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粮食的需求是非常缺乏弹性的，供需之间稍微有一点不平衡就会导致价格的大幅度波动。所以从国际市场大量进口粮食的结果极有可能是粮价飞涨，那么受影响最大的就是那些吃低保的，低收入的社会弱势群体，他们会吃不饱饭。吃不饱饭会干什么？你能保证他们一定比我们的非洲大兄弟有更高的觉悟？宁肯饿死，也绝不闹事，绝不给党和政府添麻烦？这是涉及社会安定团结、长治久安的大问题。粮食不像其他商品，一开动机器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大量生产出来。粮食从播种到收获，周期至少得好几个月。你不可能对那些饥肠辘辘的人们说：你们再坚持几个月，我马上去种粮食，扩大国内粮食供应，把粮价压下来。估计粮价还没压下来呢，那些人就已经被生存的压力压趴下了。
其实上面情况还算好的，虽然价格高点，只要你出得起钱，毕竟还能买到粮食。但是实际情况绝不会是这样的。从经济学理论上来讲，完全竞争的市场通过自发调节能使供给和需求达到平衡，这没有错。但是，国际上的粮食交易市场不是完全竞争的啊。几个粮食的出口大国基本上垄断了整个市场的供应，它说不卖就是不卖，你半点脾气都没有。比如说，你向美国去买粮。他说，要粮可以，不过我们还是先谈谈台湾问题吧！这个时候你怎么办？
把十三亿人的肚子交给外国人保管，不管怎么说都是一件耸人听闻的事情。茅于轼先生说，石油比粮食重要。我不否认石油对现代中国的发展的关键作用，但是没有石油，我们顶多就是不发展；而没有粮食，我们就不能生存。你不能说肚子饿了用石油泡了煤炭当泡饭吃吧？
其实本章最开头的故事已经给了我们启示：那些小国家都无法通过市场解决他们出现的粮食问题，更何况我们泱泱大国？中国人只能靠自己养活自己，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和皇帝”，你现在想要让外国人充当救世主，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市场经济没有错，经济学理论也没有错，但是它们都是有前提条件的，我们在运用经济学理论的时候必须考虑我们所关心问题的具体背景。盲目地推崇市场经济，迷信市场的力量，那是要出大笑话的。虽然茅于轼先生是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出现这样明显的常识问题，还在媒体上高调亮相，实在是不妥当的。
所以我的结论很简单，中国不能由市场来解决粮食问题，政府在这里的积极介入是必需的，粮食安全问题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至于茅于轼所批驳的18亿亩耕地红线，我想倒可能有一点参考价值。因为随着我国整个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一部分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用地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这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僵硬地划定一个所谓的“红线”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土地的产出，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量，我们的主观能动性在一定的范围内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所以，我们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提高单位面积产出和土地利用率上。我们需要的是更加有效更加科学地利用耕地，而不是绝对不再使用，任何事物都是过犹不及的。
当然我这么说的意思不是说可以随便侵占耕地，而是说在必需的时候我们可以而且应该使用一部分耕地，不能让所谓的“红线”束缚我们的思想。毕竟，我们保护耕地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保证粮食产量，保障粮食安全，只要做到了这一点，办事的方式方法还是可以做一定的变通的。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
大家都知道，这些年来我国的商品是越来越丰富了，我们几乎可以制造所有东西，从纽扣、衬衫、皮鞋到冰箱、彩电、空调、电脑等，我们不但可以满足我们自己的消费需求而且还大量出口，被称为“制造业大国”。前些日子，一本由一个美国人所写的书《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它从一个方面也说明了我国的商品已经行销全球，“Made In China”随处可见确实是一个事实。
目前，我国已经逐渐形成了以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湾为代表的三大世界级制造基地。制造业的构成大致可以分为3块，17个行业，第一块是轻工业、纺织工业和日用品的制造，第二块主要是资源加工，包括石油化工、橡胶、非金属、金属冶炼，第三块是机械、电子类制造业。
