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涉足东方贸易的意大利人已经开始留心收藏珍贵的华瓷，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和费拉拉的埃斯特家族是其中的杰出代表。1487年，埃及苏丹就曾赠予豪华者罗伦佐·美第奇一批中国青花瓷瓶。佛罗伦萨公爵科西莫·德·美第奇1545年托人以他的名义从埃及捎回瓷器和地毯，1553年其财产清单上列有瓷器达373件。数个世纪中各种东方瓷器一直在美第奇家族的收藏清单上占有重要位置。其他意大利人士，如那位将签名刻在仿华瓷作品底部的米兰物理学家塞塔拉、博洛尼亚纨绔侯爵费迪南德·科斯皮（Ferdinando Cospi）等留下的收藏清单中都包括以东方瓷器为主的多种东方艺术品。
随后，葡、西两国在东方瓷器的收藏上也不愿让意大利专美。里斯本曾是华瓷最早的西欧卖场，为收藏者们提供了丰富的选择。在西班牙伊萨贝拉女王留下的财产清单中，“瓷器是所有珍宝中最令人垂涎的”。卡洛斯一世曾专门向中国订购印有王族徽记和画押字的瓷器，这种“纹章瓷”随后在西欧盛行起来。名声赫赫的菲利浦二世收藏的瓷器则高达3000件。
在英国，最早的收藏记录来自1516年坎特伯雷大主教沃尔海姆（Archbishop Warham）向牛津大学新学院赠送的青瓷碗。斯图亚特王朝对于收藏华瓷颇感兴趣，詹姆斯一世曾特意去阿姆斯特丹选购瓷器。17世纪末，玛丽二世也以其丰富的瓷器收藏而闻名。英国各阶层对于收藏东方瓷器可谓不遗余力，笛福曾提到：“没有中国花瓶便不成其为第一流的宅邸。”
哈布斯堡家族对东方瓷器的收藏在德意志最为著名。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及佛兰德的统治者玛格丽特非常喜爱中国瓷器，斐迪南德大公在安布拉斯的藏品中有241件华瓷，包括大量明代青花瓷。萨克森、黑森、巴伐利亚、勃兰登堡等地的诸侯对东方瓷器的兴趣也不逊于皇室。奥古斯都二世，作为萨克森选侯和波兰国王，从1694年到1733年在位期间，建造了许多宫殿，宫殿里拥有大量的瓷器等东方艺术品。和其他帝王一样，奥古斯都热衷于收藏中国瓷器。1717年，他以600名全副武装的萨克森近卫骑兵交换了普鲁士腓特烈·威廉一世的一批瓷器，这些瓷器也从而得名“近卫花瓶”。奥古斯都对于中国瓷器的痴迷，由此可见一斑。德累斯顿的“日本宫”，是奥古斯都专门用来展览其瓷器收藏的宫殿。“日本宫”多达30个厅，每个厅以一种色调为主，标志着这一时期瓷器展览的顶峰。
法王弗朗西斯一世在枫丹白露收藏有精美的瓷瓶、瓷碗，廷臣罗伯特的财产清单记有由葡萄牙商贩从中国运去法国的42件白瓷。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中国藏品更难以历数。1670年路易十四动工修建瓷宫，他在凡尔赛宫里为情妇修建了特里亚农瓷宫，即中国青花瓷宫，瓷宫内摆放了许多中国花瓶及家具。从路易十四到路易十六，巴黎宫廷对于东方瓷器的热情从未消散。黎塞留、马萨林、科尔贝等股肱之臣也多为凡尔赛宫的风尚濡染，成为东方瓷器的爱好者，他们府邸中都陈列着许多华瓷珍品。
