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公超随蒋家小朝廷浮海南渡，他留在大陆的足迹与事功渐被岁月的流沙风尘掩没，留在幸存者记忆中的也只是鸿泥雪爪。加之叶公超弃学从政的偶然性与发迹、败落的突发性和神秘性，在时人和后世研究者眼里，叶氏成了宦海中谜一样的、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两栖类传奇物种。随着时间推移，即是他当年亲自执鞭教导过的弟子门生，对其印象也逐渐模糊，残存于脑际的只是几个残缺的碎片。
据清华外文系1933届学生许振德说，他进清华时，“大一外文系英文课由叶公超先生讲授，课本为英女作家名小说《傲慢与偏见》。叶先生时方而立之年，风度翩翩，不拘小节，春秋著西装，背部微驼，头式右分，一尘不染，隆冬天寒则著棉袍二，进教室授课前，先脱其一。先生授课只述大意，从不逐字解讲，但课文中遇有生字之稀见而重要者，则反复阐述，如Capital用为形容词时，即一例也。当时先生未婚，只身住北院，某岁圣诞夕曾偕好友钱锺书往谒。”
另有燕京大学校花赵萝蕤，在清华外文研究所读研究生时曾为叶公超的学生，抗战前赵氏翻译完美国诗人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的著名诗篇《荒原》后，出版前请叶公超作序，叶满口应诺并有些讨好地问：“要不要提你几句？”赵氏称自己当时很高傲，答：“那就不必了。”后来赵萝蕤在《我与艾略特》一文中说：“这篇精湛的序远远超出了我当时的水平，使译本生色许多，而当时的叶老师还是个才华出众的青年教授。”
然而，优秀青年教授叶老师的出众才华与主动献上的殷勤，被一代校花熟视无睹或者装傻充愣地挥之而去。这一招搞得老师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而最直接的一个后果，就是催生了叶公超与赵萝蕤燕大时期高一班的学姊袁永熹的结合，而叶、袁婚姻的悲剧也因此而铸就。
当此之时，同样未婚的校花赵萝蕤，对未婚青年才子叶公超殷勤伸来的橄榄枝置若罔闻，有自己的心理背景和理由。许多年后，当不再年轻漂亮的赵校花在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说：“如果说叶老师在什么地方有点令人不十分自在的，也许是他那自然而然的‘少爷’风度，当然决非‘纨绔子弟’的那一种。也许他的非凡才华使他有时锋芒毕露，不过绝没有咄咄逼人‘拒人于千里以外’的味道。人们还是喜欢听他那天南地北的神聊。我这位老师的‘修养’是不凡的。”
正因为叶老师的“少爷”风度，令一个“拘谨怕羞的姑娘”（赵萝蕤语），于“不自在”中缺少了一种信任感和更进一步的爱，从而没有随这位才华横溢的叶老师去研究当代外国文学，甚至只是“偶然到他那坐落在北院的家里”做了一回客，这一切自然令叶老师十分郁闷甚至有点恼怒。于是乎，身穿长衫，神情显得有点落拓，眉宇间不时作忧郁哀愁状，周身散发着中国传统士大夫和古典文学气味的一代才子陈梦家，就成为赵萝蕤芳心所属之人——人生姻缘原来如此诡秘、玄奥和不可思议。后来赵萝蕤记住了叶老师送给她和陈梦家的结婚礼物：一个可做灯具的朱红色大瓷瓶，一套带着硬壳的精装本哈代诗剧《统治者》，以及一个单人沙发床。——这便是赵萝蕤对这位风流倜傥的老师的大体记忆。
