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历史时期嘉陵江水系变迁的研究起步很早，早在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嘉陵江流域地理考察报告》上卷中就有对嘉陵江南充至合川间河道变迁史的论述，并认为略阳以上的嘉陵江原属于向东流注的汉水系统，以后被南流的嘉陵江溯源侵蚀，穿越翠屏山而劫夺汉水上游所成。最近周宏伟《汉初武都大地震与汉水上游的水系变迁》一文也认为嘉陵江上游水系在历史时期发生过重大变迁。该文称汉初以前今嘉陵江上游诸水本是古汉水的上游。公元前186年发生的武都道大地震造成今陕西宁强汉王山一带山体发生巨大滑坡阻断了古汉水,并在古汉水上游形成规模极为巨大的堰塞湖。至前161年,堰塞湖水南向溢流而夺古潜水河道下泄,又在龙门山以北的阳平关谷地形成新的“大泽”。随着堰塞湖和龙门山以北“大泽”的相继消失,到约8世纪,嘉陵江“袭夺”古汉水上游的历史过程完成。但近来也有学者对这一观点提出质疑，2011年10月西南大学历史地理所马强教授带领研究生对甘肃天水至陕西宁强段嘉陵江沿线作了实地考察，特别在周文所涉及的从阳平关到代家坝一带进行了重点实地勘查，发现这一地段并不存在一般河流故道卵石及侵蚀河岸的痕迹，从这一带地形上看，阳平关到代家坝之间有一海拔80～100米的坡岭，也不可能有大河穿越的可能，所以周宏伟嘉陵江“袭夺”古汉水河道的学术观点与实际地理状况不符。对嘉陵江流域洪水的研究，学界亦有不少成果，苗磊《西汉水与嘉陵江干流洪水遭遇分析》对嘉陵江干流与支流西汉水的典型历史洪水进行了调查，提出西汉水与嘉陵江大洪水基本不遭遇的结论。文廷海《明清时期嘉陵江流域洪灾研究》论述了明清时期嘉陵江流域的洪水灾害清代大大超过明代，分析了嘉陵江流域洪灾具有普遍性、频繁性、季节性、破坏性复合性的特点。何汝泉《唐代岷江、沱江和嘉陵江水域的水利开发》则对三江流域隋以前及唐代水利工程设施分布作了探索。在河流含沙量和径流量方面，许炯心《人类活动和降水变化对嘉陵江流域侵蚀产沙的影响》基于大量实测资料,用经验统计方法研究了人类活动和降水变化对嘉陵江流域侵蚀产沙的影响。结果表明,水利水保措施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降水减少,共同导致了嘉陵江流域产沙量的减少。许炯心、孙季《嘉陵江流域年径流量的变化及其原因》以嘉陵江的资料为基础,探讨了年径流量的变化及其原因,分析了水土保持措施减少径流的效应。
二、关于嘉陵江流域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
1.嘉陵江流域考古地理及水陆交通地理
嘉陵江流域是我国新石器时代重要的文化地带，上游地区分布的天水大地湾文化、汉中南郑龙岗文化、西乡李家村文化都在考古学界闻名遐迩。而对川东北段嘉陵江流域的考古地理过去一直缺乏应有的重视，赵炳清、蒋晓春《嘉陵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地理考察》依据考古资料着重对川东北地区的四川新石器四类遗址作以充分研究，并阐明了不同地理条件下四类遗址具有的不同经济意义。
嘉陵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川、陕、甘水路交通的重要通道，而历史交通地理的研究可以为铁路、公路的勘探、选线提供重要参考，1957年黄盛璋《川陕交通的历史发展》一文是嘉陵江流域历史交通地理方面重要的研究成果，并对襄渝铁路和西（安）汉（中）高速公路的选线提供了参考。在嘉陵江航运研究方面，林超等《嘉陵江流域地理考察报告》下卷中就有专篇论述嘉陵江流域的航运。李之勤、李进《嘉陵江上游古代航运的发展特点，认为嘉陵江上游的航运事业常因古代川陕地区大规模战争带来的紧迫军事运输需要而突然急剧发展，其发展具有明显的间歇性和跳跃性的特征。李进《清代嘉陵江上游航运述略》考证了清初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对嘉陵江上游的航道大力开发整治，使嘉陵江上游航运的发展达到空前高度，通航的里程也比任何历史时期延展许多。但是随着战争的结束，清代中期和末期，嘉陵江上游的航运就大为衰落了。李进《严砺疏导嘉陵江的时间不在元和年间》对严砺疏导嘉陵江水道的时间进行了考证，认为其时间上限当在贞元十五年七月以后。王开《受军事支配而大起大落的嘉陵江水运——兼谈故道与故道水》叙述了嘉陵江航运史上的几次沉浮，认为嘉陵江上游不能持续发展的原因一为险，二为滩。在嘉陵江流域内的蜀道研究方面，王代升《剑门蜀道与剑门蜀道文物》对剑门蜀道进行了考察，是较早的研究成果。1989年《成都大学学报》曾推出蜀道专集，以后又推出了“蜀道论丛”专栏。李之勤《金牛道北段线路的变迁与优化》考证了历史时期金牛道北段陕西宁强烈金坝至四川剑关之间的三条道路的变迁与优化。