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95年世界基督徒学生联盟成立时，这个组织还不算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性组织，因为它的成员全都来自欧洲和北美。但是在穆德的努力推动下，很快便有其他种族和肤色的基督徒学生团体成立和加入。穆德周游列国，到访南美、中东和亚洲，协助印度、锡兰（日後的斯里兰卡）、澳洲、新西兰、中国和日本等地的学生，成立学生组织，并加入联盟。
1895年，穆德展开第一次环球之旅。他在联盟成立後，先在欧洲好些国家作联络工作，推广普世学生事工的异象；接著访问中东、锡兰、印度等地，倡议成立[印度与锡兰大专青年会联会。]（ The Intercollegiate YMCA of India and Cevlon)， 加入成为联盟的会员，并推动印度学生志愿运动。他从印度乘船南下澳洲和新西兰，协助成立[澳洲基督徒学生联会]（The AustralasianStudent Chistian Union）。 1896年7月29日，穆德经过香港，然後转入中国大陆，到访广州、上海、烟台、北京口天津、汉口、南京各地。这是穆德首次踏足中国。中国是当时全球最大的传教工场，当时共有五千位更正教传教士到中国各地传教。这次旅程的最後一站是日本，而最後的一个成果是日本全国基督教青年协会成立。穆德将他的行程报告编成一本书，题为《征服世界的战略据点： 大专学院与基督教的推展》（Strategic PointS in the WOrld’sConquest：The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as related to theProgress of Christianity，1897）。
穆德的第二次亚洲之旅是在1901至1902年间，他先後到访日本、中国、香港、锡兰、印度等地。在行程中，他不单与当地的欧美传教士联络，亦与不少当地信徒领袖接触。从这些既能干又有丰富属灵经验的人身上，他认定基督教已於亚洲植根。。
1897年7月，世界基督徒学生联盟在诺非尔召开第一届大会，嗣後每两年召开一次大会。与学生志愿运动不同，联盟的会议一般规模较小，大约只有百位来自不同地方的代表参加，旅费一般由穆德向富有的朋友筹募。
1910年6月10日，一个重要的普世传教会议在苏格兰的爱丁堡召开，是为「爱丁堡传教大会]（Edinbrugh MissionaryConference）。这不仅是首次世界性的传教大会，对教会史家来德里（Kenneth S． Latourette，1884-1968）而言，这次大会更象徵著基督教和西方文化的全球扩张，标志著一个伟大时代的开始。有关召开一次世界性的传教会议的构想源自1907年举行的「北美海外传教会议。（The Foreign Missions Conference of NorthAmerica），在穆德及其他主催者的积极推动下，来自不同国家的一千二百名差会代表、传教士及教会领袖，云集爱丁堡参与是次盛会。穆德作为主席主持整个传教会议，亦在会上作了重要的报告。他再次确认向未信基督的民族传教是教会至高的责任，而现今正是践行这个使命的最好时机，故全球各地的教会和信徒必须携手合作，集中传教资源，俾能更快更有效地完成这个使命。会议的成果是一本厚达二百五十页的报告：《基督教使命的决定性时刻》（TheDecisive Hour of Christian Missions）。
大会拟筹备成立一个普世的传教组织，并首先组成绩行委办会（Continuation Committee）以董其事，穆德被选为主席。委办会刻意吸纳後进教会的代表，来自中国的诚静怡亦是委员之—。不过，由於他及其他亚非代表根本不能长途跋涉地前来参加会议，故委员会仍由欧美代表主持和运作。续行委办会在1910年通过一份宪章，并决定出版一份传教刊物：《国际传教评论》（InternationalReview of Missions），於1912年1月创刊。
尼西亚信经强调教会有四重特质（参页48），独一与大公（catholicity ）是其中的两项。奥古斯丁在对付多纳徒主义时便曾提出：教会最重要的本质不是圣洁而是爱，教会分裂正破坏了教会这个最基本的特质，所以主张分裂者就是异端。可见在初期教会中，追求教会合一占了关键性的位署。任何从大公教会中分裂出去的教派，都被判定为异端。大公教会甚至宣称它是真理和救恩的总代理，教皇是使徒在世的代表，教会的门就是救恩唯一的门。任何人离开大公教会的檐下，必然走往灭亡的道路。
可是，教会的合一却是不易维系的。尽管大公教会宣称拥有独占的真理，并且将《圣经》的诠释权牢牢握在手里，也无法阻止人因着各样的理由，从这个普世的信徒群体中分裂出去。早在宗教改革以前，教会已曾分裂过许多次。它之所以能够在西欧长时期维持合一，真正的关键也不在信仰本身，而在教会所拥有或所能援引的政治权力。事实上，单凭认可同一个真理，是不可能使不同的教会成员黏合在一起的。真理即或只有一个，人仍色对之作不同的理解，很难达成一致的看法。《圣经》虽然只有一本，但对《圣经》的诠释却是五花八门，言人人殊。所以，要教会维持合一；非在一定程度内诉诸权力不可。[正统] 一词，代表的不仅是真理，也是权力。
在大公教会权力所不及的地方，分裂是在所难免的。第七世纪回教势力入侵近东後，东方教会纷纷与君士坦丁堡教会割断关系。
叙利亚、伊朗、埃及等地都在回教势力的管治下，政府和人民既然再不受信奉基督教的东罗马帝国辖制，教会便跟大公教会再无相通，它们沦为名副其实的小教派。这些教会至今仍然存在，却与其他教会甚少联系。
1054年，西欧与东罗马帝国因著政治上的长久割断，东西方教会正式分裂，形成东正教与罗马大公教会。1517年，随著民族主义而兴起的宗教改革运动，西方教会再分裂为天主教及更正教两大阵营。并且，宗教改革一开始，更正教便不是一个团结的教派，却是由多个不同种族、派系与运动所组成的。由於宗教改革，更正教主动由大公教会分裂出来，为了合理化其分裂的行论，改教者必须坚持自己信奉的教义是唯一正确的，而坚持真理比维护合一更为重要。真理不容退让，惟有在对真理的看法相同的前提下，合一才成为可能。这是更正教在合一问题上的主要观点：真理的相同才是最根本的，组织上的合一只属次要的考虑。在十七世纪更正教经院神学时期，更正教神学家大都高举这个先真理、後合一的主张。
不过，若得先在真理的看法上谋求一致，才能讨论合一问题的话，那合一便仅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理想。人们在意见不合时，往往会夸大双方的分歧，将分裂行动合理化，但事实上分歧却不一定如此悬殊。宗教改革迄今已近五百年，我们看到更正教的宗派数目有增无减，基督教机构如雨後春笋般不断成立，并无任何证据证明它们正朝著合一的方向前进。那些新兴的宗派与机构，为了合理化它们另起炉灶的行动，乃在教义及真理诠释上突出某个其实并不那么重要的特点，扩大它们与传统宗派和组织的迥异处，甚或刻意制造悬殊的差距（譬如灵恩派总爱指摘传统教会只重基督不重圣灵，或要求别的宗派在灵恩与组织中间作抑此或彼的选择）。它们建造教义和礼仪的屏障藩篱，而非拆毁中间间断的墙。
先谈真理後讲台一，往往是拒绝合一的最佳藉口。教会所谈的真理，主要集中在礼仪及教义的层面，但正正在这两个层面寻求合一，却在过去二千年间几乎从未有过成功的例子。初期教会连对圣诞节和复活节的节期计算这般基本的争议，都无法取得共识呢：更正教几个主要传统对圣餐的看法，从十六世纪至今，还是言人人殊，不同宗派各自表述，并无趋向统一的徵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