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代的进步，强调知识增长以及假定知识总是在增长的现代主义观点逐渐压倒了强调资本、规模经济和国内外贸易的传统观点。不过，这些知识来自哪里？究竟是哪些人的才智在发挥作用？
寻找经济知识的源泉
大多数在罗斯托之后研究起飞现象的历史学家，从哲学层面都不怀疑人的头脑能产生新观念和新知识能产生作用的可能性。进一步说，如果对社会有重要影响的未来知识不是预先注定、不可避免的，那么社会的未来也具有不确定性。正如卡尔·波普尔在1957年的著作中所述，不确定的未来是无法预测的。那本书的主题是反对历史决定论——其含义是未来是由历史条件预先注定的。
然而，即使这些不赞成历史决定论的历史学家，他们的经济观（包括对19世纪的经济和起飞经济的看法）也是基于18世纪的概念，即斯密、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所传承的理论。在那种古典学说中，“市场经济”总是处于均衡状态，处于均衡状态的经济包含所有可能用于市场运转的知识，如果世界上发现了一些新知识，市场经济会立刻将其投入应用。按照这种观点，一个国家经济内部不存在发现空间，不存在我们所说的自主创新、增进本土经济知识的余地，因为整个经济已经包容了所有可能的知识。一个国家只有转向经济体系之外的国内外的政府机构（立法机构或王室）或私人性质的非营利组织，从它们的创意和发现中寻求新的经济知识。由此得出的结论是，19世纪出现的生产率和工资水平的持续增长是某些新的外部因素（而非经济生活内部的力量）在发挥作用。
这种经济史观在最后一代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的著作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所有物质进步都由科技力量推动：来自经济活动之外的“科学家和航海家”的伟大发现。如果没有这些神一样的人物，就不会有任何物质进步或值得惊叹的成就。当时还不满30岁的杰出的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给这个学派的模型加了一个新元素：需有企业家把新的科技知识可以支持的新工艺和新产品开发出来。熊彼特在1911年首次出版于奥地利的影响深远的著作中，对历史学派的经典理论进行了阐述，其基本含义如下：
经济活动中可知的内容都是已知的，因此在经济生活内部不可能存在原创性，只有经济活动之外的发现才能使新工艺或新产品的开发成为可能。创新的可能性被打开后很快会流传出来，但创新的真正实现或应用却需要有足够意愿和能力的企业家完成必要的工作：筹集资本、组织新兴企业、开发潜在的新产品。简而言之，把事情做成。这一过程可能十分艰苦，但是与对旧产品的市场预测一样，企业家可以预估新产品取得商业成功的概率（实现“创新”的概率）。只要付出足够的努力，就不会误判。一位企业家决定接受某个项目，一位资深银行家决定支持某个项目，这种决策预先注定是正确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尽管事后遇到的厄运可能招致损失，好运会带来意外之财。
就这样，熊彼特提出了一种关于创新的理论，基本未偏离古典经济学。两位各具特色的大师——熊彼特以他的科学主义、马克思以他的历史决定论，深刻地影响了历史学家和公众。在整个20世纪，经济学仍未摆脱古典学说的框架。
但这种理论模式的困境很快显现。以德国学派的理论为基础的历史学家们意识到，到经济起飞阶段，伟大的航海家已没有新的航路可以发现。历史学家于是只能依靠“科学家”，把经济起飞归功于科学发现的加速推进，特别是1620~1800年的科技革命，其中包括启蒙时代（其定义大致为1675~1800年）。当时的某些科技成就的确堪称不朽传奇：弗朗西斯·培根在1620年的著作《新工具》（Novo Organum）中建立了新逻辑体系，取代亚里士多德的几本逻辑学著作——合称《工具论》；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在1628年对血液循环的精彩分析；安东·列文虎克（Anton Leeuwenhoek）在1675年对微观组织的研究；艾萨克·牛顿在1687年出版的力学著作；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Pierre Simon Laplace）在1785年前后的数学成果；欧亨尼奥·埃斯佩霍（Eugenio Espejo）在1795年对病原体的研究。那么来自伦敦、剑桥和其他少数地方的精英科学家得到的这些发现和后续研究是不是导致持续增长的爆炸式经济起飞的真正动力？
