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卫东
朱同（1339－1385），安徽歙县人，明初名儒朱升之子，著有《覆瓿集》。《明史·朱升传》中说“同官礼部侍郎，坐事死”，显系非正常死亡。《明史稿·朱升传》、《（弘治）徽州府志·朱升传》都附有朱同小传，但都不详其死因。
有一则流传很广的说法是：“同以词翰受知，宫人多乞书便面。一日，御沟有浮尸，帝疑之，遂赐死。”（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引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便面，就是扇子，不想见人，以扇遮面，颇得其便，故名。明人范檩说，朱同“文才武略，图绘丹青，无所不精，时称为‘三绝’”（《覆瓿集跋》）在《覆瓿集》中，确实有许多题画、作画、题扇的记录。风流才子获得后宫佳丽的垂青，题个诗作个画什么的，确是一件美谈。没想出了事，疑心的皇帝不问青红皂白，杀了才子。这真是一桩让大众津津乐道的题材。
不过，这种说法的真实性，就连四库全书的编纂者们也都怀疑：“其说颇荒唐，未可信也。”四库词臣的考虑是有道理的。
明太祖向以雄猜著名，宫禁极严。在洪武初年编订的《祖训录》中，他规定：
凡宫闱当谨内外，后妃不许群臣谒见。群臣妻非夫命无故不许入宫，君亦无召见之礼。
凡私写文帖于外，写者、接者皆斩，知情者同罪，不知者不坐。
凡宫中遇有病者，仰御药局官唤到方脉科，或小儿科、外科等项医人，须要监官、门官、局官各一员，当直内使三名、老妇二名同医人进宫看视。……若当直内使并各官不行引进医人，止令老妇引至者，监官、门官、局官皆斩，内使并医人、老妇皆凌迟处死。如后妃、女孩儿等病者，轻则于乾清宫诊脉，如果病重者，方许白昼就房看视，不许夜唤医士进宫，违者，并唤医者皆斩。
《祖训录》后来修订为《皇明祖训》，宫禁更严，干脆连医生也不让进宫了：“凡宫中遇有疾病，不许唤医入内，止是说症取药。”《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二记载，洪武三年规定：“宫嫔以下，遇有病，虽医者不得入宫中，以其证（症）取药而已。”对于犯禁者，明太祖惩罚起来毫不留情。
洪武十六年，江夏侯周德兴的儿子周骥伙，同右军都督王诚的儿子王庸等入宫为非。太祖发觉后，虽然当时予以恩宥，但始终记恨在心。二十五年八月，以“帷德不修”罪名并诛周德兴父子。二十六年二月，将王诚牵连进蓝玉党案，王诚及其次子王序诛死。（朱元璋《逆臣录》卷一，谈迁《国榷》卷九）临川侯胡美因女儿入宫为贵妃，去了两次宫廷。他的小女婿和两个儿子也因为这层关系，两年间可能去了宫廷多次。结果洪武十七年，胡美以“二次入乱宫禁”，其子和小女婿以“宫中暗行二年余”，全部被杀。（潘柽章《国史考异》卷三）明太祖对功臣贵戚都如此防闲，可以想象，一般官僚与宫人交接就更不可能了。所以四库词臣的说法是对的。但是，他们也找不到朱同“坐事死”的真实缘由。
其实，只要仔细读一下朱同的《覆瓿集》，就可以了解朱同到底因何而死了。当然，四库词臣们编事繁忙，来不及细读，情有可原。《覆瓿集》卷三有组诗《遭诬得罪赋此以见志》，其一有“岂有黄金来暮夜，只惭白发老风波”句，其二有“自知廉洁可匡君，岂料颠连更殒身”句。结合二句，可知朱同是被人诬告受贿而下狱的。那么，他到底为何受到诬告受贿呢？
《遭诬得罪赋此以见志》诗题下有朱同自注：“乙丑三月”。乙丑为洪武十八年。恰恰这年三月，发生了明朝历史上一桩骇人听闻的大案。户部侍郎郭桓等官员通同作弊，盗卖官粮七百万石，这年三月被人告发。明太祖大开杀戒，数万人死于非命。六部官员无一得脱，“举部伏诛”，地方官吏也大都被牵连进去，而中等地主以上的家庭都因追赃而遭到“破家”之祸。全国上下，一片怨愤。御史余敏、丁廷举跟朱元璋说，这都是法司“迫切”所导致的恶果。明太祖便将审理郭桓案的官员审刑司右审刑吴庸等人处以“磔”刑（一种分裂受刑人肢体的酷刑），借此平息众怒。朱同是礼部侍郎，自然在“举部伏诛”之列；他之所以受诬告，也可以想象正是因为郭桓案。
可悲的是，他居然是刚刚升官就遭此大难。朱同有诗《升春官侍郎遣笃郎归寄陈姊夫德铭》，自注“乙丑二月”。春官侍郎，即礼部侍郎。（《（弘治）徽州府志·朱升传》说朱同“以升恩升礼部侍郎”是在洪武十五年，似误。当以朱同自叙为准。）可见，朱同遭到飞来横祸，被牵连进郭桓案，距离他做礼部侍郎仅仅一个月的时间，
