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亨利·戴维·梭罗在1845年7月4日搬到瓦尔登湖畔独自生活时，即将年届二十八岁的他也许并没有料到，这次貌似寻常的举动将会成为世界文学史上极为著名的事件。他平静的心态可以从翌日所写的笔记中略见一斑：
7月5日，星期六。瓦尔登湖。昨天我搬到这里来生活。这座木屋让我想起几座以前见过的山间住宅，它们似乎散发着飘渺的氤氲，令人联想到奥林匹斯山的神殿。去年夏天，我曾在某位开办锯木厂的人家里住过，就在卡特斯基尔山，松树果园再往上那片生长着蓝莓和树莓的地方，那里非常清净和凉爽，别有一番仙境的意味。……墙壁是木条拼接而成的，并没有涂抹灰泥，里面的房间也没有安门板。那座房子显得高尚脱俗，兼且气味芬芳，很适合招待嬉游人间的神仙……
撰写笔记是他在八年前，亦即1837年养成的习惯。那年秋天他结束了在哈佛学院四年的学习生涯，遇到比他早十六年毕业的校友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因为在前一年出版散文集《自然》而声名大噪的爱默生已经组织起超验主义俱乐部，并且刚刚在8月31日发表了题为“美国学者”的演讲，呼吁该国作家摆脱欧洲的影响，开创能够在风格上独树一帜的美国文学，隐隐有成为文坛领袖之势。爱默生对这个和他一样居住在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的学弟青眼有加，交谈间问起梭罗是否有写笔记的习惯。梭罗受到很大启发，随即开始实践这种将会给他今后的创作带来极大帮助的做法：
10月22日。“你在忙什么呢？”他问，“你做笔记吗？”所以我在今天做了第一次笔记。
他坚持了整整二十四年。1906年，波士顿的哈夫顿·米弗林公司（Houghton Mifflin Co.）出版了《梭罗笔记》，收录的条目从1837年10月22日到1861年11月3日，总共有十四卷之多。然而，他在瓦尔登湖独居了两年两个月又两天，所做的笔记却非常少，只占据了第1卷的后三章。但这并不意味着梭罗其间很少读书或者写作；恰恰相反，他生前出版仅有两部作品，《在康科德河与梅里麦克河上的一周》与《瓦尔登湖》，都是那段离群索居的岁月孕育出来的。其实梭罗之所以搬到瓦尔登湖畔居住，最直接的原因正是他需要安静的环境，以便完成一部构思已久的、悼念其亡兄约翰的作品。
约翰出生于1815年，和梭罗相差只有两岁，彼此间的感情非常深厚。他们从小睡一张床，结伴到康科德镇学校念书，1828年又一起转到康科德学院。五年之后，梭罗考取了哈佛学院，已经在邻郡唐顿镇当上教师的约翰节衣缩食，帮忙支付了部分学费和生活费。梭罗在1837年毕业，先是在康科德镇中心学校任教，但由于不愿体罚学生，只工作了几个星期就辞职。翌年，约翰从唐顿镇返回故乡，接手关闭数年的康科德学院，亲自担任院长，并由梭罗出任古典学教师；兄弟俩自此同事了三年多。除了拥有共同的事业，他们甚至还共同爱上一个叫做伊伦·西瓦尔的女孩，不过兄弟俩先后求婚都遭到拒绝。
到了1841年，约翰罹患了肺结核，身体越来越差，梭罗独木难支，只好关掉康科德学院，随即住进爱默生家，帮忙做些家务杂活的同时，也向他学习写作。在爱默生的提拔之下，梭罗开始在超验主义的大本营《日晷》（TheDial）杂志发表文章，成为崭露头角的文坛新人。
1842年1月，梭罗和爱默生都遭遇了惨痛的事情：前者的兄长约翰因为破伤风英年早逝，后者的长子沃尔多由于猩红热夭寿而终。约翰的去世给梭罗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创伤，始终不能忘却兄弟情谊的他想到要通过文字来表达他的悼念，但由于各种纷繁的杂务，这个心愿迟迟无法实现。第二年他接受爱默生的安排，远赴纽约史泰登岛，充当后者侄儿侄女的家庭教师；十个月后，他回到康科德镇，却又不得不在他父亲的铅笔厂帮忙。
与此同时，康科德镇也变得日益喧嚣起来。蒸汽机的发明和推广引发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业已接近尾声，作为最先进交通工具的铁路开始在新英格兰地区出现。1843年5月，费奇堡铁路公司兴建的波士顿－费奇堡铁路正式动工；隔年6月17日，波士顿至康科德路段开通运营，每天有四班固定的列车往返两地，使原本僻静的康科德变得非常热闹。而梭罗父母的家又正好在火车站附近，离铁路只有数百英尺，自然不是适合潜心创作的理想环境。实际上，从约翰去世以后，梭罗的笔记中断了三年有余，直到1845年7月5日才又接上，这足以证明悲伤的心情、繁杂的事务和吵闹的环境影响到他的阅读及创作，尽管其间他在《日晷》上也发表过若干散文和诗歌。