但是如果你去问问那些制造业的企业主们他们的境况，应该会有很多人哭丧着脸告诉你，他们的日子很不好过。特别在前一段时间的宏观调控和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很多中国的制造企业纷纷倒闭。在去年，社会上广泛流传着“温州中小型企业大面积倒闭”的传言，着实吸引了相当的公众注意力，温州——这个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中活跃的先锋、市场化进程中的草根力量、拥有近30年来最脍炙人口的财富增长故事的城市，再次被聚焦和审视。
俗话说“三人成虎”，什么事情说的人多了似乎就有人信，忽悠永远都是会有市场的。其实这个流言的最初的版本是这样的：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在中央台《经济半小时》栏目中表示，温州共有30多万家中小企业，可能有20%左右的企业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可是一些无良媒体纷纷对此进行再加工和再创作，刻意突出“20%”这个概念，并以“倒闭”替换“停工或半停工”。对于这种偷换概念吸引眼球增加销量和点击率的做法，真的是很无聊，但是周德文同志还是坐不住了，在11月份他首次正面回应了这种流言：根据温州市经贸局的调查，约8%的企业倒闭，而不是像有些媒体宣传的那么离谱。
不管倒闭企业的比例是多少吧，反正中国制造企业前两年的情况很不妙是不争的事实。虽然今年我国的制造业和出口有了复苏的迹象，整个世界也正在从危机中爬出来，未来新一轮的全球经济增长似乎可以预见到了。然而，我们的制造业的硬伤到底在哪里？如果再来一次危机或动荡，我们的制造业还能挺过来吗？我认为有些事情我们如果再不重视、不去认真做，总有一天中国的制造业要走向毁灭，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被击败，甚至被像印度这样的国家所取代。
小链接1：
温州市的打火机企业数量已经从2006年、2007年的1000多家锐减到了70多家。来自温州市鞋革行业协会的消息称，现在还有2600家鞋类企业生存，2005年相关媒体报道，温州有鞋类企业近4000家，从业人员40多万人。在中国有纽扣、拉链之乡之称的桥头镇，纽扣厂家已经从鼎盛时期的560多家锐减到了现在的50多家。
位于珠三角的东莞市，有着“世界工厂”的称号。但是，近两年来，这里出现了上千家外资企业的倒闭和外迁。现在仍旧有部分企业正在经历“生死劫”。企业的倒闭又引起了更多的副业濒临破产。这种倒闭的根源在哪里呢？
在东莞市几个乡镇的大街上，你随处可以看到“厂房招租”的字样，在一些工业区内，不时会遇到正在找工作的打工者。他们大多数曾经在劳动密集型的企业里打工。根据相关调查，2008年东莞市招工的企业比往年减少了将近30%，东莞市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同比下降4.02%，出现了自2001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
那么我们的制造业为什么会出现上面的这种惨况呢？我想这还是很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为我们在最近几年所经历的经济大环境实在过于特殊了，前面我也已经谈到过，基本上该来的不该来的都凑合到一块儿了，乍一看很容易把人搞迷糊。
首先是因为2007年中国实在太热，到处都热，迫使政府进行了严厉的宏观调控，银根被紧缩。这一个紧缩不要紧，什么东西都被卡死了，固然冻结了部分想去楼市股市的资金，但同时也让中小企业更难得到贷款。前面我们已经谈到过中小企业融资本身就相当不容易，这下更是雪上加霜，成了没娘的孩子了。企业更加依赖民间拆借，融资成本大大上升了。而且原材料的涨价，《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使得雇佣劳动力的成本提高），人民币升值，节能减排政策的落实等一系列事件，都使得制造业的成本不断攀升，这使得本来就已经非常微薄的利润都被挤没了。
同时，我国那些制造业集中的区域一般都位于东部沿海地区，而那些地方的要素资源——土地、能源短缺，这也导致了企业成本的急剧上升。我国的制造业又大都实行“低成本、低价格”的竞争策略，靠量的扩张而非质的提升来进行恶性竞争，利润率被压得非常低。一旦外部宏观环境稍一改变马上就扛不住了，大家一起走向“同归于尽”。
以上是国内的因素，还有一些原因则来自国外。金融危机、经济低迷造成了外贸订单的直线下降。本来非常注重信用的老外，也开始说话不算数了，频频违约——这也是很自然的，人家自己都快活不下去了，还怎么能有信用？信用很重要，但信用不能当饭吃，看来关键的时候老外的信用也靠不住啊！老外日子不好过了，自然惹是生非的劲头也更足了，我国制造业的出口发生贸易争端的情况越来越频繁。
所有这些因素固然是客观存在的，但我们仍然要问：为什么有的企业能在这样的不利环境下逆势成长，而我国的大部分制造业企业却都发生了不同情况的经营困难呢？我们的制造业怎样才能提高自身抗风险能力呢？