这个猜想会面临多方面的质疑。假设启蒙时代以及之后的科技发现具有广泛和深远的影响，能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将起飞国家的生产率和实际工资水平提高至接近原来的3倍，并且覆盖大多数产业，而非少数几个，然而，在此之前的科技发现却几乎对生产率没有产生任何作用，这难免令人费解。首先，新的科技发现只是对已有的庞大知识存量的补充，牛顿就坚持认为他和其他科学家都“只是站住巨人的肩上”。其次，新的科技发现在经济领域未必有太多实际应用，科学家的成就往往只是很偶然地能带来新产品和新工艺。还有，大多数创新（例如娱乐、时尚、旅游等产业中的创新）与科技没有太多直接关系。创新经常领先于研究，如蒸汽机的发明就先于热力学的构建。历史学家乔尔·莫凯尔（Joel Mokyr）注意到，即使在企业家们本来可以利用某些科学成果时，他们通常也冲在科学前面，依靠预感和实验向前推进。
熊彼特的科学主义理论把19世纪经济知识的增长也归功于科技进步，但如果用另一类型的证据检验，也将面临同样的质疑。所有重要的科技新知识几乎都可以不费代价地从学术刊物上获得，因此被称为“公共品”。那么对不同国家而言，能够获得的科技知识基本上是相同的。如果认为科技知识的进步是起飞国家经济知识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那就很难解释所谓的“大分化”现象：各国的经济知识在1820年还大致相当，但在整个19世纪差距不断扩大。因此，必须加入若干特殊因素，才能解释英国为什么一度领跑，然后是美国持续领先，然后是比利时和法国的进步，以及德国的后期追赶等现象。从科学主义的观点很难解释为何美国能相继超越法国、比利时，最后取代英国的领先地位，因为当时的美国在科技领域处于落后地位，与其他国家的地理距离也十分遥远，最不容易接触新的科技发现。更大的挑战则是如何解释荷兰和意大利的落后，它们的科技很发达，却长期徘徊在现代社会的大门口。（信奉熊彼特主义的历史学家可能会想，这两个国家是否缺乏企业家精神和金融专业知识。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建立在企业家的激情和金融家的精明之上，他本人是不太可能怀疑缺少这些要素的。）
我们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科技进步不可能是经济知识在19世纪爆炸式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有的历史学家把起飞归功于启蒙时代出现的应用科学的发明，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带来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重大技术突破。在英国包括1762年由理查德·阿克莱特（Richard Arkwright）发明的水力纺纱机，1764年由兰开夏郡的不起眼的纺织工人詹姆斯·哈格里夫斯（James Hargreaves）发明的多锭纺织机，1769年由博尔顿·瓦特公司（Boulton & Watt）对蒸汽机的改进，18世纪80年代由科特·杰利科炼铁厂（Cort & Jellicoe）发明的用生铁冶炼熟铁的工艺，1814年由乔治·斯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发明的蒸汽机车。在美国，重大技术突破还包括1778年由约翰·菲奇（John Fitch）发明的蒸汽轮船等。不过，历史学家没有理由把注意力只放在这些重大创新上。如果把很多没有记载的细微进步加起来，它们对产出和工资的贡献可能远远超过上述那些重大发明，是不可忽视的天量创新。我们可以理解，研究工业革命的历史学家之所以记录那些重大发明，主要是为了更生动地讲述当时连绵不断的革新浪潮，它们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在英国遍地开花。但我们能否真正把这些发明（实用技术的进步，而不仅是象牙塔中的理论成果）视为科技知识进步的推动力？它们是不是19世纪经济知识爆炸式增长的原始动力？
对这种猜想的一个反驳是，包括那些重大发明在内，几乎所有发明家都不是科班出身的学者，有些人甚至根本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瓦特例外，但他不能代表大多数人）。阿克莱特是假发工人出身的企业家，而非科学家或工程师；哈格里夫斯是兰开夏郡的织布工人，出身低微，似乎很难跟纺织机的发明家挂钩；伟大的斯蒂芬森甚至不识字；保罗·约翰逊曾观察到，大多数发明家都出身贫寒，难以负担受教育的费用，但只要有创造性和聪明才智就足够了：
始于18世纪80年代（当时斯蒂芬森还是个孩子）的工业革命经常被描述为工人阶级的苦难岁月，但实际上对那些一文不名却极具商业头脑和想象力的人来说，那个时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他们走到历史前台的速度之快令人惊讶。