与朱同同遭此祸的还有他的两个好友，范准和程伯静。此三人同岁同乡。范准和程伯静是表兄弟，从小就在一起。七岁那年，范准的舅舅聘请前翰林学士朱升做家塾先生。朱同也跟着父亲来到程家。从此，三人相识，一同读书玩耍。此后，三人各为官一方。洪武十八年，大概在相同的时间里，程伯静因“考最”而升任督府断事。稍后，范准也来到京师，任工部主事。这时，朱同和程伯静都已经受诬入狱，范准无由得见。最后，范准也“到任未及月而遭诬，不能复自明”。幸运的是，范准在狱中待了五十多天就被放了出来，并官复原职；但朱同和程伯静显然已经遭难。
洪武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范准在官署中看到《云溪归隐图》，触景生情，回忆起三人自小相交、亲密无间四十年的情景，不能自已，在此图卷末写下三人交往始末，寄交老家的弟弟范深源收藏，“庶后来之为子孙者有征焉”。（《范平仲书云溪归隐图后》）原来，早在洪武十五年，范准有事到京师，持《云溪归隐图》求朱同作前序。朱同在卷上题有一首绝句：
云溪归隐终难隐，客馆裁诗未是诗。
待到柴门重扫日，是余文债欲偿时。
朱同说题此绝句，是“为后会张本云”。然而，画图仍在，斯人已逝。无怪乎范准大动感情。
洪武年间党祸滔天，朱同等三人的遭遇似乎并不值得过多注意。但是，朱同之死还是让我萦萦于怀久之。朱同自己说：“自知廉洁可匡君，岂料颠连更殒身”，对自己的结局似乎无法理解。他知道自己是廉洁奉公的人，却居然被加以贪污受贿的罪名，更因此而死于非命，不是让人感到不平么？其实，早在十几年前，他的老父朱升就已经料到了朱同的结局。
这要从头说起。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朱元璋遣邓愈、胡大海攻下徽州。因邓愈的推荐，朱元璋召老儒朱升问时务。时年五十九的朱升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三策，朱元璋大喜，定为夺取天下的基本策略。朱升三策的高明在于审时度势，缩小目标，蓄积力量，以图最后胜利。朱升的谋略影响所及，延至600多年以后。1973年，毛泽东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备战口号。
这样，朱元璋在此后重要的军事行动中几乎都要咨询朱升的意见，而且也多如其所算。世人多知其三策，而对朱升此后对朱元璋的贡献多不明了，以为三策不过一老儒俗套而已。其实不然。朱同在其《翼运绩略》中详细叙述了乃父参赞军务的业绩。
正是由于朱升对朱明立国的贡献，朱元璋对这位“才佐帝业，学本国师，文注子经，武贯韬略”的“启运之臣”十分器重，曾题其楼居“梅花初月”匾额，又予以“免朝谒”的特权，尊之为“宗长阁下”。所谓“宗长”，这是朱升与皇帝老儿同姓的缘故。朱元璋在给朱升的诰词中就说朱升是“眷我同宗之老，实为耆哲之英”。又因朱升长朱元璋二十九岁，明太祖甚至跟朱升说：“朕与卿分则君臣，情同父子。”
朱升的见识显然非同常人。正如刘基功成身退一样，朱升也始终不肯长久留在朱元璋身边。朱元璋有事情就召他进京，而他也常常坚请告归，形成了“年年应召赴秦淮”的情形。终于在洪武二年三月请老归山。次年十二月，以疾卒于家。朱升是明初少有的一个得以善终的功臣。
在朱升请老的过程中，发生了很有趣的场景。皇帝想赐朱升爵位。朱升固辞不受，说：“臣的后人福薄，不敢叨受天恩。”皇帝问：“你有几个孩子？即使不受我的爵位，难道也不让他辅佐朕吗？”七十一岁的老人这时居然涕泣不止，哽咽着说：“臣有一子名同，对皇上的忠诚有余，但保身的智慧却很不足。臣怕以后他不得善终，所以不让他出仕。”皇帝叹道：“嘿，这是什么话？朕与卿分则君臣，情同父子，怎么猜疑到这种地步呢？”朱升说：“不是臣多虑，而是命运如此。但愿陛下可怜老臣，即使臣子获罪，请赐以全尸，我也就满足了。”说罢，泪流不止。朱元璋听得也很伤感，就赐给朱同免死券，好言安慰朱升。（《翼运绩略》）但直到朱升死后数年，朱同也没有出来做官。
很难想象，满腹韬略的朱升这时就像一个田家老头儿那样让人伤感。朱同是他独子，而且这个独子还来得不易。朱同出生时，朱升已经四十一岁了。他曾对朱同说：“我家高祖而下，承继宗祀的人，就你一个，对你的期望怎能不重？”每逢朱同生日，朱升都设奠悲泣，说：“我出生的时候，亲族邻里无不欢欣鼓舞来祝贺，你的祖父认为我‘必能显父母、报乡邦’。现在我虽然有这个志向，但未能都做到，实在有负亲族邻里的厚望。你出生的时候，大家也是这样欢喜。我来不及做的，希望你能够继续做，那样我的愿望就满足了。”
