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思的是，在关于郑和下西洋的记载中，也有一些神奇的海上见闻和故事传说渗透到文化母题中。如清人章有馍的杂记中就载有：“三宝太监乘海船数十艘，往东南诸番采异宝，松江道士徐宗盛随往，既归，云：‘一日，泊舟海岛，舟中数人登陆而游，见林莽间蹊径，疑有人家，遂蹑其踪觅之。遥见一兽，面似人，长丈余，挺立，飞而来，捩一人头啖之。众惊走，兽口之拔藤，穿人口腮间，若鱼贯状，以大石压藤两头而去。众折藤急走，甫下舟，兽三五俱来，在山顶以手招之。’”①① ［清］章有馍：《景船斋杂记》卷六，《申报馆丛书》本。类似这种海岛遇险的故事，具有“偶泊荒岛——遭海上巨人拘——惊走脱逃”的传奇色彩，我们不妨搁置史实上的真伪之辩，仅就传说而言，倒也为历来“滨海俗闻”一类的母题书写留下了伏笔。
另一个作为东南亚文化范畴的“郑和”，是在华文文学作品中相关郑和的文学创作超过百个。在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地，就流传着不同版本的郑和传奇与传说，并改编成不同的表演形式与活动。马来西亚轰动一时的大型歌舞剧《汉宝丽》，正是改编自东南亚的文学作品。这个结合宫廷文学与民间文学特质的作品，内容主要歌颂华人与马来民族和睦相处、友好交往，以美好的诗歌意境与南洋传奇，交织成一种和谐的母题。这种跨越文化、族群、国界、语言的创作方向，一直被马来人和华人艺术家仿效。同时，从郑和下西洋开始，海外移民与东南亚所在国的人民友好相处，推动了经济与文化的蓬勃发展。鉴于郑和所做出的伟大贡献，东南亚不少作家执笔歌颂，当地人民也将郑和奉若神明，较着名的郑和寺庙也有十多座，基于深沉的历史积淀，许多地方至今仍流传着不少有关郑和的传说。在这些传说中，郑和被赋予许多超自然的神力。种种仪式和庆典在历史的演化中，已经逐渐延续下来成为当地的习俗。“郑和崇拜”并非形成于中国本土，而是东南亚各族共同造就出来的。在郑和下西洋主要经过的东南亚地区，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当地各族群对郑和的热爱与崇敬，已经发展为今天东南亚文化的一个特色。这种跨越600年的历史文化长廊而沉淀下来的有关郑和的历史记忆，已衍化成一种文化象征，它所代表和体现的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所实践的和谐、睦邻友好、和平外交，同时也是不同宗教与文化族群之间相互接纳、和谐相处、互动融合，以及积极进取、不畏艰险的普世价值。这些人文价值，正是郑和留给世界的宝贵的文化遗产。
（四）因时移景迁而变异
文化母题传达了人生经验与生命体验，它存在于所包容的历史人文精神谱系中。经验与体验也与时俱进，有增长有消逝，有放大有减缩，有遥远有亲近，等等，化作文章，总会染世情而变。
拿“乡愁”母题来说，就因时移景迁，经历了从“古典乡愁”、“现代乡愁”到“文化乡愁”的变异。乡愁母题的发展趋势，是个体将“小家乡”概念升华为“大家乡”概念，将个体对某个特定地域的深挚爱恋，扩充进化成对整个民族、国家的深挚爱恋。对于新移民来说，温饱之后为自己的边缘地位而感叹。许多海外华人作家因无法进入居住国的文学主流，为自身难以进入居住国主流社会而不平，于是“从边缘走向主流”已成为新一代和老一代华人的共同心声。如早期的东南亚华文作家，由于他们的离乡，都是带着极度的无奈、彷徨与迷茫，不知出路在哪里，而思乡、念亲、怀友的情绪更时时纠缠在他们心中，所以当初表现出来的乡愁，是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思乡与返乡情结，马来西亚作家梦笔在《思乡》中写道：“几易沧桑寒暑，家乡硕望归思切；三千道路老魂飞，尺寸音书随岛绝。”表达了浓烈的海天高邈、愁目脉脉地回眸故土的心理。这种情愁到了东南亚出生与成长的第二、三代华人作家那里，就起了新的变化：他们大部分视出生地为自己的家园，但又忘不了自己文化上的根，因此就有了国籍与文化家园两种身份。由于中国政策的改变，许多海外华侨都可以回国探亲。这对于一直想归而不能归的游子来说，无疑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然而回到了故乡，一切都已改变，不少作品也感叹“土地依然香，只是时光不再”，流露出一种文学创作中常出现的沧桑感，感慨人事的变迁。马来西亚作家李雄之的《少小离家老大回》，写离开故乡48年后才回到故乡，故乡的人、事、物都发生了改变，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故乡的眷恋。翠园的《乡愁与美食》，文章中的“我”是个“远迁异国38年的老华侨”，然而去国思乡，故乡的山川景物、风俗人情，以至“那些梦寐以求的美食”，难以忘怀。岁月无情，38年后，“我”真的回到魂牵梦萦的故乡，见到多少回在梦中见到的亲人和“如诗如画的景色”，有一种时移境迁的沧桑感，心中浮起无限惆怅。上述作家所呈现出来的乡愁，早已不同于早期作家的作品，他们所呈现出来的乡愁，不再带有彷徨、苦闷、憎恨，而是有一种终于可以回归故乡的激动、喜悦，同时又表达了对时过境迁、物是人非的感慨。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化，东南亚华人社会的侨民意识逐渐减弱，而本土意识逐渐增强。在东南亚出生成长的华文作家，他们视东南亚为乡土，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乡愁不同于先前的作家。