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广杰
15世纪末16世纪初，活跃在印度洋的航海者为西方提供了多幅重要的地图，这些地图对于印度洋和东亚的描绘具有相当高的准确度，因为它们是基于印度洋航海者的实践经验而作。这些海员历来熟悉印度洋传统航线，对于邻近的东亚的认识也比较接近事实。16世纪初期，参考了印度洋航海者所绘地图的西方地图，往往能够较为准确地描绘出印度洋和东亚地区；这些西方地图在欧洲的流传，有利于正确认识的扩散。
16世纪中后期，日本传统的“行木（Gyogi）”式地图为西方人绘制日本地图提供了良好的蓝本。受益于此，西方对于日本地理的认识取得了快速的进步，顺利地摸清楚了日本地理的全貌。
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中后期，中国的诸多传统地图和地理学著述为西方的一些航海家、地理学家，以及相继来华的耶稣会士所熟识。他们以此为基础创作中国地图或地图集，经过长期的努力，终于比较全面和准确地认清楚了中国地理的面貌，其代表作是卫匡国和卜弥格的中国地图集。
一、印度洋航海图与日本“行木”式地图的作用
15世纪末16世纪初，印度洋航海者向西方提供了一些重要的航海图，帮助西方增进了对印度洋传统航线和东亚地区的认识。伊本·马季德绘制的航海图、印度卡利库特港航海图、1502年坎蒂洛地图有可能依据的阿拉伯航海图、阿尔布克尔克获得的爪哇水手图是这些航海图的典型代表。16世纪中后期，日本的“行木”式地图作为西方绘制日本图的蓝本，引导着西方较快地认清了日本的地理全貌。
（一）印度洋地区各类地图的作用
1498年4月，在为达·伽马船队引航的过程中，穆斯林航海家伊本·马季德为他们绘制了“一幅摩尔人形式的印度洋航海图”，图上绘有“经线和纬线”，而印度卡利库特港（Calicut）的萨摩瑞（Samorin）则提供了另一幅由当地人绘制的地图。这两幅地图可以为达·伽马船队提供关于印度洋的比较准确的、直观的印象，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对于这片海域的了解。同时使达·伽马船队此次“凿空”航行的信息更加易于保存，因为它们可以落实在地图上，而不用单凭记忆，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已取得的经验的丧失，为后来葡萄牙人通过这条航路源源不断地前往东方敞开了宽阔的大门。
欧洲1502年坎蒂洛地图可能是一位葡萄牙制图者的作品。坎图仍然明显地受到了托勒密地图的影响，存在着诸多错误，例如，马来半岛向南延伸得过多，苏门答腊岛和马达加斯加岛被放到了错误的位置，而对于摩路加群岛以东地区的描绘则完全陷于幻想之中。但是，它是第一次对托勒密地图中的亚洲轮廓进行了显著修改的世界地图，取得了多处令人赞叹的进步。在坎图上，亚洲南部海岸线的轮廓已经有了比较清楚和正确的描绘；印度半岛的面积尽管被低估了，但是它的轮廓清晰地展现了出来；它还大大地缩减了亚洲所跨的经度，使亚洲最东端大约只延伸到东经160°，与事实的符合度比较高。初到东方的葡萄牙人还没有来得及对这些地方进行实地考察，难以独立地获取这些正确认识，所以充分参考了当地已有的地理学成果才是比较合理的解释。事实上，1502年坎蒂洛地图很有可能是基于阿拉伯人的航海图而作的。
坎蒂洛地图发行量比较大，在欧洲流传广泛，它对亚洲的描绘也随之被其他欧洲地图援用，使更多的西方地图获得了有可能来自阿拉伯人的帮助。16世纪初期，葡萄牙出现了一批与坎蒂洛地图相似的地图。它们也与坎图一样，通过走私或者（公开）出售，流向了国外，大多落脚于德国和意大利，成为这两个地区的学者绘制和修改地图的范本；也有一些进入了尼德兰，安特卫普的鲁驰（Johannes Ruysch，约1460—1533年）就是以坎图和凯里奥（Canerio）地图为基础绘制自己的地图的。于是，直接获益于坎蒂洛地图，间接受益于很有可能来自阿拉伯人的航海图，西方多处地区修正了对亚洲的描绘，这就加快了突破托勒密地图权威的进程。
1511年，阿尔布克尔克（Albuquerque）获得了一幅由一位爪哇水手绘制的地图，这幅地图展示出了好望角、葡萄牙、巴西、红海、波斯湾、香料群岛，以及中国和日本的状况。1512年，这幅爪哇地图的某些部分的复制品被添加了爪哇名称的音译名，然后呈送给了曼努埃尔国王。欧洲著名学者罗德里格斯（Francisco Rodrigues）在写于1514年的《书籍》中插入的某些地图很有可能采用了这张爪哇水手图上的资料。《书籍》中的一幅地图描绘了从孟加拉湾（Bay of Bengal）到班达海（Banda Sea）之间的海岸线，比较忠实地反映出了该海域的面貌。罗德里格斯对这条海岸线了解不多，如果没有爪哇水手图的帮助，那么他的这幅插图就难以达到比较符合事实的程度。另外，16世纪初期，在向东方扩张的过程中，葡萄牙人绘制的亚洲东部海域图，大都结合了当地已有地图上的信息。