朱升精心教育孩子，不仅注重文才，而且锻炼武略。在朱同十九岁那年，也就是朱元璋下徽州的那年，朱升派朱同独自带着朱元璋的谕旨，去会休宁大坑口民兵千户方德厚，招服瑶民。范准说朱同“既优于学而机巧天成，故精于书，又善绘事，凡音律技艺之事，皆能谙焉。”范准族侄范檩也说朱同“文才武略，图绘丹青，无所不精”。可见朱同不负其父教导，颇有所成。朱升期望朱同成大器，就像天下的父母一样；然而，他又怕孩子成大器，在宦海风波中遭受灭顶之灾。于是，可怜的老人就借着皇恩浩荡，讨了一个免死券。
免死券的事情，朱同一直知道。洪武九年到十年之间，朱同重编《新安志》，记载“免死券”之事的《翼运绩略》被收入其中。洪武十年朱同已经四十岁了，尚未出仕。在《重编新安志序》中，他自称“新安布衣”。饱读诗书，文才武略具备，却迟迟不做官，当然有秉承其父告诫的原因。也许在编纂《翼运绩略》的过程中，朱同脑袋一热，心想有了免死券，还怕什么？次年，也就是洪武十一年，朱同以明经身份做了郡学教授。十三年，朱同来到了京师，做了吏部员外郎。十八年二月，升礼部侍郎。
在京的几年间，朱同的才能得以一一施展，朝廷的典章制作多出其手。朱同《遭诬得罪赋此以见志》中就有“典章事业历研磨”、“一代文章多制作”等句，概括了他这一段时期的人生状态。不料升任礼部侍郎刚刚一月，受诬入狱。功臣之子朱同有免死券，但是有什么用呢？难道要太祖高皇帝为地下的启运之臣实践诺言吗？心地单纯的朱同不觉感叹：“人情汹汹如何定，世事茫茫总莫伸”，“归魂不逐东流水，直上长江诉汨罗”。
说他心地单纯，不是没有来由。朱同曾经跟范准说过，我们自幼相处，至今快四十年了。此后聚散不可知，最好能够绘图作文记下我们的交往情况，这样使后来的人知道世代相交好也有来由啊。多么单纯的一个想法，多么浪漫的一个人。这情景是不是我们这些后来者似曾相识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有文采，有能力，却被卷入一桩弥天大案中，灰飞烟灭。而后世的人，却以为是风流文人，入宫为乱，罪有应得。呜呼！
近日在网上得阅汪红兴《清明馃香怀乡》一文，说徽州百姓做清明馃的习俗是为纪念朱升朱同父子而产生的，代代相传。若朱同地下有知，当欣慰于心吧。
据谈迁《国榷》记载，郭桓以及六部官员最后的下场是弃市，也就是在闹市中处决，陈尸街头。朱同无疑也在其中。至于是否因其父朱升“赐以完躯”的请求而得以全尸而亡，就不知道了。有学者说朱同是“赐自缢”（樊树志著《权与血——明帝国官场政治》页11），不知何据，但从朱升请求明太祖对其子赐以全尸来看，这似乎是朱元璋顾及朱升之请而格外开恩。
明太祖朱元璋鉴于元代吏治腐败，实行重典治国，对贪官污吏严惩不贷，其效果如《明史·循吏传序》所言：“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焕然丕变矣。下逮仁、宣，抚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者百余年。”虽有溢美，但大体属实。只是当时的政治体制，没有独立的司法制度，司法部门只是专制皇权的工具，主持其事者往往在事后被抛出来做替罪羊，以平息众怒，同样成为专制政治的牺牲品，审刑司右审刑吴庸等人的下场说明了这一点。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般都是专制者采取高压手段，打击一片，而不能甄别对待，一案所牵，动辄成百上千人，甚者过万。政治运动式的思维主宰了惩贪过程，皇帝一怒，臣下只有全体受过的份儿，甚或有人为求自保，而不惜诬告。在这种运动式的惩贪过程中，难免会玉石俱焚。朱同之死就是一例。而这种仅凭高压的惩贪，虽有一时之效，但最终不顶用。明代中期以后愈演愈烈的官场腐败就是证明。
（作者简介：徐卫东，1976年出生，安徽桐城人，副编审，中华书局人文图书编辑室副主任。主要编辑作品有《万历十五年》、《现代中国的历程》、《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秦始皇的秘密》、《这个天国不太平》、《1942：饥饿中国》、《山月记》等，2013年入选百道网首届“中国好编辑”人文类第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