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叙述语言的主体
叙述文本中，叙述者转达人物的语言（以及思想）行为可以发现：
有的语句注明是人物说的；
有的语句是人物说的，却没有注明；
有的语句是叙述者转说的；
有的语句就根本无法确定是何人说的或想的，叙述主体的各个部分争夺话语权。
由此造成各种叙述技巧，也引发一系列未解决的问题。
在第二章中我们已谈到了叙述中主体意识的分布层次。具体到叙述的语言上，我们就可以发现有的语句是人物说的，却没有打上引号；有的语句是叙述者说的，却不一定是明显的干预；有的语句就根本无法确定是谁说的，似乎叙述主体意识的各个部分都加入其中。
随便举几个例。加缪《鼠疫》的一段：
里厄振起精神(a)，确定性就在这里，就在日常事务之中，其他的一切都只是被偶然的线串结起来的零星杂事(b)，你别在这种事上浪费时间。重要的是做你的工作，因为这工作必须做好(c)。
这一段中，a句是正常的第三人称叙述，当然叙述者是其主体；b句究竟是谁的话就不清楚，如果是里厄大夫心里的想法，那就是一段没有引导句的间接转述语，如果是叙述者的话，那就是评论性干预；c句也可能是里厄大夫的“自言自语”，因此是无引号的直接转述语。这整段使人感到是主体的不同潜在形式之间的对话，用来说明一些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可能是人物和叙述者共同的，因此，即使说话主体不清，也不妨碍叙述的展开。
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称作叙述主体意识“侵入”人物主体意识，使人物的语言超越出人物主体的控制范围。
恰特曼曾举一例，也很能说明问题。那是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著名短篇小说《园宴》中的一段：
不管如何，天气实在很如人意，哪怕他们能做主，也没有比这更好的日子来开这次园宴。
恰特曼指出，这段话“不清楚是谁的想法，或是谁说的话，还是叙述者的判断”。因此这是叙述主体意识的各个部分所共享的判断。
《爱玛》第一章有一句叙述者评论：
的确，奈特利先生属于很少几位能看出爱玛·伍德豪斯不足之处的人，而且是唯一愿意告诉她这些不足的人。
韦恩·布斯认为这两句话“分辨不出是哪一个（指分辨不出是叙述者还是爱玛）在提供……对奈特利的判断”，我却认为这是叙述者提供的。爱玛很难承认自己的不足，更不愿承认自己的不足给人（哪怕是奈特利先生）看了出来。
这些语句一方面推进情节，或辅助情节发展，另一方面使主体之间互相渗透，互相交流，从而使叙述语言与引用转述语言混成一片。
第一人称小说常可被视为是全篇转述人物语言。例如福克纳的《当我躺着死去》或赵振开的《波动》，每段都用一个人物的名字，说明这段话是哪个人物说的或心里想的话。但实际上这些语句既不是这人物说的也不是心里想的，而是加于每个人物身上的，也就是说，是代这个人物想象的，设身处地为这个人物代言的。同样情况还见于某些第一人称小说，例如老舍的《月牙儿》是主人公在自述或自思？她在什么场合之下作这样的自述或自思？不清楚。我们对比一下鲁迅《狂人日记》，就可以看出《狂人日记》有清晰的叙述语境，叙述者和受述者在超叙述中被规定了，但《波动》或《月牙儿》这样无超叙述结构的单式或复式的第一人称人物视角叙述，由于叙述环境不清，转述者和被转述者也就合一了。造成被转述的语句失去主体特征。
叙述文本中叙述者与人物抢夺话语主体，大部分情况下几乎难以觉察，但有时会形成相当规模的对抗。《红楼梦》第二十九回描写宝玉与黛玉互相试探的那一长段，用“即如此刻，宝玉的心内想的是”，“那黛玉心里想着”，“那宝玉心中又想着”，“黛玉心里又想着”这样的引导语和引号(那是后加的)，划分得很清楚，那就是用直接引语写出的心理描写，而不是内心独白。另有一例，第十九回袭人母兄想来赎回袭人，袭人不愿意。
他母兄见他这般坚执，自然必不出来的了。况且原是卖倒的死契，明仗着贾府是慈善宽厚人家儿，不过求求，只怕连身价银一并赏了还有的事呢；二则贾府中从不作践下人，只有恩多威少的，且凡老少房中所有亲侍的女孩子们，更比待家下众人不同．平常寒薄人家的女孩儿也不能那么尊重：因此他母子两个就死心不赎了。
有论者认为这段是全知全能视角转向人物视角。我觉得也说得通。但是，请注意，“跳角”后，叙述语言是不变化的，也就是说，依然是叙述者的语言。而这一段，语言用词变化了。叙述者的声音被袭人母兄的声音所取代，“自然”、“明仗”、“只怕”等表现心理活动的词表明这一段并不是叙述者的声音。况且，我们也知道，这些关于贾府“慈善宽厚”，“恩多威少”、“尊重”下人之类的评价性断语，《红楼梦》的叙述者是不愿意说的。倒不是叙述者不愿意说贾府好话，实际上关于贾府的恶评也只通过焦大、柳湘莲等人说出来。《红楼梦》的叙述者的这种拒绝置评的态度使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有一段名言，历来很受学者们赞赏：