新加坡作家王润华的散文《我家水井的生鱼》，一开篇就说自己因为思念故乡而大哭，他把东南亚的华人，比喻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生鱼，而且是喜欢旅行的动物，在下雨天四处徒步旅行，不断寻找新的湖泊河川。喜欢旅行的鱼，活在井中，简直是坐牢，后来作者才明白生鱼的痛苦。这篇散文写生鱼在静中岁月的安宁，又想永远离开暗无天日的井底的矛盾挣扎，这就是东南亚华人的写照。作者通过生鱼的遭遇，表达东南亚华人和自己对人生深刻的感受，抒发了自己深处异地他乡的感受和对家乡的思念。南洋、殖民地、多元文化与现代化都会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历史背景，提供了东南亚作家不少写作素材，形成独特的南洋文化风味母题，《我家水井的生鱼》以诗意的句型、清丽的意象和颇具南洋边缘风味的母题，是一种文化乡愁的新变奏。这一类型的作品还包括马来西亚作家苏之玲的《老屋》、章钦的《捞起一片故乡情》、文戈的《乡音无改鬓毛衰》等。苏之玲的《老屋》写作者童年时住过的槟城老屋，槟城的市容这几年改变很多，老屋早已不存在，但是每年返乡度假，踯躅在槟榔路街头，举目四顾，总会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淡淡乡愁；章钦的《捞起一片乡情》也是用抒情的笔调，写出回家的喜悦和追忆往事所引发的哀愁；文戈的《乡音无改鬂毛衰》，写的是童年趣事和人事变迁。这些蕴含在文字中的乡愁母题，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涵，从它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生活在东南亚的华人，由当初的侨居意识、漂泊感逐渐发展成扎根在这片土地上，对这片土地的认同感也慢慢沉淀下来。
自然，在东南亚华文作家中也有例外。如越南华裔作家千瀑，曾一度过着血泪交织的逃亡生活。他的代表作《手表》，虽写自己款式陈旧的手表，内心却这么想：“光泽暗淡的表带子／彷佛仍弥留着母亲当年手上的温暖／这温暖，一点一滴／像表链断了的今天／只因为断了才越发／有一种依依的什么／在恍惚的时空里回旋。”诗人因陈旧的手表而激荡起惦念慈母的情怀，这种思念的感情是那么纯真、自然，并在宇宙时空里不断散发。然而诗人要写的还是一种怀念家乡的情愁，他以“指标上的时间／看来应该还停留在／我离开家门的时候／漫天的风风雨雨。”可以感受到诗人。是多么渴望回到他的家乡——越南的怀抱。虽然他的家乡仍处在战火声中，由于诗人热爱自己的家乡，深爱自己的祖国，所以他于1987年8月写于西雅图市的《回乡》这首诗，就坦率表明回乡可真不容易：“梦里的家乡／只能到梦里去寻寻觅觅／……在梦里排着队／……从人群里认出消瘦的家人／……和家人简短的问答／……每次总是这样／呜咽着……”从这些作品，我们不难探悉诗人思亲、思乡的复杂心情。
还有些文化母题，随着时代与环境的变迁，也引起人们反思其是否理所当然地一成不变。如“因果报应”、“以德报怨”、“滴水之恩，泉涌相报”，时至今日，究竟在人生与艺术中该如何掌握其尺度？需要我们站在文学和学术的前沿加以讨论。华裔美国作家汤亭亭在《中国佬》（1980年）中提到了一个细节：广东新会老家的亲戚来信要钱买自行车，她寄钱时，母亲说：“我要在信上交代清楚，那钱是你寄的。”但汤亭亭认为“没有必要这么做”，说：“我可不想要任何人永远感激我”。她在书中也提到父辈为了筹集到美国的路费，需要借债，除了要支付高利贷外，“大家都清楚，从此我们家，包括子孙后代，即使在付清了债务以后，也应该对那两家人永远感激，不管将来这两家的子孙生活在何处”。评论家吴冰由此而认为：“中国人的道德观是‘滴水之恩，当以泉涌相报’，汤亭亭的话却让我反思——‘知恩报恩’固然是对的，但同时，受人恩典后也使许多人产生负担。我在一份报纸上看到讲述，一个贫穷的小村中的女孩考上了大学，村里许多人都热心地拿出一元、两元地帮助她筹集学费、路费……她上了大学后，村里人凡是到城里的，必定要由她招待。她每次回家也要给大家备齐礼物……如今她已经不堪重负了！我想我们应该提倡不求回报地帮助他人，同时受惠者要记得他人的无私帮助，有机会、有条件时，以同样的精神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而不是仅仅感谢帮助过自己的人。”①① 吴冰：《关于华裔美国文学的一些思考》，2008年1月3日《文艺报·华馨》。这给我们一种启示，即传统文化母题中传达的某些理念，有其社会历史原因，如果存在的条件和内因、外因发生了变更，如果在时间意义和价值取向上获得了有益的教训，那么，对母题叙述的调整也是自然而然的了。
综上所述，同一文化母题在叙述过程中产生种种艺术变奏，说明了母题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如果仅有单一的意义，就只能诉说单一的感觉，很难成为审美对象；如果这个文化符号的含义愈丰富，以其多种复合的意义构成文化母题，那么，也就愈是需要作家以更加多维的思路去把握它，开掘其复合的意义。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中国文化基本母题之所以因时、因地、因事、因人而发生足以跨越时空的多种变化，正是由于它们并非只有单一的价值，而是具有立体的和复合的价值。也因此，它们可以随着时空的变化和人类自由的发展，不断地被复制或被重构出来，历史地形成由“一”到“多”的能动的艺术表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