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四辅臣就剩下遏必隆和鳌拜了，鳌拜更加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他在朝廷内外广树党羽，安插亲信，他的弟、侄都占据了重要的职位，实际上，鳌拜已经完全控制了国家的军政大权。他的弟弟穆里玛担任满洲都统，康熙二年被授为靖西将军，后被升为阿思哈尼哈番。他的另一个弟弟巴哈，顺治时任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鳌拜的一个儿子被封为和硕额驸，另一个儿子那摩佛担任领侍卫内大臣，后袭封二等公，加太子少师衔。那时候，凡是朝中大事，鳌拜召集他的亲信，就在家中做出决定，即使康熙帝不同意，他也强行贯彻执行。他曾强行颁布“圈地令”，致使数万人失业。另一方面，他规定了种种严刑苛法，动辄就实行酷刑。鳌拜一面培植死党，一面不择手段地排斥异己。许多官员因为违背他的意愿，被鳌拜找借口处死了。朝廷之中人人自危，无人敢说“不”字，即便在康熙面前，鳌拜也毫无顾忌，恣肆妄为，他的权势已经威胁到了皇帝的绝对权威，他的行为引起了康熙帝和孝庄太后的警惕。
尽管康熙帝还小，但颇有心计，时刻关注朝政，并认真学习处理朝政的方法。对于鳌拜的为所欲为，他时时都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同时也对鳌拜的错误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抵制和反驳。
康熙帝从亲政开始，就有意识地逐步摆脱鳌拜的控制，每当他亲临乾清门听政理事，总是直接召见满汉大臣商讨，如此一来便使鳌拜的权势有所下降。与此同时，康熙帝认为，长期任鳌拜胡作非为下去，将难以控制，于是他开始考虑如何除掉鳌拜集团了。
首先，康熙用权势来迷惑鳌拜。他下令封赏辅臣，把鳌拜授为一等公，鳌拜的二等公爵位，由他的儿子那摩佛承袭。后来康熙又加封鳌拜为太师，加封他的儿子那摩佛为太子少师。
接着，康熙召见他的亲信侍卫、索尼次子索额图进宫秘密策划。计议决定后，康熙帝下令挑选身体强健的少年进宫做扑击、摔跤等游戏活动，陪他娱乐。每次练习的时候，康熙都在一旁观看，即使鳌拜进宫，也不回避。鳌拜认为康熙喜欢和少年嬉戏，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少年将会威胁到自己。
最后，为避免发生意外，康熙开始削弱鳌拜的羽翼，在采取行动之前，康熙以各种名义将鳌拜的亲信派往外地。
康熙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康熙帝召集众少年，问道：“你们都是我忠诚的卫士，你们敬畏我还是敬畏鳌拜呢？”众少年同声回答：“我们都敬畏皇上！”康熙帝随即公布鳌拜所有的罪恶，并授计捉拿。当鳌拜被宣召进宫时，他毫无思想防范，康熙帝命令所有少年上前将鳌拜捉住。鳌拜还以为这是在游戏，并未在意，但看到康熙严肃的表情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顿时慌了手脚，不过为时已晚，这群少年已将他生擒。
康熙帝将鳌拜逮捕后，马上清剿鳌拜党羽，以鳌拜为首的政治集团迅速瓦解了，主要党羽都纷纷束手就擒。
康熙帝命和硕康亲王杰书等审查鳌拜及其党羽所犯罪行，列出了大罪三十条，其中包括欺君擅权，引用奸党，结党议政，杀苏克萨哈，擅杀苏纳海，更换旗地等，按法判处其死刑，没收其家产，其子纳穆福也被处死。
这时的鳌拜乞请再见皇上一面，康熙帝赐恩准见，鳌拜脱下衣服，露出为清朝多年血战留下的无数伤痕，恳求从轻发落。康熙帝动了恻隐之心，考虑到他为国家建树的功勋，不忍加诛，改死刑为拘禁，其子免死，同鳌拜一起监禁。
司马懿装病，于是曹爽便认为他已经无力与自己抗衡，不必担心他会威胁到自己；康熙一边增加曹操的权势，一边与小孩玩耍，于是鳌拜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最后，他们都打败了对手。