除了瓷器外，丝绸制成的中国旗、上漆中国盾、象牙水仙、竹床、镶嵌有珍珠和红宝石的金丝软帽、玳瑁筷子、斑蝥羽翼、桃花心木凳子、棋盘、灯笼、藤帽、瓷衣帽撑子等，都出现在欧洲人的收藏单中。收藏者的身份更是呈现多样性，有教皇、君主、诸侯、新老贵族、商人、学者、艺术家、博物学家、人文主义者、医生、特殊工匠等等。收藏的形式亦不拘一格，从壁柜、储藏室、收藏室到陈列馆、展藏厅，不一而足，这显示出收藏东方物品已成为当时社会各界共同追逐的时尚风潮。
（二）东方物类引领消费风尚
在探究东方物类对欧洲消费风尚影响时，我们会发现，东方的异域浪漫色彩以及东方器物本身材质的巧夺天工交织成了一种文化符号，在欧洲社会流行风尚中占据着中心舞台。从佛罗伦萨到巴黎，近代欧洲各阶层慕求的时尚定义绝离不开东方物品这一重要注解。
欧洲商人很早便前往东方搜求珍贵丝绸原料，地中海东岸各港口是主要的丝绸市场，丝绸是所有商人的宠儿。早先有限的东方丝绸主要借助陆路抵达地中海东岸港口，由南欧商人输入西欧，新航路开辟后，这一局面部分改变。到16世纪末，香料经长年巨量进口后市场渐趋饱和，海外的欧洲商人忙于寻找新的替代商品，并将目光锁定在一直享有盛誉的东方丝绸上。丝绸的主要供应地包括中国、土耳其、波斯、印度、东印度群岛等地，其中中国丝绸材料优良、织造技艺高超，早期入欧的高档丝绸制品主要来自中国。17世纪中叶前，东方丝绸对欧输出势头持续旺盛。中国丝绸从澳门等地通过远洋商船源源不断输入果阿、里斯本，1635年的记载显示，每年经澳门运抵果阿的中国丝绸约有6000担。1590年输入西班牙的中国丝货价值18233杜卡特（ducat），1609年剧增至88687杜卡特。
在海上丝绸之路昌隆之时，陆上丝绸供应并没有中断，波斯萨法维王朝肇基之初便向西欧表达了外销丝绸的愿望，在占据里海沿岸的产丝地区后，波斯开始积极寻求与欧洲国家开展陆上丝绸贸易，阿巴斯一世时，波斯连续派出使臣携带样本出访威尼斯、托斯卡纳、西班牙等地，就丝绸贸易进行谈判，最终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等西欧商业公司达成了贸易协议。
东方丝绸在数世纪中直接影响了欧洲人的日常穿戴，上流阶层极为喜爱丝绸秀雅的色彩、异国情调的纹饰，而东方丝绸相对低廉的价格也向城市中产阶级打开了大门。东方丝绸的使用在欧洲人的生活中比比皆是，手帕、服装、鞋面、床罩、帷幔、窗帘以及家具罩布都有它的身影。墨西哥总督经常将一些上佳的中国丝绸制品贡给西班牙宫廷，国王菲利浦二世就曾对一条中国绣花被单赞不绝口。路易十四时期，中国丝绸纱帐在宫廷中如此常见，时人竟然戏谑地称床为“纺织品下的大立方体”。中国丝绸因穿戴行走时的摩擦会发出撩人心弦的丝鸣声而格外受到贵妇们的欢迎，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夫人就曾身着一袭有花鸟纹饰的中国丝绸长裙登场，所到之处成了凡尔赛沙龙的目光中心。中国丝绸、织锦上的古典华贵之图案深得贵妇的喜欢，有些贵妇甚至以丝绸为面料来做高跟鞋的鞋面。1503年，欧洲上流社会首次开始使用丝绸手帕，这与东方香料的引入也大有关系，扑有香粉的手帕成为欧洲时尚界的一道风景，亮出手帕的举动成了欧洲贵妇们展示魅力、显示富贵的动人伎俩。
路易十四和蓬巴杜夫人都极为喜爱东方物品，这使得东方物品贸易盛极一时。当时巴黎是西欧的时尚中心，王庭和凡尔赛宫则是巴黎时尚之风的源头，法王和他们的情妇们的审美趣味直接引领了西欧上流社会的时尚风向，当时的人写道：“我们现在只根据蓬巴杜夫人的好恶生活；马车是蓬巴杜式，衣服的颜色是蓬巴杜式；我们吃的炖肉是蓬巴杜风味，在家里，我们将壁炉架、镜子、餐桌、沙发、椅子、扇子、盒子甚至牙签都做成蓬巴杜式！”