1844年4月30日，梭罗和他的朋友爱德华·霍尔在康科德镇的费尔黑文湖附近游玩，不慎引发山火，烧毁了三百英亩林木，造成超过两千美元的损失；这件事成为5月3日《康科德自由人报》上的新闻。梭罗并没有因此受到任何惩罚，然而镇上的同胞却不肯原谅他的无心之失，经常在背后指责他是“烧毁森林的人”。由于纷纭的人言物议，再加上内心的负疚，梭罗在康科德镇生活得并不舒心，遂渐渐萌发了搬离他父母家的想法。他最初选中了弗林特湖——当地最大的湖泊——旁边的荒地，准备到那里盖一座木屋供自己居住，可是没能获得其主人的同意。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当年年底，爱默生以每英亩八美元八美分的价格，买下了瓦尔登湖边十一英亩林地。作为梭罗的朋友兼导师，他自然没有理由拒绝前者的请求。于是梭罗在1845年3月底来到了瓦尔登湖，动手搭建一座十英尺宽、十五英尺长的小木屋；等到7月4日，也就是美国的独立纪念日，终于如愿以偿地开始了那段将会在后世成为传奇的独居生活。
瓦尔登湖位于康科德镇区南边大约一英里处，虽然费奇堡铁路紧贴着湖边经过，但由于人迹罕至，依然是个非常安静的地方；梭罗在这里度过了也许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两年。1847年8月，爱默生决定接受英国友人的邀请，到大西洋彼岸去讲学和访问，却又担心妻小无人照顾，便邀请梭罗再次住到他家里。梭罗当然很乐意替爱默生分忧，况且他和后者家人的相处向来非常融洽，所以在9月6日，他带着两部在湖边生活时完成的书稿，永远地离开了那座亲手所建的小木屋。
那两部书稿，就是《在康科德河与梅里麦克河上的一周》和《瓦尔登湖》的初稿。前者便是梭罗此前数年间念兹在兹的悼亡之作，记录了他和约翰从1839年8月31日起在这两条河上一周的游历。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部书稿虽然有些琐碎，但梭罗很成功地将个人感情、自然环境、风俗历史结合起来，可以算是上乘之作。然而当时默默无闻的他却找不到愿意将其付梓的出版商；1847年11月14日，他写信向正在英国访问的爱默生抱怨好几个出版商都拒绝这部书稿。此后他没有放弃努力，但始终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只好听从爱默生的建议，把修改过的书稿交给詹姆斯·曼罗公司，在1849年自费印刷了1000册。就像其他许多名载史册的大作家一样，他的处女作也遭遇了无人问津的惨景。在1853年10月28日的笔记里，梭罗写道：
过去一两年来，那位徒有其名的出版商不断地写信来，问我应该如何处理库存的《在康科德河与梅里麦克河上的一周》，最后旁敲侧击地说，他想把原本被那些书占用的地窖派上其他用场。于是我让他把书寄过来，今天送到了，装了满满一车，总共706册。四年前我向曼罗买了1000册，那笔钱到现在还没付清呢。……另外290余册里面，有75册是赠书，其他的都已卖掉。现在我拥有一座藏书近900册的图书馆啦，而且其中有700多册是我自己写的哦。
虽然在笔记里故作幽默，但梭罗为了将这本书付印，不惜背上多达290美元的债务（当时普通工人的日薪只有1美元），整整四年过去，却只卖掉可怜的219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沉重的打击。
正是因为《在康科德河与梅里麦克河上的一周》的反响如此之糟糕，同时完稿的《瓦尔登湖》迟迟不能与读者见面。不过梭罗似乎很少有怀才不遇的负面情绪，他乐此不疲、精益求精地对《瓦尔登湖》进行修改和完善，七年间七易其稿，直到1854年8月9日才由波士顿的提克诺和费尔德兹联合公司出版。
半个月后，也就是8月24日，爱默生写信给他和梭罗共同的朋友乔治·帕特里奇·布拉德福德（当时正在伦敦访问），谈到刚刚面世的《瓦尔登湖》：
举凡吾国人氏，均应以《瓦尔登湖》为喜。是湖虽小，迩来声名大振。未知阁下已得阅否？其行文欣快，流光溢彩，殊堪玩味，兼且诸妙咸备，部分文字已臻极高境界。吾辈皆视亨利为美利坚群狮之王。但观其人近日于康科德镇行走之貌，虽似淡定，然顾盼自雄之情，溢于言表矣。
