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子忱对糜月娥当即作了这么个应诺，心里边却毫无把握。“一客不烦二主”，当然是交给承办这件案子的张安、周长发哥俩去办了。他自己要亲自办理一些案件，更要安排科里、所里的各项业务工作，还有近百号人的思想政治工作，逼得他没日没夜地连轴转。所幸的是他倒也得心应手，一时之间再也没有遇到过于棘手的事情。
这一日，钟子忱老觉得似乎有点什么事情放不下心，就随手翻动起办公桌上的台历。往前一页页地翻动，大约翻了二十来页，“记事栏”上几行自己用钢笔写上的文字映进了他那双深凹的双眼：“一个月之内，给松家利的二女儿安排工作；帮其家属小孩解决一次性生活补助。”再看看日历上的日期，一个月差不了几天。哟，答应了老百姓的事情就要想方设法去兑现，可不能失信于民！
于是，他立刻出门，进了张安、周长发的办公室。但见那老哥俩正在头对头地商量着什么，小周还往纸上记着什么。老钟落座后，说道：“你们两个把手头上的事先放一放，我们商量一个事情。老君顶松家迪的那个案子你们办得还不错，使一个不该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免予追究，取得了比较好的社会效果。而且，还以案说法宣传了正当防卫的法律知识。虽然死者本身负有相当大的责任，可是他已经死了，他的家属子女们可没有责任。所以，当时我才答应帮他们解决两个问题。现在，离答应他们解决的时间快到了，不知道你们落实得怎么样了。”
“弥勒张”慢吞吞地说：“小周，你就把进展的情况给科头说说吧。”
周长发也像张师傅样缓缓地点了点头，不慌不忙地汇报了起来：“关于松二桂到煤矿公司顶职的事情，我们一去联系，公司很快就安排她进机修厂当了学徒工。老张接着提出来，给老松的四个未成年子女一次性生活补助的事。接待的同志说，松家利在厂里一贯表现就不好，这一次又是在厂外找人打架打死的。老张当时就纠正人家说，不是打死的是被打伤以后在医院里感染得病病死的。人家说，不管是怎么死的他都算不上工伤。公司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担负他丢下来的那么一大堆子女今后的生活。他还说，既然你们二位代表公安机关出了面，我们就按照因病死亡给他的未成年子女补助吧。他老婆的补助问题，可以按劳保规定给她定期补助。领到补助款，我们当天就给她送去了。”
钟子忱脸露喜色地说：“好，好！解决了就好！”
张安脸上仍然不脱神经兮兮的笑，口齿也不是很清晰：“不过，你当初对人家说的不是按照农村社员的生活标准，而是按照城市市民的一般生活标准补助。”
钟子忱睁大了双眼，问道：“哦？不一样？”
“嘻嘻，当然不一样咯。如果按照农村社员的生活标准呢，煤矿公司给的补助款也就差不多了。如果按照你所说的市民生活标准，就还差一点儿哩！”
钟子忱又问道：“差多少？”
张安边淡笑着，边慢吞吞地回答：“也不是很多。大概，还差几千元钱吧。我们想好事做到底，就跑到市民政局去想从社会救济的渠道再帮她弄一点。民政局的人说没有这个先例，这种情况应该找所在单位，根本不是社会救济的对象，也没有这个一次性生活补助的说法。一连跑了好几次，一分钱都没有要到手。本来，我们想请你出马。可是一想到人家把门关得那么死，你又成天忙得团团转，何必再给你添负担，让你也去钻烟囱呢？所以，就没有惊动你。”
钟子忱可是真的有点急了，自己一个副县级干部每月才六十几元工资。答应给人家的困难补助金还差好几千元，可是难办啦。就连忙问道：“还差那么多，你们准备怎么办？”
周长发看了看老张，不慌不忙地说：“我们想到了一个办法。在释放松家迪的时候，他主动提出来为了案子的事政府有什么需要他做的他一定尽力而为。我们就想，能不能请他在经济上给分担一部分呢？昨天，我们再进西山公社松家新庄了解他们家的情况。松家迪的父母亲都才五十多岁，身体都还强健。他父亲是一个老共产党员，老村干部。他兄弟三个，老大叫家运在市红星水泥厂当干部，也是个党员。家迪排行老二。他们家的副业收入还不错。他的妻子年轻身体好，只有一个儿子还不满周岁。在本村他们家是比较富裕的亦工亦农户。让他拿出一点钱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钟子忱连忙说：“啊，对对。这也是一个办法。”