同样，印度的棉织品抵达欧洲后也风靡一时。15世纪末最早的一批印度印花布被葡萄牙人运回伊比利亚，立刻引起轰动。法国的妇女们对印度花布非常感兴趣，花布被用于穿着的同时还用来装饰居室。印度花布甚至越出城市，在乡村地区热销起来。经聚集在里斯本的西欧各国商人转销后，这股风潮很快传播到欧洲各地。鲜丽、耐洗的印度布料更美观，比之贵族身穿的丝绸锦缎也更便宜，在平民中引发了一场衣饰革新。在荷兰乡下，印度棉布制作的各种款式的衣服十分流行，巴黎的劳动阶层到18世纪末亦拥有大量棉布衣裳。
印度棉布充斥着欧洲市场，成为大众衣装的主要面料之一，对欧洲传统的丝绸业和毛织业形成威胁，竟引起了各地纺织工会的强烈抗议。1686年法国政府为此颁布了禁令，对从印度进口的花布设限。到1701年，英国政府也对泛滥的印度花布下了禁令。但英国妇女们依然迷恋穿着印度花布织成的衣裳，终于在1719年酿成伦敦织工骚乱。纵使如此，直到工业革命早期，印度棉布仍一直位居英国的主要进口商品清单上。
综观丝绸、棉布等东方商品在欧热销的历史，它们都曾在各个时代作为举世瞩目的奢侈品带动了西欧的消费风尚。
（三）室内装饰中的东方物类
在室内装饰方面，东方物类极大地丰富了欧洲人的审美生活。在巴洛克和洛可可时代，国王、贵族、富商的情妇们的宅邸代表了家居装饰的奢华极限，在他们的居室中，土耳其和波斯的地毯蔚为风尚，中国、日本外销瓷器被频频用作装饰品。
1.家具
在17—18世纪，中国家具以纹饰、漆彩的高雅和山水画图案的自然情趣，在法国掀起了一场流行风暴。当时的权贵之家，无不以室内陈设的中国漆柜、屏风、雕花镂空家具而自夸。富裕起来的中产阶级，他们大胆追求自由，同时又倾心于贵族式生活，品质高贵又结合了自由格调的中国家具因此经年畅销。
明代中国家具达到了传统工艺的顶峰，日本漆饰家具也在桃山和江户时代达到了很高的工艺水准，当时出口的东亚家具从装饰手法上来说有雕饰、漆饰、金属装饰和镶嵌装饰等几种，其中漆制家具占有重要地位。凡尔赛宫处处弥漫着东方风情，17世纪60年代，路易十四为王宫购进了大量从荷兰等国转口的中国漆器与中国漆木家具。以“中国风”为代表的东方风格曾在贵妇人主持的沙龙中风靡一时，中国家具也成为了沙龙的重要陈设。在蓬巴杜夫人身为凡尔赛沙龙主人的时期里，经营东方艺术品的巴黎杜伟司商店为了迎合路易十五和蓬巴杜夫人进口了大量中国家具，其中有许多被送入了凡尔赛宫。在王室的带动下，使用中国家具的风气蔓延到了富贵阶层。
著名的家具设计师切普代尔于1754年出版的《绅士与家具指南》中，他将明代家具与哥特式、洛可可式家具并称为家具的三大门类，给予中国家具极高的评价，这更巩固了中国家具在上层人士眼中的崇高地位。切普代尔设计的家具风格有明显的中国明代家具特色，他在装饰上大量采用中国建筑装饰中的窗棂格结构，以透雕和浮雕的形式加以表现，造型上则借鉴中国家具的简洁、明快之风，这种与当时欧洲先前的主流家具显著不同的风格大受女性顾客的喜爱。英国著名的建筑大师钱伯斯，他也曾设计过“中国风”的家具，并在1757年出版了《中国建筑与家具设计》一书。
2.瓷器和漆器