在西南联大外文系学生赵瑞蕻的印象中：“叶先生在外表有副西方绅士的派头，仿佛很神气，如果跟他接触多了，便会发现他是一个真诚、极有人情味儿的人，一个博学多才的知识分子。他并没有什么架子，相反的跟年轻同事相处得挺好，乐于助人，而且十分重视人才，爱护人才。”另一位西南联大的学生李赋宁总结叶公超先生授课的特点是：“先在黑板上用英文写下简明扼要的讲课要点，然后提纲挈领地加以解释说明。接着就是先生的自由发挥和当机立断的评论。这种教学法既保证了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传授，又能启发学生的独立思考和探索，并能培养学生高雅的趣味和准确可靠的鉴赏力。又加上叶先生英语语音的纯正、动听，遣词造句的幽默、秀逸，学生们一个个对叶先生的学问心悦诚服，无限景仰。”
与这些亲历者的回忆有异的是，在当年的西南联大外文系，曾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不少联大的学生认为这是钱锺书的言论，尽管后来杨绛撰文否认。但同为西南联大学生的许渊冲后来认为：“这句话看起来像是钱先生说的，因为它是一个警句。”到底叶公超是不是太懒？许渊冲认为：“作为学者，这话可能不无道理，因为胡适要他和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合译《莎士比亚全集》，结果他一本也没有翻，却让梁实秋一个人译完了。”
另，许渊冲在《钱钟书先生和我》一文中，列举了很多证据以证叶氏之懒：如叶的学生季羡林说：“他几乎从不讲解”；学生赵萝蕤说：“我猜他不怎么备课”；叶的同事柳无忌说：“这时的西南联大尚在草创阶段，三校合并，人事方面不免错综复杂，但我们的外文系却相安无事，那是由于公超（系主任）让教授各自为学，无为而治的政策——我甚至不能记忆我们是否开过系务会议。”对此，许渊冲以自己的身心感受“痛说革命家史”，谓：“还记得1939年10月2日我去外文系选课时，系主任叶先生坐在那里，吴宓先生站在他旁边，替他审查学生的选课单，他却动也不动，看也不看一眼，字也不签一个，只是盖个图章而已，真是够懒的了。”有好事者考证，钱锺书所写小说《围城》，那个诗人曹元朗的原型便是叶公超，倒不是因为叶公超有一张“圆如太极的肥脸”、“脸上一圈圈的笑疤，像投了石子的水面”，只因为曹元朗是留学牛津剑桥的新诗人。后来有一外国记者听到这一传闻专门采访过叶公超，问及他与钱锺书的师生缘，叶“顾左右而言他”，后来又说记不得有这么一号人了。
1938—1939年，杨振宁和许渊冲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一年级，都上过叶公超的英文课。但在杨生的眼中，叶的表现相当糟糕，杨说：“联大绝对是一流的大学。我们两人后来的工作都要感谢联大给我们的教育。但叶教授的英文课却很糟糕。他对学生不感兴趣，有时甚至要捉弄我们。我不记得从他那里学到什么东西，也许恐怕和我差不多。”——此为杨振宁为许渊冲《追忆逝水年华》作的一篇英文序言中的话，尽管事隔几十年，当年只有16岁的杨生，对这位叶老师的拙劣表现和不近人情仍耿耿于怀，亦可见当年的叶公超对这位后来获得诺奖的学生心灵的伤害是多么深刻。
对于叶公超弃学从政、一头扎于宦海扬风扎猛的得失，有一清华出身的老学生名王辛笛者，一度作痛心疾首状，呼曰：“在旧日师友之间，我们常常为公超先生在抗战期间由西南联大弃教从政深致惋叹，既为他一肚皮学问可惜，也都认为他哪里是个旧社会中做官的材料，却就此断送了他十三年教学的苜蓿生涯，这真是个时代的错误。如果他在后半生继续专心教书治学，他一定会在学问上做出一番业绩来。”