麻痹方法虽然有一定的实用性，但用起来却不是那么容易。要想通过麻痹对手来战胜对手，需要注意两点：
第一，掩饰会给对手造成巨大威胁的优势。竞争中，对手常常能够看到你的最大优势。因为，你的最大优势是真正令他感到担忧的地方。一旦你能够很好地掩饰住自己的这种优势，对手将会产生懈怠心理。掩饰优势的方法有很多，不过最实用的方法还是将优势“转化”成为劣势，正如司马懿和康熙的做法。
第二，自己要有一定的实力。在麻痹对方的时候，还要注意增强自己的实力或削弱对手的实力。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到以实击虚，用最小的代价换来最大的胜利。
做人心眼：
要想在竞争中获胜，除了有强大的实力外，还要有超凡的智慧。有时候，策略比实力更加重要。当自己实力弱小的时候，要想有所成就，必须要善于用自己的力量攻击对方的虚弱之处。即使对手没有虚弱之处，也要善于造成对手某方面的虚弱，从而将对手击垮。
3、戒除傲气，谦虚待人
傲慢的性格只会偶尔伤害你，而傲慢的表情则会使你不断受到伤害。
——狄德罗
《三国演义》中，作者对弥衡的描写虽然泼墨不多，但却尤为精彩。
曹操招安刘表时，弥衡正在献帝左右做事。为了保证招安顺利，贾诩进谏说：“刘表喜欢结交名流，要想招降他，一定要派一位有大才的人前去。”许攸向曹操推荐孔融，孔融转而推荐弥衡。
曹操得到献帝的许可后，派人将弥衡召至丞相府。弥衡行礼后，曹操并不令他就座。祢衡见曹操如此怠慢他，于是仰天叹道：“天地虽阔，何无一人也！”曹操说道：“我手下的几十个人都能称得上是当世英雄，你为什么说我帐下无人？”随后，弥衡问曹操手下都有哪些人。曹操一一列举，说荀彧、荀攸、郭嘉、程昱等四人“机深智远，虽萧何、陈平不及”；张辽、许褚、李典、乐进等四人“勇不可当，虽岑彭、马武不及”；吕虔、满宠可为从事，于禁、徐晃可为先锋；夏侯惇是天下奇才，曹子孝是世间福将。弥衡听完曹操的话后，把曹操提到的这些人大贬一通，说荀彧可以“吊丧问疾”，荀攸可以“看坟守墓”，程昱可以“关门闭户”，郭嘉可以“白词念赋”，张辽可以“击鼓鸣金”，许褚可以“牧牛放马”，乐进可以“取状读招”，李典可以“传书送檄”，吕虔可以“磨刀铸剑”，满宠可以“饮酒食糟”，于禁可以“负版筑墙”，徐晃可以“屠猪杀狗”，夏侯惇可以称为“完体将军”，曹子孝可以称为“要钱太守”，其他的人都是“衣架、饭囊、酒桶、肉袋”。曹操大怒道：“你又有什么能耐呢？”弥衡毫不掩饰，说自己“天文地理，无一不通；三教九流，无所不晓”，上可以“致君为尧、舜”，下可以“配德于孔、颜”。曹操见弥衡如此傲慢，本想杀他，但考虑到弥衡远近闻名，担心杀了他之后会影响到自己的名声，于是令他做了一个小小的鼓吏，想借此羞辱弥衡一番。
曹操让弥衡做鼓吏，弥衡并没有推辞。第二天，曹操大宴宾客，令鼓吏击鼓为乐。以前的鼓吏对弥衡说击鼓一定要更换新衣，弥衡并不理会。他来到大厅，击鼓演奏了一曲《渔阳三挝》，节奏异常美妙，使听者“莫不慷慨流涕”。曹操近臣向弥衡大声喝道：“为什么不换衣服？”没想到弥衡当着众人面脱下了衣服，“裸体而立，浑身尽露”。随后，他旁若无人般慢慢换上衣服。曹操叱责他说：“庙堂之上，你为什么这么无礼？”弥衡答道：“欺君罔上才是无礼的表现。我不过是露出父母给我的身体，显示自己的清白而已。”曹操顺势问道：“汝为清白，谁为污浊？”弥衡狠狠数落了曹操一番，说他不识贤愚是眼浊，不读诗书是口浊，不纳忠言是耳浊，不通古今是身浊，不容诸侯是腹浊，常怀篡逆是心浊，然后接着说道：“我是天下的名士，你却用我为鼓吏，如同阳货轻孔子，臧仓毁孟子！你想成就王霸大业，哪有如此怠慢贤士的道理？”
随后，曹操令弥衡以使者的身份去荆州招降，弥衡不答应。于是曹操一方面教人备了三匹马，派两个人挟着他前去，另一方面又让手下的文臣武将在城门外送他。曹操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表示对弥衡的尊重，另一方面又想借刘表之手除掉弥衡。弥衡到了荆州后，戏谑刘表。刘表同样不想背上害贤之名，于是又把弥衡送到了部下黄祖处。