关于这个问题，身为媒体焦点人物的郎咸平先生有过自己的鸿篇大论。我也曾经拜读过其这方面的言论和书籍，下面这一段节选自其《产业链阴谋》这本书：
小链接2：什么是所谓的产业链6+1？
实际上，任何行业的产业链，除了加工制造，还有六大环节：产品设计，原料采购，物流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正是这六大环节创造出了九美金的价值，而它们这六大环节就是整条产业链里面最有价值、能够创造出最多盈余的一环。不过在现在的全球竞争格局下，这些环节中最关键最赚钱的环节，几乎都不是我们中国企业所控制的；少数中国企业意识到了，继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可悲的是，大多数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还没有觉醒！
那些没有觉醒的大多数在国际分工之下，被分派到哪一个环节了呢？事实上，都被分到附加值最低的，浪费资源的，破坏环境的，不得不剥削劳动的——制造环节。而其他有价值的环节基本上全部掌握在欧美各国的手中。也就是说，当我们破坏环境、浪费资源、剥削劳动创造出一块钱血淋淋的产品之后，我们同时就替美国创造出九倍的价值。当我们创造出一万美元的价值之后，我们就同时替美国创造出九万美元的价值。因此中国越制造，美国越富裕。
2008年，英国的《金融时报》刊登了一个预测：由于美国经济的走弱，中国将于2009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国。2007年，随着制造业的GDP增加值达到13000亿美元，中国已然承担起了“世界工厂”的角色。然而郎咸平先生在博客上发表文章，认为中国根本不是制造业大国。他的依据就是上面提到的“产业链6+1”，他认为制造业不是一个点，而是一条链，我们只是掌握了其中的最低端、最没有利润的制造环节。对此，郎咸平先生开出的药方是，中国的制造业现在必须从那个“1”转向“6”，转向整个产业链的竞争，只有这样中国的制造业才有活路，而且他对中国制造业的前景表示悲观。
我拜读过不少郎先生的著作，虽然就我个人来说，对其很多观点不敢苟同，但是他的“产业链6+1”的论断我以为还是比较有启发意义的。我国今后要真正成为全球的制造业强国，必须整合产业链，变制造环节的竞争为整个产业链的竞争，这一点我认为是毫无疑义的。然而，郎先生提出这一点应该是我国制造业的远景，在近期，甚至对近十几年而言，我们还没有能力做到那一步，我估计这也是郎先生悲观情绪的由来。但是，我们短时间内做不到这一点就一定意味着我们的制造业没戏吗？我们是不是在现有的条件下还可以做一些工作呢？
我想答案是明显的。首先，我们在这里要抓住最为关键的一点，那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制造企业抗风险能力比较差？这里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利润率低。如果我们的制造企业能把利润率提上去，那么即使有什么风吹草动，也不会出现像前一段时间那样的倒闭潮。所以，目前想拯救我们的制造业，特别是制造型的中小企业，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千方百计提高利润率。大家可能会说了，你动动嘴皮子倒是简单，那么怎么提高利润率呢？
确实，这个说起来简单，做起来未必容易。这个可以从两方面来入手，一个是政府，另一个就是企业自身。从政府方面来说，它能做的仅仅是最笨拙、最没有技术含量的举措，比如提高出口退税率啊、提供各项优惠政策啊，等等，这些确实有立竿见影的作用的——其实也就跟向企业发钞票差不多，但是这些东西是不能持续的，所以它只能解燃眉之急。
于是，这个难题最后就又被抛给了我们的企业。那么企业能做什么呢？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再来谈谈商品的定价问题。商品的价格实际上是怎么决定的？我们前面已经谈到过了，任何商品的价格说到底都是由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所决定的。需求方面来自消费者，我们暂时不考虑。那么供给方面呢？
大家应该很容易就能想明白，如果一个市场只有一个供应商，那么这个供应商就完全能从自身利润最大化来决定商品的价格，这就是所谓的垄断，而一般垄断者都能获得高额的利润。垄断自然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情况，但即使我们做不到垄断也没关系，只要我们能在整个市场占有较大的份额，我们就能拥有较大的定价权，那么就可能实现更高的利润率。那么我们的商品在整个市场（世界市场）上占的份额有多少呢？
看到下面的数字，我估计大伙都会感到很欣慰。比如我们的电风扇、节能灯等商品的份额占到了世界的90%以上，显示器、自行车、MP3等都占到了世界市场的85%以上。事实上，根据全球行业咨询机构TDC的统计，全球75%的玩具产于中国，而服装、礼品、电子等消费品领域，中国也是绝对值超过50%的出口大国。那么从这个角度看，似乎我们应该能够掌握定价的主动权把成本的上升转嫁出去啊，为什么实际情况好像并非如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