对于王辛笛之说，同为清华外文系叶氏门生、比王氏高一届的季羡林却不以为然，季说：第一年英文，教授就是叶公超先生，用的课本是英国女作家Jane Austen的Pride and Prejudice。公超先生的教学法非常奇特。他几乎从不讲解，一上堂，就让坐在前排的学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读原文，到了一定段落，他大声一喊：“Stop！”问大家有问题没有。没人回答，就让学生依次朗读下去，一直到下课。学生摸出了这个规律，谁愿意朗读，就坐在前排，否则往后坐。有人偶尔提一个问题，他断喝一声：“查字典去！”这一声狮子吼有大威力，从此天下太平，宇域宁静，相安无事，转瞬过了一年……谈到名士，中国分为真假两类，是真名士自风流，什么是真名士？只要把俞平伯与叶公超一比，泾渭立即分明。而“大家一致的意见是，俞是真名士，而叶是假装的名士。前者直率天成，一任自然；后者则难免有想引起‘轰动效应’之嫌。《世说新语》常以一句话或一件事，定人们的高下优劣。我们现在也从这一件事定二位的高下。”最后，季羡林语中带刺地反驳了辛氏痛心疾首的说辞，谓：“我的看法同辛笛大异其趣。根据我个人在同俞平伯先生对比中所得到的印象，我觉得，公超先生确是一个做官的材料。你能够想象俞平伯先生做官的样子吗？”
季氏所言比王辛笛辈一味抬捧吹嘘和作痛心疾首状面壁呼号，似更接近事实的本质，无论叶公超穿西装还是汉唐装，留分头、背头还是秃头，仅从留下的照片看，就是一派假模假样的假名士派头。而有不少谓叶“口衔一个栗色大烟斗，一派英国绅士风度”的吹捧者，更属扯淡之语，只要看一下叶叼烟斗的照片，不是活脱脱一个旧中国乡村地主少爷和纨绔子弟的做派吗？因而当年燕大校花赵萝蕤的眼睛还是比较亮而尖的，他看出了这位叶老师的“少爷”风度而敬而远之。事实上，在叶氏一生所结交的朋友中，与他掏心窝子交流之人恐怕还找不出一个——蒋梦麟最多算半个。这是他的性格决定的，也是其晚年悲剧的主要原因。
不管属不属于做官的材料，事实让人们看到的是，叶公超随溃退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赴台后，在一个不算太短的时间段落内，他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舟（钩）的。直到“内蒙入会案”出现，才翻船落水，一头栽入泥坑而无法脱身，并在泥猴一样翻滚腾跃而总是跳不出如来佛蒋氏父子手掌心的尴尬、郁愤中，度过了悲感交集的余生。、
1958年8月，叶公超由“外交部长”调任台湾当局“驻美大使”。1961年，联合国成员国召开会议，讨论包括外蒙古等诸国加入联合国问题。当此之时，以社会主义阵营老大自居的苏联透过美国对台北施加强大压力，阻止其对“外蒙入会案”使用否决权（南按：时台北当局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代表，握有否决权）。苏联对美国威胁道：如果台北否决外蒙的入会申请，苏联就否决拥美的非洲国家毛里塔尼亚入会，以作报复。美国为了使毛国顺利入会，遂要求在自己屁股后面“紧跟高举”的台北当局，对外蒙放弃使用否决权，理由是：毛国如遭否决，联合国内11个非洲法语系会员国必然会迁怒于台北，这十多个非洲国家一怒之下如果倒向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集团，对台北当局在联合国的地位和代表权必然构成挑战性威胁。因此，与苏联相抗的美国劝告台北不要因小失大，以免得不偿失。
面对苏联的要挟和美国的施压，台北当局表示了极大愤慨并作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抗议，制定了“不顾一切，否决到底”的行动方针，台岛各媒体也发动起来，投入到这一政策方针的大肆宣传活动中。一时间，整个台湾上下掀起了反对美苏粗暴干涉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权力和外蒙古入会的滔天巨浪。