小周接着汇报说：“我们趁热打铁，把家迪请进了公社。老张把我们的想法，遇到的难题对他一说。他当时就表示，张同志，周同志，政府把我的事情给调查清楚了，不追究我的刑事责任，我们全家都万分地感激政府。人心都是肉长的，我和家利还是一个村子的，是同姓的远房兄弟伙。他的为人是横了一点，平时不大讲理，这回也太过了一点。可是，我也没有想到他会死呀。他一死，家里一大窠罗子又没有一个正劳力生活肯定困难。不说是和我打架有关，就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也该伸一把手，这是一个党员应该尽的义务啊。你们说吧，要我出多少，就是卖屋、借债我也要出这个钱。只不过，今后两家能够相安无事就可以了。为了避免再产生摩擦，再出现麻烦，我们家准备一过完这个春节，就到前几辈人的老家洗马湖南岸四姓村去做屋，全家都搬过去。”
一旁的“弥勒张”望了望脸上显得轻松了不少的老钟，接过小周的话缓慢地补充道：“当时我说，家迪好同志真是不失共产党员的本色，能主动为政府分忧。家迪同志，我们两个代表市公安局七科钟科长和全科同志先谢谢你了。至于让你出多少，我们会认真地根据实际情况研究确定，不会要你太过为难。你谈到准备举家搬回先几辈的老家去，我看也是一个避免再产生矛盾的好办法。在搬家的过程中，由于隔了市有什么困难你可以随时去市里找我们。作为执法部门我们就是要严格依法办事，就是要努力维护社会稳定，保护国家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这不，我们正在计算要家迪出多少呢。”
钟子忱高兴得一扫脸上的阴霾，提高了声音说：“好，很好！你们两个想得对头，办得也很好，老哥哥谢谢你们了。不过，在计算的时候既要考虑糜月娥家的实际困难情况，也要考虑到松家迪的承受能力。可不能真的要人家去卖屋、借债呀！”
如此这般，一个被尤经纶好不容易抓到的，可以让钟子忱下不了台甚至可以一举把他打到地底去的大难题，在得不到市局领导和市里其他单位支持的情况下，由于张安、周长发老哥俩的努力，争取到了一方当事人松家迪的大力支持总算给摆平了，总算没有酿成什么恶果。
心胸开阔、对内根本不设防的钟子忱，总算又一次躲过了从上面，从背后准备射过来的暗箭。
如果尤经纶们懂得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的法律规定，钟子忱又凭什么要让行使正当防卫权的松家迪，给对方的家属经济补助？他姓尤的就可以堂而皇之地予以纠正，进而搞得姓钟的无法在预审科长的位子上呆下去。
然而，不学无术只靠耍阴谋弄诡计整下边人的尤副局长，并没有把握住这一次整掉老冤家对头的天赐良机。也许他想，钟子忱逃得过初一，还逃得过十五？更何况，已经和钟子忱解除了误会的高竟文被调走了，他又少了一个支持者。在劲川市公安局，钟子忱的处境就更加不容乐观了。
高竟文被调离劲川市公安机关不多久，在一次市局党委的全体会议上，党委常委尤经纶说是根据部分干警的“强烈要求”，提议成立一个“临时清账小组”，对可能有严重经济问题的局汽车队招待所进行一次财务清查。
究其实，是新任局长舒成铭“虚心”地听取了大“智囊”、大“军事”尤大常委的“积极建议”。一方面，积极物色对象尽快组织起自己的依靠力量。另一方面，抓紧寻找问题尽快削减、清除前任局长的影响，撤换一批放不下心的中层和基层干部。而清理财务账目是最容易入手、最直接有效、最能调动干警情绪的一项重要手段。发现了在经济上有问题，再把有问题而原先又是与前任的关系密切，现在又不见风使舵没有及时投靠过来的干部从“位子”上给拿下来。旁边的人，谁还能从牙齿缝里边蹦出来半个“不”字？
因而，老舒让老尤在常委会上提了出来，其他人并不清楚他们的真实意图所以在会上没有人发表出不同的意见。于是，书记兼局长的舒成铭就当即拍板，提交局党委全会决定成立一个非常设的“临时机构”，抽调一帮战斗力很强的“临时”工作人员。副局长尤经纶主动请缨挂帅，亲自升帐点大将。在全委会上，又是以无人反对而“一致通过”的。就连那位脑子似乎有点与众不同，又有点好钻“牛角尖”的钟子忱委员也当了一回泥塑木雕的闭嘴“菩萨”，还稀里糊涂地给抽去了本科一个办案的主力参加“清账大战”。
