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讨论西方国家的议题：几个国家的经济在19世纪取得骄人成就，但在20世纪却未能继续保持辉煌，西方由此变得虚弱和迷茫，不确定能否重现昔日的荣光。这固然是西方世界的历史，但对中国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通过技术引进、投资和贸易，中国今天已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很早以前，英国和美国也曾处于类似的阶段。在18世纪，这两个国家试图寻找更多的投资与贸易机会，进展甚微，但此后它们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商业经济被改造为现代经济——由创新者而非贸易商作为领头人的经济。英国经济（包含经济参与者和经济制度）促成了生产率的“起飞”，开启了为期一个多世纪的持续增长，并或多或少提高了各类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最重要的是，一向以孤独和重复为特征的传统工作被互动、新奇、充满吸引力和挑战性的现代工作取代。美国经济在稍后也发生了同样的转变。
本书就是致力于探讨这一现象发生的过程。在生产率和工作回报的爆发式增长背后，是大大小小的创新成果，这并非什么秘密。许多评论家认为，创新源于科技进步，尤其是科学认识的突破。但大多数创新其实并不需要新的科技成果，而是需要新的商业观念。与其他国家相比，英美两国的创新成果是如此丰富且广泛，影响到所有的产业和消费者，因此创新必然来自这两个国家特有的因素——跨越国境的科学界。本书认为，这种本土创新源自人民的冒险精神和发挥创造力的愿望，它们一直深入到社会的草根阶层，并且有相应的制度使这种愿望得以实现，使人们能以这些冒险活动为生。英美两国的经济活力在创新活动的喷涌和新事物的流行中展露无遗。
草根阶层的活力要求人们拥有创办新企业的自由，以及在冒险成功后得到社会承认和财务回报的信心，否则产业人士最看好的项目也无法吸引人们的创新努力。有时，鼓励政府建立促进创新活动的制度以及给特殊的创新项目融资固然可以有所帮助，但没有哪个国家找到过能替代自由企业的焕发经济活力的机制。
这些观察不可避免地会促使中国读者思考自己国家的未来。中国要继续保持生产率和工资水平的快速增长，就必须加速自主创新，因为不再能指望西方国家代替自己完成创新任务。此外，如果中国经济要完成从中等收入向领先水平的转轨，也必须找到激发必要的经济活力的手段。那么为建设高活力经济，中国应该做些什么？当然，供选择的道路可能不止一条。
中国或许能找到一条非常特别的道路，而非简单地照搬英美两国的经验。高度的活力也许并不要求渗透到草根阶层，政府内外的精英人士也许足以催生实现理想的创新率所必需的活力。然而这种自上而下的方式还没有成功过，而且难度肯定会更大，因为它抛弃了焕发经济活力所需的最重要的资源：两个脑袋比一个脑袋好使，100万个有创造力的头脑肯定强于50万个或者25万个。中国还可以通过改造国有部门推动创新，但这样做同样存在困难，因为它不足以创造更多的新产品和新工艺。创新只有在具备吸引力和盈利前景、能被社会采用时才会发生。中国必须牢记欧洲历史上的经验，当社会主义者和社团主义者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影响大增甚至最终控制政权后，并没有如他们设想的那样带来活跃的创新。
因此，中国人也可以慎重考虑借鉴英美两国走过的道路，深入了解这两个国家如何在19世纪焕发出巨大的活力，又如何在后来丧失大部分活力。
我相信本书能在这些方面有所助益。本书指出，焕发高度活力的国家都有相应的生活态度作为支撑。这些生活态度一部分来自现代社会初期出现的人文主义价值观，例如个人主义和活力主义；另一部分来自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时期形成的价值观，例如在知识不完备和具有不确定性的世界生活。这些现代价值观压倒了中世纪盛行的更传统的价值观，例如看重团结和保护的观念。后来，这些国家在20世纪中期失去了很大一部分经济活力，原因既非现代经济或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如容易导致经济波动），也不是现代价值观被否定。经济活力受到抑制的主要原因是传统价值观的复苏。在欧洲，现代价值观受到打击，导致资本主义制度被名为社团主义的中世纪式的制度和政策替代。
如果上述分析成立，中国要实现高度的经济活力，就必须确立现代价值观的主流地位，摆脱社团主义的影响。某些中国企业已经表现出创新能力，但也存在各种阻碍。有人说，中国人还远不习惯从群体中脱颖而出，以及在必要时独抗潮流，例如很多大学毕业生希望获得公务员类的稳定工作，而不愿去产业界冒险。中国有漫长的企业家历史，富有创业进取的精神。但必须牢记，寻找机会的企业家和创造机会的创新者并不是一回事。
我确信，中国将开启从贸易商向创新者、从商业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轨，最早的行动可能会很快展开。这一转轨可能要经历一两代人的时间，但我没看出有什么必然理由能阻止中国完成这个旅程。
作为一个多年来为中国着迷并对中国人民充满崇敬的人，我特别感谢新华都商学院的同事和支持者，以及优秀的出版商中信出版社，是他们让我能把自己的思想用中文传递给中国的广大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