叙事之文，作者之言也，为文为质，惟其所欲。期如其事而已矣；记言之文，则非作者之言也，为文为质，期于适如其人之言，非其作者所能自主也。
章学诚原则，哪怕在历史写作的叙述中，也行不通，因为历史叙述也有大量间接转述语，是经过叙述者—作者改造的，既是作者之言又非作者之言。用到文学中，更是极错。只是在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中，章学诚原则可能适用，因为那里几乎是直接引语的一统天下，几乎没有其他转述语形式。可是，即使是直接引语，是否一定非作者之言，也是要考虑的。
文学叙述中任何形式的转述语(哪怕是加了引号的语句，更不用说我在上述例子中引用情况不清的语句)，都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是人物语言的直录，是独立于叙述者的控制之外的；另一方面它们是被叙述的对象，服从于叙述结构的总的要求，因此在叙述者控制范围之内。转述语的这二重性究竟如何组合，却要看具体的语境，具体的转述法。而另一方面，我们在前面章节已经举了一系列例子证明人物的语气也可以侵入叙述者的语言之中。
因此，章学诚的总结从现代叙述学来看是不适宜的。叙述语言的特点正是“叙事之文”与“记言之文”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叙述行为托诸语言，人物的说话也托诸语言，因此，叙述转述人物的语言时，就是一种双重的语言行为。由于任何语言行为都有主体对语言的加工调节，转述语就有双重的加工调节，这就是整个语言中的语言问题的复杂性之所在。
（第二节） 转述语分类
转述语报告人物的语言，因此它是叙述语言的次级语言，就像人物叙述的故事是次级叙述一样，它是嵌在叙述者语言中的人物语言。
中国文学中的转述语形式问题至今尚未有人作过专门研究，这可能是因为汉语中没有主句和分句的时态对应问题，因此转述在技术上似乎并不复杂。但这只是表面现象，笔者认为缺乏时态对应使汉语中的转述语更加复杂。
在讨论各种转述语之前，我们必须先搞清一些基本概念。
首先，现代文论家对转述语各有各的分类法。赫纳地提出有五种转述语：
叙述独白(narrated monologue)
替代语(substitutionary speech)
独立式间接语(independent form of indirect discourse)
再现语(represented speech)
叙述模仿(narrative mimicry)
而热奈特建议分成四类：
再述语(discours narrativisé)
置换语(discours transposé)
转述语(discours rapporté)
无加工语(discours immédiat)
笔者认为他们的分类都太复杂，缺乏明显的划分规律，因此可以作以下划分：
直接式与间接式：直接转述语“直接记录”人物语言，(因此说话的人物在转述语中自称为“我”)；间接转述语由叙述者把人物的语言用自己的口气说出来(因此说话的人物就称为“他”)。这与我们学习初级语法时就知道的直接引语与间接引语是一致的。
引语式与自由式：有引导句(例如“他说”，或“武松道”等)为引语式，因为是明显地引用某人的话。不加任何引导句而直接从叙述语转入转述语的，称自由式。这样简单的划分互相组合，构成了四个小类。
直接引语式：
他犹豫了一下。他对自己说：“我看来搞错了。”
间接引语式：
他犹豫了一下。他对自己说，他看来搞错了。
间接自由式：
他犹豫了一下。他看来搞错了。
直接自由式：
他犹豫了一下。我看来搞错了。
而西语有时态对应问题，多一个标准。我在分类时有意不提一般语法书列出的重要标准——引号，有引号当然肯定是直接引语式，此时甚至不需要引导句。但是引号并非必须，而且引号问题正是中国传统小说转述语之复杂性的来源，中文原无引号。我们可以看到只有第一类直接引语式才用引号，而这引号，按照我已下的定义，并不是直接式转述语的必要条件。为全面起见，我们给第一类直接引语式一个“无引号亚型”：
他犹豫了一下。我看来搞错了，他对自己说。
这种亚型在现代文学中很常见。伍尔夫《到灯塔去》：
但是我自己的生活又如何呢？兰姆赛太太想道，一边在餐桌头上坐下来。
总的来说，这个分类标准很清楚——只消看人称与引导句。但是，在具体的叙述中，会出现问题的。首先，如果转述语中讲话者没有自称怎么办？如何区分直接式与间接式？引号当然是个有用的标志，但是引号也是可以省略的。在其他语言中，这个问题好解决：看叙述语与转述语之间时态的差别。时态有接续关系的为间接式，时态无接续关系的为直接式。在汉语中无此标志。幸而尚有其他一些标志可用，例如直接转述语中的语汇、用词、口气等应当符合说话人物的身份(即章学诚说的“为文之质，期于适如其人之言”)，而间接转述语中的语汇、用词、口气，在很大程度上是叙述加工后的混合式。