印度洋航海者提供的航海图，帮助西方人初至东方就比较正确地了解到了印度洋和东亚地区，巩固了新开辟的航路，免除了许多重复探索的辛劳，为西方更加精确地探索亚洲地理面貌奠定了良好的认知基础。
（二）日本的“行木”式地图的作用
1459年，弗拉·毛罗地图在西方首次绘出了单独的、单岛屿的日本形象；1554年，赖麦锡出版的地图也把日本描绘成了同样的形象；稍晚一些时候出版的西方地图开始出现本州（Honshu）、四国（Shikoku）、九州（Kyushu）三座岛屿；1558年，欧蒙（Diogo Homem）地图比较准确地描绘出了这几座岛屿的轮廓形态，以及它们与亚洲大陆的关系。这三座岛屿在西方地图上的出现，主要得益于作为蓝本的日本“行木”式地图。
1548—1549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尼科罗·郎西罗图根据日本人提供的信息，了解到北海道岛以及“阿伊努人”的信息，并把它们传入欧洲。1561年，葡萄牙学者老巴托罗谬（Bartolemeu Velho）绘制的一幅平面球体图，很有可能是在参考尼科罗·郎西罗图提供的信息的基础上完成的。该图对于北海道岛的描绘比较准确。这是西方地图上第一次完整地、比较准确地描绘出日本四岛。
1568年，多拉杜（Fernao vaz Dourado）在西方首次绘出了一幅专门的、单独的日本地图，和后来的一些日本地图所具有的一个共同点是，他们在图上比较准确地标出了许多日本地名和行政区划的名称。这些名称往往依赖耶稣会书信而获得。于是，在西方的地理观念中，《马可·波罗游记》中的模糊的、传奇式的日本形象〖逐渐地褪去了，取而代之的是比较准确的、现实的形象。
不过，1568年多拉杜的日本地图面世后，西方仍有一些日本图只描绘了除北海道岛以外的三座岛屿。典型代表是，由耶稣会士特谢拉绘制的，收录于奥特留斯《地理大观》中的1595年日本地图。它虽然没有绘出日本全图，但是对于本州、四国和九州三座岛屿的描绘相当准确，并且标注了日本的许多重要城市的名称，其翔实程度远远超越以往西方地图上的日本形象。这幅地图也是以“行木”式地图为基础而绘制的。
西方能够逐步地、比较准确地绘出完整的日本四岛地图，并且其翔实程度不断地提高，关键在于参考了日本传统的“行木”式地图。原因在于，16世纪中后期，在日本活动的西方人主要是耶稣会士，他们的数量一直较为稀少，常常是寥寥数人在各地奔波传教，无力开展规模较大的实地勘测活动。因此，充分地利用日本已有的地图是他们绘制日本图的必然选择。在“行木”式地图的帮助下，西方认识日本的进程大为加快，在“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就认识清楚了日本的基本面貌”。
二、中国的传统地图与地理学著述的作用
1583年9月，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年）与罗明坚（Michele Ruggleri， 1543—1607年）进入中国内地，并且获得了在肇庆的居住权。这是耶稣会士实地考察中国地理，同时搜集和利用中国地图与地理学著述的开端。在此之前，中国地理学的西传颇为不易。一方面由于旅居中国的西方人中，缺乏有意识地搜集和传播中国地理学的学者，另一方面是由于旅途的漫长和艰险。
耶稣会士进入中国后，由于他们尽心竭力地勘察中国地理，搜集和利用中国地理学成果；加之环绕非洲的新航路已经开辟，东西方交通更为便捷，所以中国地理学西传的速度明显加快。
但是，中国幅员广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地形地貌复杂多样，文献资料卷帙浩繁，致使耶稣会士在认识中国的过程中，不得不花费相当长的时间。他们既查阅中国的文献，也做实地考察；前者是主要的，后者是辅助的。原因在于，来华耶稣会士虽然都是渊博的学者和干练的实践家，但是个人的能力和精力总是有限的；相继来华的耶稣会士虽然总人数并不算少，但是面对庞大的中国，他们的数量就微不足道了。在当时极为艰苦的陆地勘测条件下，单独依靠耶稣会士，难以对中国开展规模较大的实地勘测活动。幸运的是，中国长期积累的文献资料，可以为耶稣会士提供直接的、丰富的和比较准确的地理学成果，恰好弥补了他们劳动力不足的缺陷。可以说，来华耶稣会士参考中国已有地理学成果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决定着他们对于中国地理面貌的认识水平。