时间在台北、美国、苏联等三方相互牵制又各不相让的尖锐冲突中一天天熬过，直至10月初，联合国安理会日期已定，情势紧迫，严阵对峙的僵局仍无松解的迹象。蒋介石不断拍发密电致常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和“驻美大使”叶公超，指示方针大计，最后对蒋、叶两位臣差在列强之间的斡旋与处置能力十分不满，乃在一电中训斥道：“弟平时一再请兄等在外发言务必慎重，以免引起揣测而损及立场，为敌所乘而影响交涉。今外蒙事谣诼纷纭，将何以收拾？……仍盼秉政府既定方针，据理力洽为是。”
在极度紧张沉闷的气氛中，“驻美大使”叶公超于10月14日奉召返台，此时距联合国安理会复会日期10月23日不到十天。因事出突然，叶以为是回台述职，或为“外蒙入会案”当面听旨，几天后必返美，因而只带了一只旅行箱，连办公室都没有收拾，便匆匆乘机抵达台北，暂住博爱宾馆。
叶公超在宾馆梳洗打扮一番，等待“总统”蒋公召见，结果是三天过去，一点召见的迹象也没有，而过去主动前来攀亲接故的官僚政客也不见了，自己被晾在宾馆里，成为一块没人理睬的洋干菜。既然上头没有召见的意思，耐不住孤寂冷清的叶氏便决定探亲访友，并于10月20日早上来到了胡适家。主客见面自是亲切，寒暄几句，叶说自己离美匆忙，竟把一根结实耐用的皮腰带忘于寝室。江冬秀听罢笑着说：“找条麻绳给你吧！”胡适说：“那怎么行，一个堂堂的驻美大使腰系麻绳出入厅堂，成何体统？”于是到卧室找了一条黑色的皮带送给叶，虽短了一些，但勉强可用。叶公超又抱怨台北天气闷热、流汗，衣服带得太少了。胡适又让王志维找了两件夏威夷衫送给叶。一番忙碌过后，胡适招待叶吃早点。饭后，原四川大学校长，时任台湾当局“教育部长”的黄季陆来访，几个人一起聊起天来，此时叶还不知道自己已不能返美了。
当叶公超告别胡适一家返回博爱宾馆的第二天，得知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华盛顿已发表声明，宣称美国强烈反对中共参加联合国或联合国所属的任何机构，强调“蒋总统所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合法的在联合国中代表中国……美国一直认为中华民国是唯一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且一直合力支持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内的地位与所有权利”。肯尼迪的声明经台湾岛内媒体报道，一般人尚未充分认识到这项声明与“外蒙入会案”有何直接关系，但从稍后“外交部”郑重其事地发表谈话，对肯尼迪总统声明表示“欢迎”等一系列动作分析，“外蒙入会案”已经出现了新的转折。
而这时，叶公超还不知道自己遭到了老蒋的暗算。但很快，便接到了一个召谕，大意是“总统”不召见了，叶也不必再回任所了，就在宾馆好吃好喝地蹲着吧。
叶公超听罢，如同晴天霹雳，想问几句为什么，传谕者早已离去。叶先是蹲在地板上发愣，接着是仰躺在沙发上发呆，继之绕室彷徨，足足三天三夜不吃不喝，直到困乏不堪，才一头倒在床上昏睡起来。未过几天，叶的“驻美大使”被正式免去，同时当局令他搬出博爱宾馆，到松江路一个小巷的院内居住。叶公超的外交生涯与从政之路算是折戟沉沙，就此梦断。
联合国安理会按预定时间召开，对立交锋了五个多月的“外蒙案”，在蒋介石同意并指使台北方面放弃使用否决权的让步下顺利结束，美、苏双方皆大欢喜，台湾当局也风波不惊，渐入沉寂。
由于叶公超奉召返台后，不到十天当局突然决定放弃否决外蒙入会，台岛和海外许多人士认为：叶公超一直不赞成对外蒙入会案持否决权，并与蒋公的战略方针有冲突，是他返台说服蒋介石“悬崖勒马”，最终放弃了否决权，因而他是保护台湾、免于“玉石俱焚”的一大功臣。想不到突又传出叶氏被罢黜的消息。这一变故，让世人陷入一个迷魂阵中，苦思冥想不得其解。