举高晓声《鱼钓》中的例子：
刘才宝看到了这一点，真正的决战开始了。
这是间接式，因为粗蠢如刘才宝，一般不用“决战”这样的书面词汇。这是叙述者的揶揄的语言。直接式就应当写成这样：
刘才宝看到了这一点。奶奶的，今天拼了。
《鱼钓》中有大量叙述者夺取刘才宝的主体发言权，把直接式偷换成间接式的例子：
刘才宝早经深思熟虑，决不因鳗鱼、乌龟而上当受骗，他要坚持下去，设法扭转局面。
这里“深思熟虑”的内容很明显是用间接式转述出来的。有时，说话者的自称用其他方式暗示出来。王蒙《风筝飘带》中有一例：
妈妈吓得直掉眼泪(a)。你才二十四岁零七个月，再过五个月才好搞对象(b)。
这里的b句无疑是妈妈对素素讲的话，称对方为“你”就是自称“我”，因此这是直接自由式转述。如果是间接式就应当写成：
妈妈吓得直掉眼泪。这孩子才二十四岁零七个月，再过五个月她才好搞对象。
茅盾的《幻灭》中也有一段：
五月末的天气已经很暖。慧穿了件紫色绸的单旗袍，这软绸紧裹着她的身体，十二分合式……慧小姐委实是迷人的啊！但是你也不能说静女士不美……你不能指出静女士面庞上身体上哪一部分是如何的合于希腊的美的金律，你也不能指出她的全身有什么特点，肉感的特点……
这里的“你”却是说话者(自言自语者)抱素的自称，也就是说，是“我”的另一种说法。因为这种比较两个女友的身体的肉感，是抱素一直在想的问题，所用的词汇和语气，也是抱素的，因此，这是直接转述语。
自由式与引语式的区分——引导句，在具体叙述中也会出现各种变体，引导句可以变得很模糊。还是《风筝飘带》的例子：
第一课：人。亚当需要夏娃，夏娃需要亚当。人需要天空，天空需要人。我们需要风筝、气球、飞机、火箭和宇航船(a)。阿拉伯语就这样学起来了(b)，这引起了周围许多人的不安(c)。你应该安心端盘子。你应该注意影响(d)。……
这里的四个小语段a是直接式，但是直接自由式还是引语自由式？这全看我们是否把b当作a的引导句，如果把b当作a的引导句，那么这就是他们所学的阿拉伯语的具体内容，只是略去了引号而已。同样，a小段是否引语，也要看是否把b看作a的引导句。
现在，让我们用《风筝飘带》为实例，找出转述语的诸种类型：
第一式：直接引语式。讲话者可以以“我”自称，有引导句：
“素素，醒一醒！”妈妈叫她。副型A：用引号，无引号短句：“而我的最宝贵时间是用来端盘子的。”她忧郁地一笑。副型B：有引导短句，但无引号：我在这儿呢！她向着天安门的回音壁呼喊。
第二式：间接引语式。讲话者可以用“他”自称，有引导句：半天，她才想明白，这个戴眼镜的小傻子的奶奶并不是自己的奶奶。
第三型：间接自由式。讲话者可以用“他”自称，无引导短句：素素总是挑剔，不满意，不称心。不，不，不。她不要代用品。
第四型：直接自由式。讲话者可以用“我”自称，无引导短句：她回城干什么呢？为了妈妈？可笑……报上说是一切为了毛主席，可我见不着他呀！
为什么转述语要这么多的类型呢？用这四种转述语转述完全相同的语句，其效果会很不相同。引导句的存在，语句从第一人称改到第三人称，都是叙述语境压力的结果，从这个标准来判断，直接自由式中叙述语境压力最小；直接引语式至少在语句的小天地中保持了说话者主体的控制；间接自由式中叙述语境改造加工了转述语，但因为没有引导句，所以人物主体意识与叙述者主流意识似乎在势均力敌地竞争；而间接引语式叙述语境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转述语句。
两种直接式的适应性较大，因为它们都是“照录”说话人物的“原话”，包括语调“质感”很强烈的感叹句。这时，几乎无法从直接式变成间接式。
《三国演义》第三十二回曹操破冀州执审配审问：操曰：“昨孤至城下，何城中弩箭之多耶？”配曰：“恨少！恨少！”操曰：“卿忠于袁氏，不容不如此；今肯降吾否？”配曰：“不降！不降！”这几乎完全无法变成间接式。
再举张辛欣《疯狂的君子兰》中的例子：赵大夫上上下下把卢大夫打量了一番。“老天爷，你可真是真人不露相呀！还跟我装整个一个不知道呢！”如果勉强改成间接式：“赵大夫上上下下把卢大夫打量了一番。他惊叫起来，他说赵大夫是故意假装，存心把事情瞒住他。”可以说，同样的内容已变成完全不同的叙述，不仅是主体意识的表现程度，语句的内涵和质地也完全不同了。赵大夫平时是斯文君子，在激动时却用了完全口语化(“整个一个”)的语调，间接语式就很难能反映语句的这种品质，叙述者的冷静分析语调取得控制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