报校长批准任命。
教授会是一个校务咨询机构，虽不是权力机构，但很有威望，成员包括全校教授，日常工作由全校教授推选常委会主办。教授会是校长的得力参谋，也是办学校务得力骨干的资源库。各学院有院教授会，学系有系教授会。院教授会主席后来改称为院长，系教授会主席后改称为系主任，由相应院系教授会民主推选，校务委员会讨论备案，报校长批准任命。各院系教学及管理业务统由教授会评议，由院长系主任执行实施。所以，院系教授会实际上是院长系主任领导下的民主办学权力机构。
西南联大行政管理机构简约，从领导到职工，各尽所能，各司其职，工作效率高超。对于不属于职能部门的临时性重要工作，则由校务委员会讨论研究，请教授会推荐适宜教授人选，组成各种临时工作委员会（推选主席）主持工作，工作任务完成后即行解散，保持主体常设机构精干灵活。被推选参加这些临时工作委员会的人员也是兼职不兼薪，没有任何工作津贴，完全是义务工。
实际上，其日常机构只有3个处：教务处、总务处和训导处。
西南联大先租得蒙自海关、昆明大西门外昆华农业学校、拓东路迤西会馆等处为校舍，总办公处设在城内崇仁街46号。但仍不敷应用。1938年7月，学校以昆明市西北角城外荒地124亩为校址，修建新校舍。1939年4月，西南联大新校舍落成，有学生宿舍36栋，全是土墙茅草顶结构；教室、办公室、实验室56栋，为土墙铁皮顶结构；食堂2栋、图书馆1栋，为砖木结构。这些建筑的设计者是梁思成，因为经费极端短缺，只能一律按最简陋、最节约的原则设计建造，这位建筑大师对此深以为憾。
124亩的土地，相当于今天一所中学。在那狭小的校园内，行走着多少聪慧的头脑、伟大的灵魂？
在那时，教师、学生们的学习条件和生活环境都十分艰苦。杨振宁后来回忆道：“教室是铁皮屋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声不停。地面是泥土压成的，几年之后，满是泥坑。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
贫困倒不算最可怕，最可怕的是日军的空袭。1938年9月28日，日军第一次空袭昆明；1940年和1941年，空袭最为频繁；到1943年，在陈纳德率领的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的打击下，才终于消歇。这期间，“跑警报”成为联大师生的“必修课”。
1938年到1941年，昆明民众在日机轰炸中死亡1044人，伤1414人；其中联大师生员工（含家属）大约死10人，伤10人。这个比例是很小的，说明联大在防空袭上还是比较成功的。
住最简陋的屋，吃最粗糙的饭；在轰炸下学习，在硝烟中授课。
但就是在这样艰难、危险的情况下，教师认真上课，学生认真读书，竟创造了那么多成果，出了那么多人才！
校训：刚毅坚卓。
校歌：万里长征，辞却了五史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别离。绝檄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校风：民主自由、严谨求实、活泼创新、团结实干。
在西南联大的学生中还流行着一幅对联。上联是：如云，如海，如山；下联是：自如，自由，自在。
下
北大、清华、南开原为著名高等学府，它们一个是老牌的国立大学，一个是洋气的留美预备学校，一个是私立大学的典范，有各自独特的经历，有各自的教学作风，但都富于爱国的传统，师生中有不少是“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的直接参加者；师生们从北到南，由东而西，目睹山河破碎，人民受难，更加激发了爱国热情；特别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的艰苦斗争和宣传教育，进步的声音、革命的思想在西南联大广为传播。
于是，北大的自由、民主，清华的严谨、认真，南开的开拓、活泼融为了一炉，互相取长补短、求同存异，开拓出了更为高迈的境界。
西南联大组建以后，荟集了一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师资充实，人才济济，各显所长，五色交辉，相得益彰。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严谨的治学态度，树立优良的学风，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水平最高、教学科研与民主运动成就最显著的著名高等学府。
西南联大在皖南事变之前和1943年以后，民主空气活跃，曾举行过盛大的“五四纪念周”，带头发起过“一二一”爱国学生运动，培养和锻炼了不少爱国青年，一时被誉为“民主堡垒”。
校方尚能尊重自五四以来，蔡元培先生在北大倡导的“兼容并包”精神，提倡学术自由，影响所及，学生中亦沿袭成风，各种团体林立，壁报众多，互相争鸣，相互切磋，思想活跃，注重求实。
西南联大以学分制为主体，具体是“选修课”制和“共同必修课”制。学生4年（或5年）必须修满132个以上学分、相当于40门课方可毕业。大一横贯文理的必修课一般为8门（国文和中国通史所有院系都必修），达40个学分之多。三分之一的学分课程不及格要留级，二分之一的学分课程不及格则勒令退学。联大8年中，共开出了1600多门课，如涓涓乳汁，哺育了一代优秀青年。
校长梅贻琦主张通才教育，反对重实用、轻文理的办学思想。他认为，教给学生所谓“一艺之长”，其实是在培养匠人，与大学宗旨不符。（今天的大学不就是如此吗？）
有名师的精心教导，有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青年才俊们十分珍惜战乱之中万分难得的优良条件，他们刻苦勤奋，在这里迅速成长起来。
时任物理系教授吴大猷这样回忆学生李政道：“他求知心切，真到了奇怪的程度。有时我有风湿痛，他替我捶背，他帮我做家里的任何琐事。我无论给他什么难的书和题目，他很快地做完了，又来索更多的。我由他做问题的步骤，很容易发现他的思想敏捷，大异寻常。”
西南联大的精神，除了战时办学必有的“艰苦奋斗”之外，就是“大学独立”。联大的高层和教授认为，政府的职责是保证办学条件，而不应干涉校政。
193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三度训令西南联大必须遵守教育部新规定，由教育部安排应设课程、统一教材、举行统一考试等。联大对此不以为然，推文学院长冯友兰教授执笔抗辩。抗辩函说，这种做法的结果是“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还说：“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纵不敢谓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
西南联大不但抵制国民政府对内部事务的干涉，而且在1942年把大一新生必修的“三民主义”课改为若干专题，不做考试，不计学分。
1940年10月，教育部又公布《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资格审查暂行规程》，要重新“审查”大学教师的“资格”。这一文件在西南联大教授会上激起公愤，全体教授拒填“审查”表格，导致被扣当年的学术津贴。
为加强对高校的控制，国民党当局规定，凡担任院长者都必须加入国民党。联大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教授听到消息，马上表示拒绝。
在这批充满自由思想和独立意识的知识精英的全力呵护下，西南联合大学不仅是战火中的宁静港湾，也是民国末年污浊社会中的绿洲。
除了对侵略者日本斗争，联大学生更对日趋走向反动、企图驯化大学生而维护统治的国民党当局斗争。当时全国的“民主堡垒”是昆明，而这座堡垒的中坚就是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有一批追求中国政治进步的教授，闻一多、吴晗等著名民主人士自不在话下，即便是理科教授，同样有这样的思想倾向。1945年西南联大的五四运动纪念会上，数学家华罗庚发表演讲说：“科学的基础应建立在民主上。”这句话，把“民主与科学”的五四精神更发展深入了一层。
在进步教授和中共地下组织的宣传带动下，西南联大学生在政治上一贯活跃。西南联大的学生社团有20多个，经常出墙报，做演讲，表达对时局的意见和理想追求。他们不畏强暴，奋起抗争，经常给国民党当局以沉重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