东亚出口的漆器和瓷器是西欧室内装饰的重要内容。荷兰最早使用来自中国和日本的瓷餐具，而后开始将瓷器收藏与室内装饰联系起来。作为一种装饰部件的瓷器橱柜在17世纪后半期的宫廷和奥兰治·纳索家族的乡间宅邸中很风行。“用东亚艺术品作室内装饰……”都是从荷兰发展起来的，1712年出版的马罗的《荷兰式壁炉范本》明确指出了把大量瓷器陈列在壁炉上的装饰法是从荷兰发源的；在炉上放镜子可能也发源于荷兰；还有在墙上用中国漆板作装饰。把瓷器放在壁炉烟道上是由法国人发明，继而传播到其他国家。当时的法国著名设计师布隆代尔就在著作《建筑讲义》里提倡在壁炉烟道上摆放瓷器，辅以绘画和浮雕的做法。法国人好用5个以上的瓷器陈列在烟道上，以镜子为中轴，由大到小左右对称排列开去。
用东亚漆器、瓷器作室内装饰最盛行的地方是法国。据史载最早出现的以中国风格完成室内装饰的建筑是1670—1671年间的特里亚农瓷宫，路易十四就是为了效法南京中华门外报恩寺的琉璃塔而兴建瓷宫。特里亚农瓷宫采用大量蓝白两色的釉陶贴面砖，宫内的中国瓷器以描金青花瓷器居多。当时各国王室在营造东亚风格装饰上可谓不遗余力，路易十四一次就花去600法郎来修饰墙壁的金花和涂漆。尽管特里亚农瓷宫只展示了17年就被拆除，但此后兴建“中国房间”的风气迅速扩散。德国、瑞典、西班牙等国家纷纷仿效法国修建中国屋，这类中国房间借用大量中国艺术品装点居室，其中，瓷雕是最重要的道具。
3.地毯和壁纸
对于世世代代传承保密手艺的波斯工匠们来说，地毯是家居用品，同时也是书画作品，同样，波斯地毯输入西欧后既用来保暖，也用来装饰。波斯地毯制作历史悠久，到萨法维王朝时达到工艺顶峰，此时的波斯地毯使用羊毛、棉、真丝、金丝和银丝等多种原料，融阿拉伯、印度、中国图饰风格为一体，质地优良，织艺精湛，不但具有极好的保暖功能，还是远近驰名的艺术品。其中伊朗本地出产的真丝既增添了地毯的华贵，又为其注入了流光溢彩，使地毯色泽润丽，反光效果更佳。真丝部分通常构成了地毯的主题图案，是整张地毯的点睛之笔。萨法维王朝时，大不里士、赫拉特等地出产的地毯随着对外交流加强而蜚声国外，经常作为馈赠欧洲权贵的礼品，成为王后殿阁和富商宅第争相陈设的奢侈品。
波斯地毯因为制作的纯手工性以及技术的保密，没有两张波斯地毯完全一样，这便大大增加了其装饰价值。当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视觉艺术臻于极盛时，当时世界上最好的伊斯法罕地毯也在西欧王宫、皇室、教廷和贵族宫邸中像珍贵的油画一样被高高悬挂，那些弥漫着浓郁波斯风情的中心葵、棕榈叶、藤蔓、花草等精美纹饰也与文艺复兴画作一道在为这个伟大的时代增光添彩。另外，印度莫卧尔王朝时期的地毯织造曾深受波斯影响，如主要生产于17世纪的印度伊斯法罕地毯直接模仿伊朗赫拉特地毯，曾被英国东印度公司大量转卖到欧洲。
路易十四时期，中国的纺织艺术品开始用于装饰墙壁，凡尔赛“镜厅”就曾陈设着头等的中国书橱、桌椅，上面覆有绣金龙花纹的丝绸。自17世纪后期开始，中国、日本进口的漆绘壁板和皮革在西欧风行起来，但因其价格高昂而限于富贵人家。随后，印度棉布大量输入，除了作为服装面料，绘有图纹的印度花布也广泛用于室内装饰，还因为价格相对低廉而在不少场合替代了壁毯和漆绘壁板。
但真正在价格和审美上同时征服欧洲人的室内装饰材料还要数中国壁纸。欧洲有在墙壁上装饰纺织品的传统，如挂毯、刺绣和锦缎织物等，后来的壁纸是作为这些墙壁装饰物的廉价代替品而出现的。中国壁纸以其优良的质地、精巧的工艺和异域情调，受到了欧人的极大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