毫无疑问，著名发明家身上的这些特征也适用于那些对工艺进行微小改进的、默默无闻的无数小发明家。因此，如果历史学家指着那些伟大发明说“发明家们就好比装满新的科技知识的容器，浇灌了19世纪的经济沃土”，那实在是犯了可悲的错误。此外，科学主义理论无法解释：科技发明的高潮为什么会在19世纪早期兴起，而不是在之前或者之后？为什么这一爆发现象仅发生在少数高收入国家，而非其他国家？
有人可能想说，天才的发明家即使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他们的辛勤工作所产生的创新也的确推动了科技知识的增长。然而，就像发明某种新饮料的酒吧服务员无法进一步进行化学研究一样，这些发明家其实并不能创造新的科技知识，因为他们缺乏这方面的专业训练。只有当训练有素的学者成功地弄清楚那些发明的工作原理时，社会的科技知识才会真正增加。好比我们需要内行的音乐学研究者，才能弄清巴赫的清唱曲为何能打动人心。然而，如果某一发明得到后续开发和应用，成为成功的创新，这肯定会带来社会的经济知识的增长，甚至连失败也可以增加社会的经济知识——告诉我们哪些道路是走不通的。
把技术发明视为经济知识的源泉，意味着将增长的原因归结为经济活动之外的因素，这容易产生误导。某些偶然的发现的确能产生影响，但只是因为其发现者正处于恰当的时间和地点。某些因其引发的重大创新而名声大噪的发明其实不是经济进步的主要原因，这些进步不是靠经济体系之外的霹雳偶然诱发，它们需要对市场和顾客的潜在需求有良好的感知。而这些感知都来自创新者在商业生活中积累的经验。詹姆斯·瓦特可能原本只想成为一名工程师，是他的合作伙伴马修·博尔顿（Matthew Boulton）认识到，需要设计出一种用途广泛的蒸汽机。总之，发明与其背后的好奇心和创造性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激发、鼓励和支持人们大规模参与发明的那些社会变革才是历史上的新事物，才是经济起飞的深层原因。
重大创新很少能移动经济的大山。英国纺织业在18世纪的卓越创新带来了人均产出的巨大增长，但纺织工业在整体经济中只占很小一部分，只能给英国经济整体的人均产出带来很有限的增幅。1750~1800年，整个英国的人均产出几乎没有增加。借助同样的推理，经济史学家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提出了令同行大为震惊的猜想：即使没有铁路，美国也能取得同样迅猛的经济发展。工业革命的成果主要是一次性事件，而非系统性或程序性的变革，它们不足以解释英国经济的壮观起飞和后来的追赶国家的现象。莫凯尔曾写道：“经典意义上的工业革命本身不足以启动持续的经济增长。”
我们得到的结论是，无论是激动人心的发现之旅，还是伟大的科学发现及其带动的重大发明，都不可能是西欧和北美的起飞国家在19世纪出现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迅速而持续攀升的原因。经济知识在19世纪的爆炸式增长一定是某种全新的经济形态出现的结果：只要这种经济机制能维持有效运转，就可以长期促进自主创新。只有这样的经济组织形态才有助于发挥本土的创造性并完成创新过程，最终将这些国家推入持续而迅猛增长的轨道。如果说存在某种终极“发明”，那就是这种经济组织形态的出现，它依赖内部蕴含的创造性和直觉来不断尝试创新。它们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批现代经济，其巨大的经济活力使它们成为现代史上的奇迹。
物理学研究推断有暗物质和暗能量存在，但我们并不需要借助生产率的数据变化推断经济活力是否存在。在经历过起飞的各个国家，除了前所未有的持续和显然可持续的增长以外，还出现了各种深刻的社会变革：勇于争先的企业家大量出现，最终在数量上超过传统商人；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工艺和产品的改进并进行新的构思，越来越多的参与者的工作体验发生急剧变化。从零售业到纺织业，再到流行音乐产业，社会中更多的人在积极参与新事物的构思、创造、评估和试验，并从经验中不断学习。
通过这种途径，现代经济给社会带来了斯密希望看到的那种“勇武精神”：从大众中脱颖而出并积极迎接挑战。现代经济还给具备不同天赋的普通人带来了一种兴盛的生活：热爱工作、个人成长与自我实现的丰富体验。即使那些才智平平、仅能勉强得到一份工作的人也能获得发挥才智的体验：抓住机遇，解决问题，构思新工艺和新产品。简单地说，是经济活力的火花点亮了现代生活。
过去和今天的现代经济国家所付出的成本与收获的回报，它们崛起的先决条件和正当性，某些国家如何脱离现代经济，某些国家的现代经济如何衰退，这些正是本书要探讨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