（一）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40年代西方对中国资料的利用
1563年，欧洲历史学家巴罗斯（Joao de Barros）在其出版的著作《亚洲》（Asia）中采用了译自中国地理学文献的资料。1588年航海家卡文迪什（Carvendish） 把他在菲律宾获得的一幅（中国人绘制的）中国地图，带回了英格兰；英国学者哈克卢特（Hakluyt）于1590年出版的《航海与发现》（The Principal Navigations）中包含的有关中国的信息就是从这幅地图中获得的。1590年，耶稣会士鲁杰罗（Michele Ruggiero）把他在澳门获得的一幅（中国人绘制的）中国地图带回了罗马。随着直接从中国获取的资料的增多，西方对于中国的认识日渐准确和丰富起来。
17世纪初期，英国船长萨里斯（John Saris）曾经在东方海域中活动，并且在班特姆（Bantam）从一个中国商人手中获得了一幅中国地图。1614年，他把这幅地图带回了伦敦，后来，哈克卢特和塞缪尔·珀切斯（Samuel Purchas）也先后获得过这张地图。珀切斯即以此图为依据绘制了一幅中国地图，作为他的《朝圣》（Purchas His Pilgrimes）的附图，一起于1625年出版。曾德昭（lvaro Semedo）写有葡萄牙语作品《中国及其邻国的传教报告》，1643年该作品出现了意大利语版，名为《中华大帝国志》（Relatione della grande monarchia deaal Cina），1655年，这部意大利语作品的英译本出版，名仍为《中华大帝国志》（The History of That Great and Renowned Monarchy of China），该英译本附有一幅中国全图，它与珀切斯地图几乎完全相同。珀切斯与曾德昭应当是依据同一幅中国地图来绘制他们的中国地图的。因为有了中国地图作为蓝本，所以这几幅西方地图上的中国轮廓都具备了一定的准确度。
利玛窦编绘的世界地图上，对中国的描绘比较切实，主要原因在于他充分地参考了中国的地理学资料，尤其是利用了《广舆图》。因此利玛窦地图能够为西方人提供更为正确的中国地理信息，明显超越了以往西方地图对中国的描绘。
不过，16世纪末17世纪初，西方流行的中国地图，仍然存在着许多歪曲的描绘。1584年，欧洲出版了第一幅中国地图，它收录于奥特留斯编辑的《地理大观》中，这幅地图是按照葡萄牙制图学家巴尔布达的设计来绘制的。这幅地图对于中国的轮廓、水系的描绘多凭想象，谬误百出，但是仍然在欧洲地图界占据了大约一个世纪的统治地位，在此期间，欧洲人绘制的其它中国地图，多模仿此图。即使视野开阔如墨卡托，也把它作为编绘地图的依据之一。1635年，布拉厄（Blaeu）兄弟出版了《新地图集》（Novus Atlas），对于中国的认识有所增进，但是仍然存在着诸多舛误。例如，它把长城的位置画得过于偏北，错把朝鲜半岛绘成岛屿状等。西方对于中国地理面貌的认识，还需要进行重大的修正，而这项任务由卫匡国和卜弥格在充分参考中国已有地理学成果的基础上完成了。
（二）17世纪50年代卫匡国和卜弥格的中国地图集
卫匡国（Martino Martini， 1614—1661年）创作的《中国新图志》（Novus Atlas Sinensis），由十七幅地图组成，即一幅中国全图，十五幅分省图，以及一幅日本图。这套地图集还附有171页的文本资料，作为地图的解说。每一幅分省图都划分出了次一级的行政单位，清楚地划分出了府、州、县，并且用汉字标明了中国的53座大城市的名称。地图上的中国地理学元素非常的翔实，差不多只有经纬线还在提醒人们，这是一套欧洲人绘制的地图。
卫匡国是在充分参考中国已有的地理学成果的基础上创作出这部图集的。他参考了中国的多部方志，以及《广舆记》和《徐霞客游记》等作品。此外，他的参考书中还有可能包含其他的地图或者地图集。例如由苏轼题作序而在明朝重印的匿名者的作品《历代地理指掌图》，以及吴学俨和朱绍本的《地理综要》，这部综要也是以《广舆图》为基础的作品。其中，《广舆记》有可能是他所依据的最主要的参考资料。这些资料大多属于明代中期（15世纪中叶至16世纪后期），《中国新图志》也基本上反映了明朝中期的中国地理面貌。
在《中国新图志》的创作过程中，中国的已有的地理学成果是卫匡国的主要资料来源，远重于他对中国的亲身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