时年五十二岁的爱默生早已是享誉大西洋两岸的诗人、散文家和思想家，在美国和英国出版有许多影响深远的作品，比如《自然》（Nature）、《爱默生诗集》（Poems）和《群英列传》（Representative Men）等；在欧洲，他深得萨缪尔·泰勒·柯勒律治、威廉·华兹华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托马斯·卡莱尔等文化巨人的赞赏，在美国，他备受纳撒尼尔·霍桑、沃尔特·惠特曼、亨利·华兹华斯·朗费罗、赫尔曼·梅尔维尔等作家同行的敬仰。身为当之无愧的文坛领袖，他为什么会在看了《瓦尔登湖》之后，便谦逊地恭维已经追随他十二年之久的梭罗是“美利坚群狮之王”呢？这要从他们所处的历史进程和社会环境说起。
当时美国正处于重要的成长期，社会上出现了若干种新的趋势和现象，首先是其疆域的不断扩张。当乔治·华盛顿在1789年4月30日宣誓就任总统的时候，美国总共只有11个州；但在随后数十年里，通过巧取豪夺，其领土面积以极为惊人的速度膨胀：先是在1803年以每英亩不足三分钱的代价从法国购得总面积达214万平方公里的路易斯安那领地，后来又在1846年向墨西哥宣战，攫取了原本属于后者的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和得克萨斯地区，总面积有310万平方公里。等到1850年9月加利福尼亚共和国加入美利坚联合国时，美国已经拥有了31个州，其实际控制的领土和现在美国全境差不多，是立国之初的数十倍。
然而更重要的是该国在政治和文化上对大英帝国的疏离。众所周知，十三个英属北美殖民地在1776年7月4日宣布独立，组成全新的美利坚合众国；乔治三世治下的大英帝国不甘失去这片广袤的领地，双方苦战七年，直到1783年的《巴黎条约》生效之后才握手言和。但随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在政治上固然获得了可以和大英帝国等量齐观的地位，在文化和身份认同上，却依然和这个原来的宗主国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依附关系，国内也一直存在强大的亲英势力，尤其是在新英格兰地区。
这种现象最直接的表征是，当1812年美国总统詹姆斯·麦迪逊试图向英国宣战时，众议院竟然闭门激辩了整整四天，才以79票赞成、49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勉强予以通过；参议院的表决结果则是19票赞成、13票反对，也是堪堪过线而已。当时代表亲英势力的联邦党在美国国会共有39个席位，他们没有一个人投赞成票。
从双方的伤亡人数和所获直接利益来看，这场持续32个月的战争既没有赢家，也没有输家：英国和美国于1814年圣诞前夕在比利时签署了《根特条约》，英属加拿大和美国维持战前的边界，谁也没有多占哪怕一寸的河山。然而美国在几次战役中取得的胜利，尤其奇迹般的新奥尔良大捷，极大地激发了美国人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热情，促成了他们在心理上的独立，乃至许多历史学家将这场战争称为“第二次独立战争”。
从1815年开始，普通美国人亲英的情绪大大减弱，政治上的亲英势力自此一蹶不振，联邦党在随后的总统大选中屡战屡败，接连输给民主共和党，最终于1829年永久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反观那些在1812年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将领，则先后有三位代表民主共和党成为总统或副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在1828年和1832年两次当选总统，理查德·门特·约翰逊在1836年当选副总统，威廉·亨利·哈里森则在1840年当选总统。
威廉·亨利·哈里森在1841年3月4日入主白宫，但履新甫及满月，这位68岁的总统便因肺炎与世长辞。哈里森是美国最后一位出生于独立革命以前的总统，他的去世极具象征意义，标志着大英帝国殖民统治的最后一批遗民终于烟消云散。自彼时起，绝大多数美国公民都是在1776年之后诞生的，和生于殖民地时期的父辈不同，大英帝国从来不曾是他们身份认同的构成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