一次，黄祖与祢衡共饮，不一会两人都有了醉意。黄祖问弥衡：“你在许都结识了哪些人？”弥衡答道：“大儿孔融，小儿杨修。除此二人，别无人物。”黄祖接着问道：“你看我怎么样？”弥衡答道：“你就像庙中供奉的神像，虽然受人祭祀，却一点都不灵验！”黄祖大怒，将弥衡斩杀。
弥衡是恃才傲物的典型，其命运无疑是悲惨的。从他与曹操的对话中可以看出，他也有成就一番事业的抱负。但是，就因为他的目中无人，不仅没有人愿意重用他，而且很多人都想除之而后快。
也有人说，弥衡如果遇到刘备，肯定会有一番作为，因为刘备是一个懂得宽容的人。如果仅从弥衡的才能方面讲，这是可能的。但是，刘备不是孤立的。如果他始终不能改掉嘲讽别人、贬低别人的本性，尽管刘备不会难为他，但很难保证刘备身边的人不会难为他。
要想成就大事，固然需要才能。但仅有才能是不够的，因为影响成功的因素有很多。如果不能与他人处理好关系，将会处处受到阻碍。
要想与他人处理好关系，首先要戒除傲气，以谦虚的态度与他人交往。
曾国藩说曾在家书中写道：“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历观名公巨卿，多以此二端败家丧生。余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笔下亦略近乎嚣讼。凡傲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语加人，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也。凡心中不可有所恃，心中有所恃则达于面貌，以门第言，我之物望大减，方且恐为子弟之累；以才识言，近今军中练出人才颇多，弟等亦无过人之处，皆不可恃。”
“余家后辈子弟，全未见过艰苦模样，眼孔大，口气大，呼奴喝婢，习惯自然，骄傲之气入于膏肓而不自觉，吾深以为虑。”
从上面文字可以看出，曾国藩十分谦虚。他认为自己享有大名，是因祖宗积德所致，且总觉名望太大，因此教育家人不可倚势骄人；傲气是致败的原因之一，并指出傲气的表现形式在言语、神气、面色三个方面。他谆谆告诫弟弟们要谦虚，对于没有经历过艰苦的后辈子弟，他更担心，怕他们不知不觉地染上骄傲的习气。
“天道忌盈”，是曾国藩颇欣赏的一句古话，他认为“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他“势不多使”的内容是“多管闲事，少断是非，无感者也无怕者，自然悠久矣”。他也很喜欢古人“花未全开月未圆”七个字，认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他主张“总须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
曾国藩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5月25日）给弟弟们的信中教诲说：“常存敬畏，勿谓家有人做官，而遂敢于侮人；勿谓己有文学，而遂敢于恃才傲人。”
后在军中，军务繁忙，他仍写信告诫沅弟说：“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
同治二年（1863年6月），曾国荃进军雨花台，立下战功，然其兄要求他“此等无形之功，吾辈不宜形诸奏牍，并不必腾诸口说，见诸书牍”，叫他不要表功，认为这是“谦字真功夫”。
曾氏为官不傲，也与磨练有关。道光年间，他在京做官，年轻气盛，时有傲气，“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咸丰初年，他在长沙办团练，也动辄指摘别人，与巡抚等人结怨甚深；咸丰五、六年间，在江西战场上，又与地方官员有隔阂。咸丰七、八年在家守制，经过一年多的反省，他开始认识到自己办事常不顺手的原因。他自述道：“近岁在外，恶（即憎恶）人以白眼蔑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进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又反省自己“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