秦建明、白冬梅《嘉陵江郙阁栈道考察记》，通过对郙阁栈道遗址的考察，记录了这处古代秦蜀间交通要道的地理环境与现状。马强《汉水上游与蜀道历史地理研究》一书中也有专文论及嘉陵江流域的水陆交通。易宇《清代四川地区嘉陵江流域陆路交通研究》易宇：《清代四川地区嘉陵江流域陆路交通研究》，西南大学，历史地理学2011年硕士论文。则是嘉陵江流域陆路交通研究的最新成果。嘉陵江流域历史交通地理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兰渝铁路、十（堰）天（水）、宝（鸡）巴（中）高速公路等重要交通线的建设正在进行或论证，选线势必与嘉陵江流域历史上的阴平道、嘉陵陈仓道、米仓道交叉或重叠，参考历史地理成果也将不可缺少。目前川陕两省交通、水利部门恢复嘉陵江航运也在论证筹备之中，嘉陵江流域的历史地理研究将为这些重大工程提供重要学术参考。
2.关于嘉陵江流域历史军事地理
嘉陵江流域在中国军事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马强认为，楚汉战争期间萧何坐镇汉中支援刘邦反击三秦，唐代控制山南、剑南三道，南宋时期的抗金、抗蒙战争，清王朝平定吴三桂战争，嘉陵江都曾多次作为用兵和漕运的通道，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嘉陵江更是黄金水上交通线，乃川陕间军事运输的生命线。在20世纪60年代紧张的国际背景下，嘉陵江中下游又成为国家备战备荒战略下的三线建设重点地区，大量国防军工企业西迁沿江山区，都表明嘉陵江流域具有重要的历史军事地理研究价值。对嘉陵江流域军事地理研究较早的是黄盛璋，其《阳平关及其演变》论证了阳平关有古今之别并考证了其演变过程。《古剑门关考察记》也是较早的研究文章。陈言昌、何兴明《南宋抗元遗址——剑门苦竹寨》对南宋抗元时期的著名险关剑门关进行了研究。陈言昌《南宋运山古城遗址》考证了南宋的运山古城。唐唯目《钓鱼城古战场遗址》对国内目前罕见的、保存比较完整的古战场遗址钓鱼城的历史进行了详述。1991年出版的《钓鱼城与南宋后期历史》收集了30篇论文，其中许多文章分析了四川古代筑成、钓鱼城防御体系问题。王积厚《南充青居山在宋蒙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论述了南充青居山作为军事堡垒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在宋蒙战争中的地位、作用。
岳钊林《通江得汉城宋元以来的战略地位》、马幸辛《宋元战争中川东北山城遗址考》两篇论文也是对古代城堡遗址的考证研究文章。龙鹰、王积厚《南宋抗元遗址淳祐故城》考证了宋末抗元的战争中发挥过重要曾被称为“防蒙八柱”之一的淳祐故城遗址。唐冶泽《重庆南川龙岩城摩崖碑抗蒙史事考》在全面释读龙岩城碑文的基础上,利用历史资料,否定了兀良合台部攻龙岩城的说法,考证出这是蒙军纽璘部将车里所为,从而补充了龙岩城之战的有关史事。
结语
综上所述，嘉陵江流域历史地理研究在过去近百年的时间里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为我们今后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特别是在基本历史文献的开发与考订、嘉陵江上游地区性的历史自然地理、生态环境、嘉陵江流域中下游地区的历史交通地理、历史灾害地理与军事地理方面研究论著相对丰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嘉陵江流域的历史地理研究紧紧伴随着社会现实的需要与时俱进的鲜明特点。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该流域的历史地理研究呈现较严重的不平衡状态，存在不少尚需进一步深入的研究领域。在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中，都是专注于嘉陵江流域内的某一区域和单一地理要素的讨论，缺少全流域的历史地理田野考察，一些基本的问题如嘉陵江的正源问题、嘉陵江流域的历史气候问题、历史上嘉陵江航运及其干、支流的津渡、桥梁、航运运载能力的具体量化考察、嘉陵江全流域的考古、聚落地理、风俗文化地理等，嘉陵江流域的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则尚属空白。另外嘉陵江人文地理研究的薄弱之处同样体现在历史政区地理、历史信仰地理、经济地理中的矿业地理等很多方面，因而对于嘉陵江流域的历史人文地理研究来说，仍然任重而道远。
马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杨霄，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