局政治处那位时刻盼望着有顶乌纱帽落到头上来的“当红干事”施立言，愉快而光荣地接过了这杆“先锋旗”，出任这个显赫而威风的市局“临时清账小组”的大组长。相貌堂堂、威风凛凛的施立言，是当年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招收进来，以加强改造旧公检法力量的退伍军人。他先在上雅湾派出所“一号”负责人的位置上，在批判和清算旧公检法流毒的斗争中，他旗帜鲜明、态度坚决、表现突出。尽管唱的全都是“无具体目标、无实际效果的闹剧，还是被军管会个别领导欣赏。当年上雅街小巷里死的那个疯子手中握有一把小刀，他一口咬定是“自杀而未立案。在派出所内部，他以改造者自居独断专行，与老干警陈胜发等人关系过于紧张而成了孤家寡人。在那里实在混不下去了，军管会李副主任就把他调到政工组当政工干事。虽然在市军管会政工组到市公安局政治处他都“红得发紫”，但是头上没有一顶帽子，因而说话没分量，放屁也不响！他无时无刻都盼望局首长早日赐给一顶帽子啊。在挑选清账大战“急先锋”的时候，副局长尤经纶当即就想到了政治处这个只认权，老想权的“当红干事”。把他找到办公室，“推心置腹”地对他说：“小施啊，局里准备成立一个清账组，缺一个扛大旗的组长。舒局长和我商量，认为你是个最合适的人选。”
施立言当即想到，虽然说，这仅仅只是一个“临时机构”，可是，比起市局的一级科室来这个局党委常委的直属机构绝对的差不到哪里去。不必花费太大的气力，又没有什么风险就能够获大功劳的“临时”任务一结束，本组长青云直上还有什么问题？他“仕为知己者上”，能不拿出混身的解数、吃奶的力气来拼它一回、赌它一把？有人信奉人生能有几回搏，那可是要有真本事、硬本领。施某人还很有自知之明，为自个人立下了如此的“座右铭”：
“我老施搏不了，却可以赌一回！”
他一披挂上阵，就按照舒、尤首长的指示，在明显有经济问题的汽车队招待所虚晃了一枪就草草地收兵了。而后，在尤“大帅”的统帅下，他们不顾党委会关于“只查汽车队招待所账目”的决定，擅自选定了一个只赢不输、保胜不败的攻击目标：市局武装警察工作管理科。
从情况分析，武警科的副科长沈本良肯定有问题。而且，只要花大力气、下大功夫，再给以“上纲上线”，姓沈的就像一条咬住了钓钩的鱼儿肯定的跑不脱！更何况，他和前局长高竟文的过从甚密，至今还来往频繁。“拔出萝卜带出泥”，清出了沈本良的经济问题，肯定可以牵连到高竟文的身上。那样一来，即便扳不倒姓高的，也要泼他一身污水，给“明主”“大帅”们解一解积怨之气。
沈本良是军管时期，在劲川市公安机关呆的时间最长的军代表之一。从对市公检法机关执行军事管制开始，他就坚决反对“红司”头目洪宽们“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残酷镇压、疯狂迫害广大干警的“极左”行为。无论受到多么大的压力和恐吓、攻击，他都毫不退让、从不妥协。因此，被洪宽们视之为“眼中钉、肉中刺”极欲将其除去。
后来，公安机关军管会被公安局、法院等机关取代，军代表先后撤回原建制单位，随即大部分转业到地方。沈本良也转业到了劲川市的直属机关工作，批林批孔后被调到市公安局担任新组建的武装警察管理科的副科长。该科是一个团级单位，其副科长和市公安局一级科室的正职相同为副县（团）级。正如局外的洪宽们，还有局内的刘立公等人所诅咒的那样，“铁杆军代表”沈本良终于被摘下了解放军的红五星帽徽，换上了一颗次一等的武装警察帽徽。他们是多么的盼望，能把沈本良这颗次一等的帽徽也给尽快地摘掉啊。
原本坚决维护戴着或曾经戴过红五星帽徽的首长和战友“权威”的施立言，经过了十来年风风雨雨的磨砺，已经成熟多了，也现实多了。如今，他已经成长为从未沾过红五星帽徽的尤经纶“帅旗”下的“正印先锋官”。他一上任就忠实地执行尤“主帅”的号令，挥刀砍向了戴红五星比自己早多了的前部队首长沈本良。“苍蝇难叮无缝的蛋”，他们抓住了沈本良们动用武警部队的军车，从事运输、贩卖国家统购统销或紧俏物资这一严重违反军纪的事件不放。
是巧合？
尤经纶们指挥施立言等，对洪宽等人恨之入骨的沈本良大下杀手，不正是在努力完成洪宽等人想干而没有干成的“神圣使命”吗？
经过了一阵紧张、激烈的内查外调、翻文查典，沈本良等人违犯军纪案件可以结案处理了。于是，舒局长亲自坐镇，尤副局长亲自主持的市局科长、分局长联席会议，在市公安局的二楼中会议室煞有介事地紧张地进行着。在并非主席台的主席席位上就坐的局首长只此二位，其余的三位副局长、两位常委因故未到。
这个会议实际上的“主角”、“清账大帅”是尤经纶，他那苦瓜也似的尖削脸上透着盈盈喜气，乜斜的小眼睛中忽闪着道道亮光。“咳儿！”他清了一下嗓子就庄重地宣布：“同志们，市局清账小组经过整整两个月的艰苦奋战，终于夺取了第一个重大胜利，挖出了第一起重大案件。”
说过了这么一个开场白，他有意地停了下来是要观察一下与会者的反应。但是，并没有发生他期盼的热烈气氛。他只好再把话接着说下去，“我们今天的这个会议，只有一个内容三项议程。这第一项议程是，请市局清账组的组长施立言同志向大家介绍一起重大投机倒把案件的清查工作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