他进一步悟出了一些为官之道：“长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因此，他自勉“只宜抑然自下”。在官场的磨砺之下，曾国藩日趋老成，到了晚年，他的“谦”守功夫实在了得。他不只对同僚下属相当谦让，就是对手中的权势，也常常辞让。
自从咸丰十一年（1861年6月）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位高名重，却多次上疏奏请减少自己的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协助他。他的谦让是出于真心，特别是后来身体状况日趋恶化，他更认为“居官不能视事，实属有玷此官”，多次恳请朝廷削减他的官职，使自己肩负的责任小些，以图保全晚节。
在居家生活中，曾国藩同样注意戒除傲气。他认为“傲为凶德，惰为衰气，二者皆败家之道……戒傲莫如多走路，少坐轿”。他不仅自律甚严，对自己的兄弟子侄也严戒其傲。
咸丰十一年（1861年3月14日），他曾给专在家中主持家务的澄弟写信，要他加强对在家子弟的教育，并对骄傲的几种表现形式做了阐述：“凡畏人，不敢妄议论者，谦谨者也，凡好讥评人短者，骄傲者也……谚云：‘富家子弟多骄，贵家子弟多傲。’非必锦衣玉食，动手打人而后谓之骄傲，但使志得意满毫无畏忌，开口议人短长，即是极骄极傲耳。”
曾国藩告诫子弟，千万要做到富不忘贫，贵不忘贱。既已做了仕宦之家，子弟便应力戒沾染官气，他说：“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他对家人坐轿一事都严加规范，指出四抬大轿“纪泽断不可坐，澄弟只可偶一坐之”，这种大轿不可入湘乡县城、衡阳府城，更不可入省城。并嘱咐澄弟对轿夫、挑夫要“有减无增”，随时留心此事。
曾国藩也力戒家人在家乡干预地方行政。他给家中写信说：“我家既为乡绅，万不可入署说公事，致为官长所鄙薄。即本家有事，情愿吃亏，万不可与人构讼，令长官疑为倚势凌人。”又告诫诸弟：“宜常存敬畏，勿谓家中有人做官，而遂敢于侮人。”
他力戒子弟不要递条子、走后门。儿子曾纪鸿中秀才后，数次到府城参加岁考科考，都不顺利。同治七年（1865年7月），已是大学士的曾国藩，特地写信告诫纪鸿：“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纪鸿没有中举，曾国藩就把儿子接到金陵衙署中亲自教学，始终未去走后门。
同治三年（1864年1月），纪鸿由长沙前往金陵，其父要他沿途不可惊动地方长官，能避开的尽量避开，并叮嘱船上的“大帅”旗“余未在船，不可误挂”。事无巨细，均考虑到一个“谦”字，可谓用心良苦。
除了为官、居家外，曾国藩在求学的过程中也处处体现出了谦虚。
千古以来，文人相轻，已成为一种老毛病。曾氏对此有清醒认识，力倡以“戒傲”医文人之短。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11月20日）他给家中的四位弟弟写信说：“吾人为学最要虚心。尝见朋友中有美材者，往往恃才傲物，动谓人不如己，见乡墨则骂乡墨不通，见会墨则骂会墨不通，既骂房官，又骂主考，未入学者则骂学院。平心而论，己之所作诗文，实无胜人之处；不特无胜人之处，而且有不堪对人之处。只为不肯反求诸己，便都见得人家不是，既骂考官，又骂同考而先得者。傲气既长，终不进功，所以潦倒一生而无寸进也。”
他告诫弟弟们不要恃才傲物，不见人家一点是处。傲气一旦增长，则终生难有进步。在信中，他又以自己的求学经历劝勉弟弟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